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初中女生被索賠22萬：我們在害怕什么？

兩個初中女生扶起摔倒的老人，被索賠22萬。

作為一個南京人，看到這個新聞標題的時候，頓時恍惚了一下。

隨后我詳細看了下新聞，發現這個表述有問題。

事件非常簡單。一位年近60的老阿姨騎自行車，看到從巷子里騎電瓶車出來的兩個初中生，為了避讓，于是摔倒受傷。交警認定兩個女生應當為交通事故承擔次要責任。于是老人起訴兩個初中女生，要求索賠22.4萬元。

也就是說，老人索賠22萬，是因為避讓兩個女生，導致了摔傷；交警在責任認定中也為索賠提供了法律依據。

整個事件，與扶不扶老人沒有關系。

我們看一下事故發生時的視頻動圖。視頻沒有變速，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兩個女孩是不是應該為事故負責：

如果拿著放大鏡來看，兩位女同學有責任。

首先，騎車的女生靠左行駛，剛好和靠右的老人擠在同一個角落，視角范圍有限，確實危險；

其次，從視頻上看，騎車的女生在駛入岔路口的時候沒有減速；

為什么沒有減速呢？在視頻最開始，女生是右手握著車把，左手插兜，單手騎車。單手騎車剎車的時候，非常容易失控摔倒，所以女生可能沒有剎車減速。等看到老人時，才把左手從兜里掏出來，但是已經晚了。

最后，還有未成年人騎電動車且載人行駛的問題。

但即便如此，我真心問一句，這種情況，22萬的索賠，是不是太多了？

當然，我覺得是多了。

當然，這僅僅是老人單方面的索賠，法院不一定會支持。

但一個平平無奇的事故現場，和一個巨大的賠償之間的落差，確實讓人感到不適，甚至讓人焦慮、恐懼。

我們的恐懼之處，不在于雙方的是非對錯真相，不是交警的責任認定是否合理，而在于，我們發現，一個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行為，就可能讓我們陷入這種危機中。

由此我想起另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2021年，重慶一個以為垃圾車司機鳴笛，導致小區散步的一位72歲老人受驚摔倒，送醫后不治身亡。法院認為司機的鳴笛是老人身亡的直接誘因，責令賠償15萬元。

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

當然，上面兩個案件的當事人，都有自己的過錯。但是問題在于，即便我們把所有的過錯都剝離后，我們發現，當出現意外的時候，我們責任仍然難免。

就拿兩個女生被索賠22萬的事件來說，即便騎車的人是成年人，即便是靠右行駛，即便減速了，那么就能完全避免事故發生了嗎？

恐怕不行。一旦發生了事故，恐怕責任難免。

很多時候，法律挖空心思做的，僅僅是尋找一個審判理由。于是才產生王皓法官的那句“不是你撞的為什么要扶？”

法律總是能解釋一切，但法律無法安撫人心。因果不等于道德，責任也不等于公平。

但是我們又不能放棄法律。

法律是社會運轉的底線，是道德的最大公約數。法律必須用一條明確的、清晰的準則去對待形形色色的案件。

不同案件之間的情形，都略有不同。當法律的準繩和個體情形之間存在落差時，中間的縫隙就被大眾的恐懼和焦慮填滿。

這種情況，在現在這個群體對立、階層割裂的時代下更為明顯。

胖貓與譚竹，大同強奸案，貨拉拉跳車案，當年一個個引爆網絡的案件，都在用法律與道德之間巨大的落差，不斷挑逗著大眾的神經。

這種對風險的畏懼，正在把年輕人馴化成一種新的現代人，不結婚、不社交、不主動、不共情，只求無責的生活。

當善良需要承擔不可承受的風險時，退出公共生活，反而成了最理性的選擇。偏偏這又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選擇。

這不是道德淪喪，或者誰變壞了，而是系統不獎勵善意時，人們的理性選擇。

這是一個高度理性和低度信任疊加的時代。人們不再期待彼此的善，只是在算計制度會不會為自己兜底；人們不再討論應不應該扶“老人”，而是反復在法律的字里行間中尋求不被牽涉的可能。

這可能要引向一個溫度漸冰的社會——運轉高效，卻脆弱冷硬；井然有序，卻人人自危。

如果一個社會只能靠回避風險來維持理性，那么它遲早會在某個無人愿意伸手的瞬間，付出更大的代價。屆時，倒下的，未必是老人，也可能是每一個旁觀已久的人。

我們期待這個社會，不再繼續滑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