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伯里案看特朗普政府對美國憲政的沖擊

1803年，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在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中寫下了美國憲政史上最有力、最具影響的判詞：“解釋法律，正是司法機關的職權和職責所在。”“合眾國司法機關有權管轄一切基于憲法所生之糾紛。”這一判決確立了聯邦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權，使司法機關從美國憲法確立的三權分立中最弱的一支，一躍成為與總統和立法機關平起平坐且是憲法秩序的最終守護者。

然而，兩百二十余年后的今天，當特朗普政府第二次入主白宮，這套奠基在馬伯里案之上的憲政架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從廢除“出生公民權”、越權加征關稅、非法驅逐移民，到強行調動國民警衛隊干涉地方執法、恐嚇大學及律師事務所；從繞開國會大規模簽署行政令、非法解雇政府職員、越權干預選舉，到以政治忠誠度重塑聯邦司法系統，特朗普政府的種種舉措不僅在侵蝕三權分立、聯邦與各州分權治理的根基，更可能使馬歇爾當年精心設計的制度安排，成為刺向美國憲政民主的一記“回旋鏢”。

一、馬伯里案的憲政遺產：司法審查與權力制衡的制度邏輯

要理解特朗普政府對美國憲政制度的沖擊，首先必須回溯馬伯里案所確立的憲政原則及其制度邏輯。該案起源于1800年總統大選后的政黨更迭：卸任總統亞當斯在離任前夜突擊任命了一批聯邦黨人擔任治安法官，但部分委任狀未及送達；新任總統杰斐遜指示國務卿麥迪遜扣押這些委任狀，馬伯里因此訴至最高法院。

馬歇爾大法官在判決中巧妙地處理了這一政治困局。他首先確認馬伯里有權獲得委任狀，且法律應當為其提供救濟——這向聯邦黨人示了好；但他隨后指出，馬伯里依據《1789年司法法》第13條直接向最高法院起訴是錯誤的，該條款擴大了憲法規定的最高法院初審管轄權，因此違憲無效。通過宣告國會立法違憲，馬歇爾既避免了與行政權的直接對抗，又為最高法院贏得了審查法律合憲性的權力。

馬伯里案確立了美國憲政制度的三大支柱：其一，司法審查原則——法院有權判斷立法和行政行為是否違憲，違憲的法律無效；其二，憲法優位性——憲法是最高法律，任何與憲法抵觸的法令均屬無效；其三，政治問題不審查原則——涉及總統政治裁量權的事項不受司法審查，但法定義務的履行則屬法院管轄范圍。這三項原則共同構建了美國三權分立的制度平衡：司法權既不干預行政權的政治裁量，又在憲法問題上擁有最終發言權。

這一制度設計的前提是：法官獨立于黨派政治，依據憲法和法律而非個人忠誠作出裁判。正如馬歇爾在判詞中所言，美國是“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然而，這一前提在特朗普時代正被系統性地瓦解。

二、特朗普政府對美國憲政制度的系統性侵蝕

2025年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總統以來，如前文所述，其施政舉措在多方面觸及美國憲政制度的底線，其影響之深遠，已非傳統意義上的政策之爭，而直指美國制度之根基。僅從兩件事著手分析：

（一）調動國民警衛隊干涉地方執法：聯邦制原則的破壞

國民警衛隊是美國各州的武裝力量。美國憲法第十修正案將未授予聯邦的權力保留給各州，國民警衛隊傳統上由州長指揮，聯邦政府僅在特定情況下可將其“聯邦化”，某種意義上也受聯邦與州雙重領導。但《地方保安隊法》明確規定，聯邦政府調動國民警衛隊需經州長同意，或證明“常規力量”不足以執行法律。

然而，2025年6月，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錄，未經加州州長同意，下令部署2000名加州國民警衛隊成員進入洛杉磯，以應對執法引起的抗議活動；2025年8月，特朗普以恢復秩序和公共安全為由，派遣國民警衛隊進駐華盛頓特區；2025年10月，特朗普政府以打擊犯罪為由，強行向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派遣國民警衛隊。

上述動用國民警衛隊的行為，均引起各地州長強烈反對。加州州長紐森直言：“沒人讓你來！”全美各地爆發大規模反特朗普集會和游行。伊利諾伊州州長普里茨克直指特朗普政府此舉為“入侵”，指控聯邦政府“非法、危險且違憲”。針對特朗普政府動用國民警衛隊的做法，聯邦地區法官佩里發布臨時限制令，認為證據不支持“叛亂危險”的存在，政府未能證明已先行使用“常規力量”。第七巡回上訴法院雖允許聯邦控制國民警衛隊，但仍維持禁止部署的禁令，強調“政治反對不等于叛亂”。

然而，特朗普公開聲稱，必要時將援引《反叛亂法》繞開法院限制。這一表態意味著：當司法裁決對其不利時，行政權可以選擇無視或規避。如果這一先例成立，馬伯里案所確立的司法最終裁決權將形同虛設。

