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70年剛開年，寒風刮在臉上像刀割一樣。
北沙洋農場死氣沉沉的夜里，忽然響起一陣砸門聲。
有個年輕干事把胡友松從鋪上叫起來，話里沒頭沒尾：“明兒個別下地了。
北京那邊來了電話，票都買妥了，趕緊收拾東西走人。”
這事兒來得太邪乎。
前腳她還在荒地里刨土，被周圍人指指戳戳當個“改造分子”看；眨眼功夫，就要被接回皇城根兒底下。
咋會有這么一道急令？
根子在兩天前的國務院碰頭會上。
聽到底下人念叨“李宗仁的老婆胡友松給送去勞改了”，周總理眉頭鎖成了疙瘩，猛地拍了一下桌案。
“偌大一個北京城，難道連個胡友松都容不下？”
這話就像驚雷一樣。
沒多大功夫，電話線就接通了農場那邊。
不少人覺得這是總理心善。
沒錯，是心軟，可光看這點，就把政治家的眼界看窄了。
周總理心里的算盤，打得比誰都精：胡友松不光是個女流之輩，她是李宗仁回國這面“統戰大旗”上最后一塊補丁。
要是李宗仁尸骨未寒，遺孀就被發配去勞改，往后誰還敢信“愛國一家”這話？
接她回來，保的不是一個人，是信譽。
可對胡友松來講，這種大起大落的日子，早就見怪不怪了。
把日歷翻回四年前，1966年夏天。
后海李家大宅里，正辦著一場挺別扭的喜事。
新郎李宗仁，七十四了，前朝代總統，那是統戰的大紅人。
新娘胡友松，二十七，醫院里的小護士。
這場“老少配”在當時那是炸了鍋的。
有人嚼舌根說她貪財，有人說她圖權。
可你要是扒開她當時的處境看，與其說是貪心，倒不如說是想活命。
那會兒的胡友松，手里抓的全是爛牌。
出身成分太“復雜”——傳言她是影星胡蝶的私生女，甚至說是戴笠的種。
從小被扔在上海，后來跟著軍閥姨太太混，學費被敗光，好不容易當了護士，看著穩當，其實腳底下全是坑。
談個對象是醫生，剛有點苗頭，就被男方家里嫌棄出身不好，硬生生拆散了。
在那個看成分的年代，她這種人就跟站在懸崖邊上似的，風一吹就得掉下去。
偏偏這時候，李宗仁來了。
1965年底，原配剛走。
組織上怕老爺子身體扛不住，就在護士堆里挑人。
這話傳到胡友松耳朵里，擺明了是個兩難的選擇：
路子一：繼續當小護士，背著黑鍋在眼看要來的風暴里遭罪，搞不好就得被踩進泥里。
路子二：嫁給大自己快五十歲的李宗仁，背個罵名，但能找個大樹底下好乘涼。
換你你咋選？
胡友松咬牙選了后一條路。
但她腦子清楚得很。
還沒等她想好，專車就堵門口了。
外頭等著看笑話，看這個年輕女人咋把李公館鬧得雞飛狗跳。
結果她進門頭一件事就是立規矩：存折、鑰匙、值錢玩意兒，她一概不沾手，全還給李宗仁。
她就管兩樣：倒茶，遞藥。
這招實在高明。
她用這種職業化的法子，把保姆和老婆的界限劃開了，也堵住了旁人的嘴。
幾個月下來，連李宗仁兒子都服氣：“這姑娘把我爸伺候得沒話說。”
這樁婚事，兩頭都算沒虧：李宗仁臨走前有了伴，胡友松找了個暫時的避難所。
可惜，這把保護傘太不結實。
1969年冬天，李宗仁不行了。
臨走前拉著她的手，就留下一句：“好好活。”
人一走，茶就涼。
保護層一撤，日子立馬露出了猙獰面目。
守靈才三天，房子鑰匙就被收走了。
胡友松提著箱子站在雪窩子里，看著屋里燈亮燈滅，又成了沒家的人。
緊接著，舉報信就到了案頭，說她跟戴笠有瓜葛。
調查組也不啰嗦，直接把她發配去了農場。
從座上賓到階下囚，也就是喘口氣的功夫。
農場那日子真不是人過的。
白天干重活，晚上寫檢討，凍得直哆嗦。
身子骨弄壞了，心臟出了毛病。
眼看這輩子要完，直到周總理發了那通火。
回京后，世上沒了胡友松。
招待所桌上多了張工作證，寫著“王曦”。
在廠子里，她是悶葫蘆“王曦”。
日子過得像白開水。
可有個怪事：工資條上老多出幾塊錢補貼。
這錢發的時間，總跟總理辦公室的問候信湊一塊兒。
旁人以為她是關系戶，只有干部知道分量：總理每年春節都問一句“胡友松咋樣了”。
哪怕到了1976年病重，還強撐著問：“她過年能過好嗎？”
半個月后，總理走了。
追悼會外頭人山人海，她躲在后頭，沒掉淚，光是低著頭。
她心里明鏡似的：這世上唯一肯護著她的人，沒了。
進了八十年代，天亮了。
北京城風氣變了，胡友松經人撮合結了次婚，但這日子過得小心翼翼，半年就離了。
她說自己命硬。
這時候，她干了件讓人摸不著頭腦的事。
申請去了故宮修檔案。
審批下來得挺快，這也算對她那特殊身份的一種認可。
按理說，手里攥著李宗仁的遺物，隨便拿出一件都能換大錢，或者換點好待遇。
可她偏不。
墨盒、拐杖、扣子，整理得清清爽爽，全捐給了臺兒莊紀念館。
同事納悶：“你自己日子過得緊巴，咋舍得送人？”
她回得輕描淡寫：“公家的東西，就該回公家去。”
這話聽著官腔，其實是她想跟過去做個了斷。
前半輩子被裹著走，晚年不想靠賣“李宗仁遺孀”的名頭過活。
捐東西，就是告訴大伙：我跟那段歷史沾邊，但我不是那段歷史的附屬品。
修書的時候，她常自嘲：“人在大浪里算個屁，碰到個明白人拉一把，才算活過來了。”
這里頭，有對總理的念想，也有對自己這輩子的嘆氣。
90年代拆遷，街道想讓她住集體宿舍，她不干，非要在故宮邊上找個小窩。
有人勸她：“這回可沒人替你拍桌子嘍。”
她笑笑沒吱聲。
搬家那天，蹬著個三輪車，家當全在車上。
路過午門，風一吹，衣裳里露出一行繡字——“李敬之贈”。
她摁了摁口袋，迎著刺眼的日頭接著蹬。
老了以后，日子碎得像渣。
去醫院看病還用舊卡，護士喊號沒人注意那行改過的名字。
她不提當年，只在每年七月，自個兒去趟八寶山。
放束菊花，站一根煙的功夫。
不多待。
李宗仁走了半個世紀，外人還念叨那段爺孫戀，念叨周總理那一嗓子。
可在故宮的新冊子上，她的介紹就幾個字：“李宗仁遺物捐贈人（曾用名王曦）”。
三行字，把一輩子交代完了。
這也是她給自己做的最后一次主：走得干脆，不帶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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