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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外匯市場中存在一種近乎“常識”的判斷:只要美元走弱,人民幣就應該升值。這種邏輯在相當長時間里確實成立,因此被反復強化,甚至演變成一種經驗法則。但在過去幾年,這一判斷越來越頻繁地失效。美元階段性回落時,人民幣并未同步走強,甚至有時出現相反走勢。市場開始意識到,一個曾經簡單有效的分析框架,正在失去解釋力。
這種舊思路形成的背景,其實與全球經濟結構的某一歷史階段密切相關。2005年至2014年前后,全球貿易擴張仍然強勁,中國出口競爭力持續提升,經常賬戶長期保持較高順差。在這一階段,人民幣匯率的核心驅動力是貿易結算與外匯流入,而美元指數更多反映的是歐美經濟周期差異。當美元因Federal Reserve寬松政策而走弱時,全球流動性充裕,資本與貿易順差共同推高人民幣,這種相關性看起來近乎必然。
但決定匯率的變量從來不只有一個。當中國經濟進入增速換擋階段,國際收支結構開始發生變化,人民幣匯率的定價邏輯也隨之改變。過去,貿易順差幾乎可以對沖資本流出,而如今,資本項目對匯率的影響明顯上升。企業對外投資、居民資產配置多元化、以及跨境資金流動的自由度提升,使得人民幣匯率越來越受到資本流動預期的影響,而不僅僅是貿易數據。
美元的含義也發生了變化。美元強弱不再只是反映美國經濟基本面,還反映全球避險情緒與金融周期。當全球市場波動加劇時,即便美國經濟并不強勁,資金仍可能回流美元資產。這意味著“美元弱”的定義本身變得更加復雜。有時美元指數回落,只是因為歐元或其他貨幣短期走強,并不代表全球資本正在流向新興市場。
更關鍵的變化在于利率差。匯率的短期波動,很大程度上由利差與資本回報率驅動。當中國人民銀行與Federal Reserve處于不同的政策周期時,即使美元階段性走弱,美元資產的收益率仍可能高于人民幣資產。資金在全球范圍內流動時,首先考慮的是風險調整后的回報,而不是簡單的貨幣強弱對比。利差的存在,使得人民幣不再具備過去那種“順周期升值”的天然條件。
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因素,是產業鏈與貿易結構的變化。中國仍然保持較大的貿易順差,但順差的來源正在改變。過去,順差主要來自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出口,而如今,高技術產品與中間品貿易占比上升,企業在全球布局產能,利潤與現金流未必全部回流境內。這種結構變化,使得貿易順差對外匯市場的直接支撐作用有所減弱。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人民幣匯率正在逐漸從“政策錨”轉向“市場錨”。在匯率彈性提高之后,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穩定性,往往比對美元的單一強弱更重要。換句話說,即便美元走弱,如果歐元、日元或其他主要貨幣升值幅度更大,人民幣對美元也未必同步升值。這種多邊匯率體系,使得單一貨幣對的邏輯變得不再可靠。
心理預期的變化同樣值得重視。過去,市場普遍認為人民幣長期單邊升值,這種預期本身就會吸引套利資本流入,進一步強化升值趨勢。而當匯率進入雙向波動區間后,單邊押注的吸引力下降,資本流動更加謹慎,匯率波動也更接近基本面均衡水平。換句話說,人民幣不再承擔“升值資產”的角色,而更像一種正常波動的主要貨幣。
如果把視角拉得更長遠,會發現全球貨幣體系本身也在發生變化。美元依然是主導貨幣,但全球貿易與投資正在變得更加多元化。越來越多的跨境結算開始使用本幣或第三方貨幣,這意味著美元指數與全球資金流向之間的關系正在弱化。在這種環境下,用“美元弱、人民幣強”來概括匯率趨勢,顯然過于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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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種線性的判斷之所以過時,并不是因為它曾經完全錯誤,而是因為支撐它成立的條件正在消失。匯率從來是多變量博弈的結果:經濟增長預期、利率差、資本流動、貿易結構、風險偏好、政策取向,這些因素的權重在不同階段不斷變化。當市場環境發生結構性轉折時,舊經驗往往會成為新的誤導。
未來判斷人民幣走勢,或許更需要關注兩個核心變量:一是中國經濟增長質量與資產回報率,二是全球資本在不同市場之間的風險定價。如果人民幣資產能夠提供穩定回報,并且宏觀環境具有確定性,那么即使美元并不明顯走弱,人民幣也可能保持穩定甚至升值;反之,如果內部回報率下降,即便美元走軟,人民幣也未必走強。
匯率的世界,從來不是簡單的蹺蹺板。舊的參照系正在瓦解,新的定價邏輯仍在形成。真正過時的,并不是某一個判斷,而是試圖用單一變量解釋復雜金融體系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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