（二）司法任命的“忠誠測試”：司法獨立的侵蝕

特朗普對司法體系的影響遠不止于行政與州的對抗。他對那些作出不利于他的裁判的法官公開提出批評。2025年，在哈佛大學訴特朗普政府非法凍結聯邦資金案中，特朗普抨擊主審法官艾莉森·伯勒斯，稱她“系統性地接管了多起哈佛大學相關案件”，質疑為何由這名“憎恨特朗普”的法官審理，稱裁決“注定會給我們國家的人民帶來損失”。為此，特朗普明確表示第二任期將任命“忠誠可靠”的法官。其提名第三巡回上訴法院法官埃米爾·博夫的邏輯直白得驚人：博夫曾是特朗普的刑事辯護律師，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稱其“絕不會讓你失望”，“會做任何讓美國再次偉大的事情”。司法部長邦迪甚至通知美國律師協會，將阻礙其在審查司法提名中的傳統作用。

這一轉變觸及馬伯里案的核心假設。馬歇爾設想的法官是依據憲法和法律獨立裁決的司法者，而非任命者的政治代理人。美國兩百多年歷史表明，當“忠誠測試”取代專業資質成為司法任命的標準，當大法官的裁決被期待服務于總統而非憲法，司法獨立便名存實亡。

三、馬伯里案的“回旋鏢”：司法審查制度的自我悖論

馬伯里案的偉大之處，在于馬歇爾以退為進，通過放棄對個案的具體管轄權，換取了司法對憲法解釋的最高權威。然而，這一制度設計包含一個深刻的悖論：司法審查權的效力，最終依賴于行政和立法分支的自愿服從。正如大法官羅伯特·杰克遜在“布朗訴艾森”一案中所言：“我們之所以最終說了算，并非因為我們一定是對的；我們之所以是對的，只是因為我們最終說了算。”法院的權威來自社會對法治的普遍尊崇。

這一悖論在特朗普時代被推向極致。當總統公開表示可能無視法院命令，當副總統聲稱“法官無權控制行政權的合法權力”，則意味著司法審查制度賴以存在的社會共識正在瓦解。更深遠的影響在于：如果行政權可以選擇性地遵守法院裁決，那么馬伯里案所確立的“憲法是最高法律”的原則便成一紙空文。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不少法官都堅守了司法底線。面對特朗普政府不斷擴張的行政權，許多地方法院法官以判決叫停。特朗普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也并未完全如其所愿。在2025年3月特朗普政府凍結全球衛生援助資金的案件中，特朗普提名的巴雷特大法官與首席大法官羅伯茨聯手自由派，以5比4否決了政府行政令。巴雷特的邏輯源于原旨主義：根據《1974年預算凍結控制法》，總統無權擅自凍結國會已撥款的資金——這是憲法賦予國會的“錢袋子權力”。

四、三權分立的未來：美國會走向“行政國”嗎？

面對特朗普政府的沖擊，美國三權分立的未來走向何方？或許存在三種可能的前景：

其一，“行政至上”的強化。如果特朗普政府得以繼續擴大行政權，參眾兩院繼續被共和黨控制并聽命于特朗普，且特朗普利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權力，以“忠誠而非合格”為標準任命法官，則美國可能走向一種“行政國”模式——總統成為三權中的主導者，國會和法院退居次席。這一模式若成立，美國憲政傳統將發生根本性斷裂。

其二，司法與立法的制度性反擊。從目前情況看，聯邦法院在多起案件中暫時阻止了特朗普政府的違憲行動，24個州的總檢察長聯合反對國民警衛隊部署。這種司法與州的聯盟可能形成制衡力量。若美國中期選舉出現變局（目前看可能性較大），則特朗普擴張行政權將受到遏制。

其三，美國社會重拾共識。馬伯里案的權威最終來源于美國社會對“法治而非人治”的共同信仰。退休大法官布雷耶曾說：“美國人已習慣于遵守法院裁決，如同呼吸空氣般自然。”他是在告訴我們：美國人骨子里信仰法治，這種習慣或許暫時會被打破，但不會被顛覆。特朗普不過是美國的異數，等到特朗普任期結束，美國還會是那個美國。美國人最終會重拾共識，這或許很艱難，但也是美國人最根本的出路。

當然，歷史不會簡單重復，也無法推演，但往往押著相似的韻腳。當年馬歇爾以退為進，為美國贏得了司法審查的制度遺產；今天的挑戰在于，如何在行政權膨脹的時代守護這份遺產。馬伯里案留給后世最珍貴的啟示或許在于：憲法的生命不在于條文本身，而在于一代代人對其原則的堅守。正如馬歇爾所言，美國是“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這句話在今天，比兩百多年前更需要被美國人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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