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柔不柔：周至柔的性格和命運

1954年的臺北街頭，出了一樁稀罕事。

那年六月，國民黨軍隊的“參謀總長”周至柔到了卸任的時候。

照那時候的官場規矩，在這個位子上，只要蔣介石點頭，想賴著不走是常態。

連老蔣都松口了，大筆一揮：特批，準你再干一屆。

換成旁人，這可是求之不得的“圣眷”。

可周至柔倒好，他干了件讓人跌破眼鏡的事——把那張委任狀給退了回去。

理由硬邦邦的一句話：這軍隊主管的任期規矩，當初是我定下的。

要是我帶頭破壞規矩，往后誰還聽我的？

蔣介石也沒轍，只好順水推舟，換了桂永清來接班。

這一出，乍看像是周至柔品德高尚，不戀權。

可要是把日子往前翻，你會發現這壓根不是什么簡單的謙讓，而是一套極其冷靜的“生存算法”。

周至柔這輩子，最擅長的就是做這種看著吃虧、實則是給自己留后路的買賣。

把時針撥回到二十一年前，1933年。

那會兒的周至柔，在陸軍第十八軍當副軍長，是陳誠身邊的紅人，正跟著蔣介石在江西這片大山里搞“圍剿”。

論出身，他是保定軍校八期的高材生，還在黃埔軍校當過教官，在陸軍這一畝三分地上，那是前程似錦。

可偏偏這時候，蔣介石給他派了個苦差事：去歐美考察航空。

這話說得好聽，其實就是讓他脫了陸軍的軍裝，去搞當時中國幾乎是兩眼一抹黑的空軍。

在那個講究“槍桿子就是地盤”的年代，扔下擁兵自重的陸軍去擺弄幾架飛機，跟流放也差不多。

周至柔二話沒說，卷鋪蓋就走了。

到了洋人的地界，他才發現麻煩大了：不懂技術，人家拿鼻孔看你；不會英語，更是成了聾子瞎子。

那年他快四十了，竟然做了一個看起來挺笨的決定：從零開始學。

死磕英語，還硬是學會了開飛機。

回國后，蔣介石讓他接手中央航空學校。

周至柔上任時撂下一句大白話：“想開飯店，老板得先學會掌勺。

不然大廚一拿捏，這店就得黃。”

