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廣州巨富的末路：半身不遂被親侄扔在地上，1874年慘死！

1874年五月的人和事都在這棟潘公館里收攏，屋子陰冷潮濕，衣物單薄，氣味散得很慢，他在地上發出短促的聲音，眼神發直，門外沒人停步，腳步聲滑過去像與他無關的風，他的手試著撐地，沒力氣，地面冰得透骨，角落里只剩一些舊箱舊器，前廳往昔的熱鬧和喧嘩已經不在。

轉回去看他走過的路，廣州商界里一度風頭正盛，出手闊綽卻講章法，既做外貿的生意，也做洋務里的事，修園子，造壺，海山仙館的匾額掛上去時人潮望進來，“潘壺”的器型定下去時老茶客把玩不放手，清廷看重他的膽識和辦法，戰事吃緊時他把錢和物都往前線推，愿意擔起那份事。

出身不顯赫，家里做小本經營，學東西快，腦子靈，二十來歲就扎進市面最熱的地方，一口通商把全國的窗子只留在廣州一隅，西關十三行的行號招牌一塊塊掛起來，洋商、行商、貨主都在那條街上穿行，他開洋行，先把貨路和賬路理順，把口碑做出來，第一桶金在賬本上記得很清楚。

外面常有人說他是鹽里起家，他自己不多辯，《杜鳳治日記》的字句落下，原話寫著“開洋行大發財，洋行敗，改辦臨全埠鹽務數年”，這是當時官員聽來查過的說法，前后次第就這么排好，先是外貿起勢，后是鹽務接棒，路徑沒有拐彎。

外貿的買賣越做越大，絲綢、茶葉、陶瓷走遠洋，鐘表、器械、奢侈用物入中土，他在人與人之間把信任先鋪上，見官面能說理，見商友能算細賬，港口的貨倉夜里燈不熄，賬房里的算盤從早撥到晚，交往的圈子一層層擴出去，事推進得很穩。

壺器也在那會兒定了范，紫砂的胎土扎實，線條不花，蓋沿按上一個小小的“潘”字，老手一拿就懂，談資從席間延到茶攤，后來人提到清中期的器型，這只“潘壺”常常被放到重要的位置。

人來人往，門口的車幾乎不散，禮帖一沓沓送進來，招呼不完，商路、官路、學人之路交織，你來我往都在他掌心有序，他的名字被放在許多口供出的位置，談生意要見他，談機械要見他，談船炮也要見他，權與責、利與義，平衡拿得住。

轉折點也在眼前，洋行走到某個臺階，他把精力引向鹽務，這塊地方牽扯人多，規矩重，鹽課、鹽運、鹽引的章程層層套疊，舊風氣盤根，賬簿上不止買賣一行字，他做事還按市面的直來直往，遇到盤根錯節就慢，他守數守章，補不滿那些窟窿，時間一久，消磨的不是熱心，是體力與資源。

家事也在這時候松動，支派多，產業散，守著老法子難把每個節點捆緊，街坊傳言越滾越大，府里人手時多時少，院里的器物被人打量，賬房鑰匙來回換，舊部下在新格局里找不到彼此的眼神，風聲收不住，人心也收不住。

1874年五月的那一天，他臥著起不來，被抬被拽，親侄帶人進門，口氣沖，動作急，把人從床上扔到地面，屋里沒有勸解的聲音，他的手指抓到地面邊角，指尖發白，說明書與契據散了一地，角落里堆著的器物沒有人再扶起，他身上的力氣已經用盡，生命的最后時刻在這樣一間偏房里安靜地走完。

把前后合在一起看，少年進市，青年立身，壯年兼商與工，既為家計，也為時局出力，園林與器物留下了審美與工藝，海上的船與江里的雷說明他在技術引進上的決心，鹽務的那段路提醒后來者，商業之術一套，制度之維又是一套，不在一個平面上說成敗。

他的名字同十三行、同海山仙館、同“潘壺”一起被人反復提起，史料里有《杜鳳治日記》的那行字，地方志里有園林的記載，舊報里有船炮試制的消息，商界的路徑、家族的分合、時代的浪潮，都在他身上留下清晰痕跡。

留給后來人的念想很樸素，做事要把長板立起來，把短板看清楚，家業要有人接住，制度要有人維護，財富與聲望能搭起一段時間的橋，橋下的水還要靠規則與人心去穩住，面對變化，學與變都不能少，存量守好，增量開新，這樣的路走起來才有把握。

潘仕成的生平像一幅卷軸緩緩鋪開，榮與衰都在畫面里，個人的勁頭與時代的脈搏糾纏在一起，讀完不急著評斷，把事實放在前頭，把經驗放在心里，后來的人再做選擇，心里會更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