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花爆竹禁放之爭：并非對與錯的判定，而是取與舍的權衡

文 | 楊燦楊（策論研究者）

據地方政府通報，2月18日，湖北襄陽宜城市鄭集鎮金鋪村的一家百貨店，發生煙花爆竹爆燃事故，造成12人遇難，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

2月15日，江蘇省連云港市東海縣石榴街道東安村，因村民個人燃放煙花不當，引發附近煙花爆竹經營部爆燃，造成8人死亡、2人輕微灼傷。

短短三天，兩起事故，20人遇難。慘痛現實，如冷水澆頭，事故發生后，本已限放的地區，也悄然收緊了政策。

一個被爭論多年的話題再度引發熱議：煙花爆竹究竟該不該禁？

支持禁燃禁放者認為：每年春節，因燃放煙花爆竹導致炸傷、燒傷、死亡的案例屢見不鮮；作為易燃易爆物品，在制作、銷售、運輸、燃放各個環節，都極易造成安全事故；引發的事故，需要浪費消防、急救、公安等大量公共資源；空氣污染、噪音污染，讓人不勝其煩，滿地碎屑給環衛工人增加負擔。

反對禁燃禁放者認為：除夕夜燃放煙花爆竹，是多年來的傳統習俗、文化符號，是趨吉避兇、辭舊迎新的重要儀式，給人帶來心理慰藉；煙花爆竹是年味最直接的體現，能瞬間打破平日的寂靜，營造出喜慶、熱鬧的節日氣氛；在婚喪嫁娶、慶典等場合，燃放煙花爆竹，是不可或缺的情感表達；煙花爆竹的生產、銷售是某些地區重要的地方產業，為數以萬計的從業者提供了工作。

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孰是孰非，難有定論。

一旦發生事故，支持禁止政策者會說：讓那些非要放煙花爆竹的出來走走，是人命重要還是年味重要？

反對禁止政策的也不甘示弱：喝水還能嗆死人呢，車禍每天都在發生，還能把汽車都給禁了？

這樣的對話，也并非全是情緒宣泄，雙方其實共同指向了一個問題：公共政策應該如何制定，才能顧及到更多人，實現利益最大化？

《墨子·大取》說：于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

簡而言之，就是“不必拘泥是非對錯，兩害相衡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

從現實來看，單靠一紙禁令，根本無法禁止燃放煙花爆竹，這是相關部門必須要正視的問題。

以河北省為例，多地早早就下達了全域、全年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禁令，甚至不惜動用警車、無人機巡邏，安排工作人員拿著掃描儀挨家挨戶搜查；但是到了大年三十，祭祖的人們寧可被警車追著滿麥田跑，也要放炮；除夕夜里，依舊炮竹聲聲，煙花四起，有的讓九十多歲的奶奶去點，就看你敢不敢抓走；有的說自己家發現去年存貨，除夕發現只好立刻銷毀……多少警力、多少志愿者、多少村干部才能夠制止全民放煙花爆竹呢？

這樣一幕幕斗智斗勇的短視頻被傳到網上，荒誕又心酸。一項政策，與深厚的文化習俗、廣泛的民意基礎發生了沖突，單純依靠行政強制力，是否真的能達成治理目標？

一味的禁止固然簡單，卻傷害了民眾的情感，大家期待的，是有力度又有溫度的政策。

以其他國家為例，在燃放煙花爆竹政策上，有以下類型：

嚴管型：據央視新聞報道，2025年7月1日，荷蘭參議院以較大優勢投票通過禁令，禁止個人在跨年夜燃放煙花爆竹，自2026年至2027年跨年夜生效。此前，荷蘭眾議院已經批準了這一禁令。

疏導型：據北京青年報報道，根據煙火制品指令2013/29/EU和EN 15947的標準，煙花在歐洲分為不同類別。他們通過精細化的分類、嚴格的時段和地點管控，將風險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內，既滿足民眾需求，又維護公共秩序。

以德國為例，燃放煙花需遵循年齡與類別規定：F1類，12歲以上可以放；F2類，18歲以上可以放；F3和F4，專業人士可以放，用于慶典活動的專業級煙花，在普通銷售渠道是買不到的。

在英國，只有年滿18周歲才能購買煙花，公共場合禁止燃放，F1至F3為公眾可用，F4限專業。除非法律有特定允許，晚上11點至凌晨7點之間，任何人都不得燃放煙花。

篝火之夜，允許燃放到午夜12點；跨年夜、排燈節、中國春節，允許燃放到凌晨1點。這就避免了因不分晝夜亂放而擾民的問題。

反觀我們當下的政策，各省不一樣，同一省份的不同地市，也不一樣。有的地方，政策不明、規則不一，又缺乏相應的管理手段。結果，就是你禁你的，我放我的，甚至上演貓鼠游戲、打游擊的鬧劇。

由此可見，堵不如疏。我們不妨采取拿來主義，分類、分時段管理，合法引導民眾。

在重大慶典、節日方面。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維多利亞港舉行煙花匯演，總時長23分38秒，燃放3萬9888枚煙花。2024年，湖南瀏陽的特效煙花亮相巴黎奧運會開幕式，不是贏得了滿堂喝彩嗎？

在農村地區，文化娛樂本就稀缺，辛苦在外一年，春節想圖個熱鬧，這個愿望如何疏解？

未必有標準答案，只要共同的目標是留住年味、守住平安，更好的方案就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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