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東北二王案催生新中國首張通緝令

1983年5月中旬，那是個讓很多老一輩人印象深刻的日子。

大街小巷的墻壁上、電線桿子上，冷不丁冒出了一張張白紙黑字的告示。

那上面印著兩張黑白大頭照，底下赫然寫著一個驚人的數字：賞金兩千塊。

得知道，那時候大家伙兒辛辛苦苦干一個月，工資也就三四十塊錢。

兩千塊是個什么概念？

簡直就是一筆能改變命運的巨款。

這是咱們國家建國以后，公安部門頭一回用懸賞的方式來抓人。

費這么大勁，甚至不惜打破常規，到底是為了抓誰？

那是因為，按老法子根本抓不住這倆人。

這兩個從沈陽竄出來的亡命徒，手上有命案，一路往南跑，橫穿了大半個中國。

各地的警察被他們折騰得夠嗆，卻連個人影都摸不著。

這事兒表面看是兩個悍匪在逃亡，其實往深了看，是那時候咱們治安體系跟不上形勢了，正經歷著一場脫胎換骨的陣痛。

這筆血債，還得從那年大年三十說起。

把時間撥回到1983年2月12日，沈陽空軍463醫院。

外頭正熱鬧著，鞭炮聲震天響，可醫院里頭卻出了樁看著不大的亂子：兩個人鬼鬼祟祟溜進小賣部，順走了三條香煙、一千來塊現金，順帶還拿了三十包味精。

為了這點過年的東西，至于嗎？

按正常人的腦子想，這就是倆毛賊干的偷雞摸狗的事兒。

當時值班的人也是這么琢磨的，就把形跡可疑的王宗坊、王宗瑋兩兄弟給攔下了，帶到外科診室盤查。

可誰能想到，這值班人員犯了個大忌：站在他對面的，壓根不是什么小蟊賊。

那個當弟弟的王宗瑋，在部隊混了四年。

但這四年兵當得，心思全歪了，他不光沒學好，反而從部隊里順走了五顆手雷和一百多發子彈。

這還不算完，早些時候，他和哥哥王宗坊膽大包天，連大北監獄駐軍值班室里的三支手槍都給偷了出來。

這時候，兩邊的底牌完全不對等。

醫院這邊以為是在處理治安糾紛，頂多拘留幾天；可“二王”心里跟明鏡似的：身上揣著真家伙，背著盜竊軍火的重罪，只要露餡，那就是個死。

面對盤問，王宗瑋一聲沒吭，反手就是一槍。

這一瞬間的反應，冷血到了極點，也快得嚇人——結果是四死三傷。

政治部副主任周化民、教導員劉福山、還有醫生孫維金、司機畢繼兵，四條鮮活的生命，當場就沒了。

槍聲一響，這事兒的性質就徹底變了。

等沈陽的警察火急火燎趕到現場，只看到滿地的血跡和尸體。

兇手早就趁著除夕夜亂哄哄的勁兒，跳上了南下的47次列車，跑沒影了。

這時候，擺在公安面前的是個沒法解的死結：那個年代，沒監控、沒聯網，通訊基本靠吼或者拍電報，想在茫茫人海里抓兩個流動的持槍悍匪，難如登天。

后來的七個月，事實狠狠地教育了所有人：這場追捕，太難了。

回顧“二王”這一路的逃亡，簡直就是對著當時治安系統的軟肋猛戳。

他們能連續五次從包圍圈里溜走，真不是因為他們戰術有多高明，純粹是利用了“時間差”和“信息差”。

頭一回交手，案發才三天，在47次列車上。

乘警剛摸到王宗坊包里的硬家伙，王宗瑋立馬開槍傷人，倆人趁亂跳車，鉆進了夜色里。

過了兩天，第二回在湖南衡陽。

有個叫伍國英的干部在一間空房里撞見了這倆貨，趕緊下樓報警。

可等警察設好卡子準備堵人時，人家早搶了自行車，打死一個、打傷三個，鉆進深山老林不見了。

第三回是3月3日，武漢第四醫院。

倆人把發現他們的實習醫生打暈了。

警察雖然聞訊趕來，但這倆人藏得太好，又讓他們給跑了。

到了3月25日，在武漢岱山檢查站，發生了第四次和第五次沖突。

面對檢查，王宗瑋那是殺紅了眼，再次開槍，把站長和民警等四人打死，然后搶了輛車揚長而去。

你看這五次遭遇戰，套路簡直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一旦被發現——立馬開槍殺人——趁著混亂逃之夭夭。