為了不被手底下的飛行員架空，這位堂堂校長，經常一個人開著飛機往上海跑，就為了練手。

他心里這筆賬算得門兒清：只有成了內行，才能壓得住那幫傲氣的飛行員；只有懂行，將來真打起空戰來，才不會被人牽著鼻子走。

真正的鬼門關，在1937年8月撞上了。

淞滬會戰眼看就要打響，擺在周至柔面前的牌爛得不能再爛。

日本海軍航空隊在臺灣和海上的航母里，塞滿了先進戰機，隨時準備把中國空軍扼殺在搖籃里。

反觀咱們這邊，折騰了好幾年，滿打滿算也就湊了十個大隊，三百來架各式各樣的飛機。

這仗怎么打？

要是按老規矩，把飛機撒胡椒面一樣分到各個城市搞防守，這幾百架飛機也就是幾天的消耗量。

周至柔把心一橫，賭了一把大的：所有家底集中起來，主動找人干架。

8月13日，上海那邊槍聲一響。

當天半夜，周至柔拍了板：別等日本人來炸咱們了，不管是掛炸彈的，還是打空戰的，全給我飛出去。

目標很明確：長江里的日本第三艦隊，還有匯山碼頭那一堆正準備登陸的鬼子。

就在這節骨眼上，出了個岔子。

第四大隊的大隊長高志航，火急火燎地從周家口飛過來請戰。

當時長江下游暴雨傾盆，天黑得像鍋底，壓根不是飛行的天氣。

更要命的是，第四大隊剛在杭州筧橋機場落地，警報就嗷嗷叫了起來——日本人的轟炸機摸過來了。

這時候要是換個猶豫點的指揮官，估計就下令疏散躲避了。

可周至柔給高志航的命令就兩個字：升空，揍他！

就是在這個雨夜，高志航帶著鄭少愚、李桂丹這幫兄弟，油箱都快見底了，連口水都沒顧上喝，硬著頭皮拉起了機頭。

結局讓全世界都傻了眼：干下來三架日機，中國空軍愣是以0:3的戰績，剃了日本人一個光頭。

這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814空戰”，也是“空軍節”的來歷。

這場勝利，不在于打掉幾架飛機，而是把日本航空兵“不可戰勝”的神話給捅破了。

為了證明這不是吹牛，周至柔甚至親自領著外國記者去看飛機殘骸，因為洋人壓根不信中國空軍有這能耐。

話說回來，打仗不是靠一次偷襲就能定乾坤的。

隨著日本人砸進來的兵力越來越多，天上的主動權慢慢丟了。

在這個漫長的拉鋸戰里，周至柔露出了性格里冷冰冰的一面。

作為空軍的大管家，他知道飛機這玩意兒是個易耗品，摔一架少一架。

到了抗戰后半段，為了保住這點家底，他不得不經常下令避戰，要么躲著不飛，要么專挑夜里或者爛天氣出門。

這種“算計”，到了1949年簡直發揮到了極致。

那是國民黨眼看就要崩盤的前夜。

陸軍還在淮海戰場上做困獸之斗的時候，周至柔已經在琢磨怎么“跑路”了。

他先是跟蔣介石打了招呼，偷偷派人去臺灣把機場和宿舍修整好。

緊接著，他做了一個在當時特別容易動搖軍心的決定：把空軍的器材家當全運往臺灣，只要是沒有飛行任務的飛行員和家屬，先撤。

這步棋走得極險，搞不好就要背上“臨陣脫逃”的罵名。

可從國民黨保存實力的角度看，恰恰是這步棋，讓國民黨空軍在大陸兵敗如山倒的時候，還能成建制地把老底帶到了臺灣。

當然，撤退歸撤退，該下狠手的時候，周至柔一點沒手軟。

1949年2月，國民黨海軍那艘最大的“重慶號”巡洋艦宣布起義。

周至柔接到命令，連眼皮都沒眨，直接派出重型轟炸機，扔了幾十顆重磅炸彈，硬生生把自己海軍昔日的王牌給炸沉在了葫蘆島。

對自己人狠，對老百姓更狠。

內戰打得最兇的時候，為了配合地面部隊，他指揮空軍沒少往延安扔炸彈，甚至在1947年初，下令戰機去掃射解放區那些正在搶修黃河大堤的民工。

在那個立場的周至柔眼里，這都是為了贏必須付出的“代價”。

到了臺灣，周至柔的角色又變了。

1950年，他爬到了總參謀長的位子，升了二級陸軍上將。

這會兒他要對付的，不是解放軍，而是國民黨軍隊肚子里的蛔蟲：貪污、吃空餉、拉幫結派。

好多敗退到臺灣的將領，還在搞“山頭”那一套，把部隊當成自家的私產。

周至柔怎么治這幫人？

他使了兩招殺手锏。

第一招：查戶口。

他把三軍八十四萬人的花名冊，一個一個地過篩子，最后硬是砍到了五十九萬七千人。

剩下那二十多萬的“空額”，全給凍結了。

這一下子，不知道斷了多少長官發財的路子。

第二招：立規矩。

為了打破派系壟斷，他搞了個“主管官任期制”，規定參謀總長這位置，頂多連任一次。

為了把這個規矩立住，他在1952年先辭了空軍總司令。

到了1954年，他又鐵了心辭去參謀總長。

他心里跟明鏡似的：想在臺灣那個爛攤子上把軍隊搞正規了，必須得有人先革自己的命。

要是連定規矩的人都賴在臺上不下來，那這制度就是一張廢紙。

交出兵權后的周至柔，日子過得反而挺時髦。

他去當過臺灣省政府主席，后來又搞搞國家建設。

但他最讓人津津樂道的，居然是對體育的癡迷。

他在臺灣有個綽號叫“高爾夫球之父”。

在臺北，不管你是大官還是老百姓，只要想學球，他都樂意教。

他還特別看重圍棋天才林海峰，沒少給人撐腰。

1986年，周至柔中風了，左半邊身子不太聽使喚。

即便這樣，他每天還得坐著輪椅去上半天班。

這會兒的老爺子，就干一件事：看書。

而且有個怪癖，只看中外的新書、新雜志，老皇歷一概不翻。

有人好奇問他為啥。

這位87歲的老人撂下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咱們都是從舊時代過來的老古董，得知道現在這世道變成了啥樣。”

回頭看周至柔這一輩子，從陸軍跳到空軍，從大陸跑到臺灣，從掌權到放權，他好像永遠在適應這種“變化”。

他不是飛得最高的那個飛行員，也不是打仗最兇的猛將。

但在歷史的轉彎口，他總是那個能算出最優解、并且敢下手去干的人。

1986年8月29日，周至柔走了。

很難用一個詞來概括他的一生：他是抗戰時的硬骨頭，也是內戰時的劊子手；他是制度的泥瓦匠，也是親手終結自己權力的怪人。

唯一能肯定的是，他心里的那本賬，一直算到了最后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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