這暴露出一個讓人臉紅的現實：當時咱們基層的民警和保衛人員，無論是手里的家伙事兒還是腦子里的弦，都根本應付不了這種手里有軍用武器、心狠手辣的亡命徒。

咱們的警察在明處，手里拿的是短槍，有的甚至赤手空拳；人家在暗處，手里是偷來的軍火，而且隨時準備拼命。

這仗，沒法打。

過去那種“陣地戰”——靠各地公安守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在流竄作案面前徹底失靈。

等湖北的警察剛設好卡，人家可能早就溜到安徽地界了。

路子必須得變。

于是，就有了開頭那一幕：公安部直接發通緝令。

這背后的算盤是這么打的：既然警力不夠用，那就把老百姓都發動起來。

把這倆人的長相告訴全中國幾億人，把原本只有幾個警察盯著的線索，變成“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提供線索給五百，抓住了給一千，幫忙抓住給兩千。

這錢花得值不值？

太值了。

通緝令一貼出去，效果那是立竿見影。

雖說“二王”躲了一陣子沒露頭，但他們能活動的地方越來越小。

旅館不敢住，車不敢坐，只能像野人一樣在山溝溝里鉆，靠偷個自行車、搶個蚊帳維持生活。

最后的決戰，定在了江西廣昌。

9月13日，廣昌民政局的人在路邊瞅見兩個鬼鬼祟祟的家伙。

這時候，通緝令的威力顯出來了。

這回，公安部那是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價，必須把這倆禍害給滅了！”

這哪是抓人啊，這就是一場仗。

指揮部一口氣調來了公安、武警、部隊、民兵，加起來快三萬人。

在廣昌盱江林場布下了天羅地網，整整拉了四道防線。

三萬人圍兩個。

這就叫“飽和式打擊”。

為啥搞這么大陣仗？

因為實在不能再讓他們跑了。

這七個月，這倆人流竄作案，那是把法律的尊嚴踩在腳底下摩擦，老百姓早就嚇得人心惶惶。

9月18日傍晚，算總賬的時候到了。

武警參謀吳增興帶著隊伍搜山，正好撞見從山坡往下滑的“二王”。

哪怕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王宗瑋還是死不悔改，舉槍就打。

激烈的槍戰中，才30歲的吳增興不幸胸口中彈，壯烈犧牲，班長甘象清也受了重傷。

但這回，他們就是插上翅膀也飛不出去了。

憤怒的武警戰士沒再給他們任何喘息的機會。

一頓密集的火力覆蓋下去，王宗坊和王宗瑋被打成了篩子，當場斃命。

這一天，距離那個血腥的大年三十，整整過去了七個月零六天。

兩個惡魔死了，連上法庭的機會都沒有。

對這種背了好幾條人命的狂徒來說，直接擊斃也許是最痛快的結局。

但這事兒完了以后，留下的思考遠不止那兩具尸體。

現在回過頭看，1983年的這個案子，把咱們在社會轉型期治安管理上的短板暴露得一覽無余。

裝備太差、信息不通暢、跨省配合費勁。

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以后保不齊還會冒出“三王”、“四王”。

正是這場代價慘痛的追捕，逼出了后來的一系列大變革。

1984年1月，公安部在總結報告里痛定思痛。

從那以后，特警隊開始組建了，指揮中心有了，應急預案也完善了，警察手里的裝備也開始更新換代。

那個“全國通緝”的路子，后來也成了打擊流竄犯罪的標準動作。

如果說“二王”的罪行是在社會身上劃了一道大口子，那么傷口愈合后長出來的新肉，就是中國現代警務機制的雛形。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殘酷無情，進步這兩個字，往往是用血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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