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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歷春節次日,日本政壇迎來關鍵轉折點。當地時間2月18日,日本國會啟動新一屆首相指名選舉程序。在眾議院首輪投票中,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以354張贊成票強勢過半;當日下午,參議院展開表決,首輪無人跨過半數門檻,高市早苗與“中道改革聯合”黨魁小川淳也雙雙進入第二輪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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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六十分鐘,第二輪計票結果揭曉——高市早苗再獲125票支持,總得票穩超法定門檻。至此,她連任日本首相已成定局,政治格局再無懸念,權力交接進入不可逆階段。
依照憲法慣例,首相任命儀式高效完成全部法定流程,高市早苗正式宣誓就職,成為日本憲政史上第105位內閣總理大臣。她的第二個任期,在零爭議、零波折、零意外的節奏中,全面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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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其核心團隊的高度延續性:林芳正、茂木敏充、小泉進次郎、木原稔等上屆內閣骨干成員,悉數留任,職位未作任何調整,整體班底幾乎實現整建制平移。
在日本政治生態中,內閣改組時保留部分資深閣僚并不罕見,但如此徹底、系統、無差別地復刻前屆執政架構,在近年歷次政權更迭中實屬罕見,堪稱一次教科書級的“無縫續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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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高度穩定的組閣方式,釋放出極為清晰的政策信號:未來數年,日本施政主軸不會轉向,既定方針將保持連貫性,重大改革節奏不會松動,高市早苗將堅定延續上一任期的戰略路徑,不做方向性修正,只做執行層優化。
不過,各界目光聚焦之處,并非此刻的順遂開局,而是那條被反復確認的前行道路究竟通向何處?這場看似毫無阻力的高票勝出,不過是漫長征途的第一步;真正的壓力測試,才剛剛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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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最直白的語言概括高市早苗新任期的經濟主軸,答案只有一個詞:“加碼投入”。沒有概念包裝,不設理論門檻,本質就是通過擴大財政支出激活內需引擎。
她為這套策略冠以官方稱謂——“審慎而進取的財政方針”,實質內涵十分明確:加大公共投資力度、加快基礎設施更新、深化結構性減稅、強化民生補貼覆蓋。就連此前規劃中擬于2026年實施的食品及飲料消費稅上調方案,也被正式宣布延后兩年執行,暫不列入近期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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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策邏輯鏈條清晰有力:借助政府資金撬動民間消費意愿,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增強終端購買能力,同步緩解通脹持續攀升對普通家庭造成的實際負擔,讓民眾真實感受到生活品質的邊際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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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思路聽來務實可行,亦具短期見效潛力,但橫亙其前的現實障礙異常嚴峻——日本政府債務總額已飆升至GDP的250%以上。換言之,在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中,唯有日本獨自站在這一歷史高位,其他國家均遠未觸及該警戒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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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長期被視作債務風險代表的美國為例,其聯邦債務占GDP比重僅約122%,尚不足日本的一半。形象地說,日本正背負著相當于自身經濟總量2.5倍的債務負重前行,步履本已沉重;而高市早苗卻選擇踩下財政油門,進一步提速支出節奏——這無疑是一場關乎國運走向的極限博弈。
她押注的核心變量有三:減稅能切實提振消費信心,基建投資可帶動產業鏈復蘇,短期刺激效應足以壓制中長期債務壓力的加速顯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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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業內共識早已形成:日本經濟深層癥結,絕非靠財政擴張一劑猛藥即可根治。人口結構持續惡化、勞動年齡人口年均遞減、創新動能趨于疲軟、全要素生產率長期低位徘徊……這些根植于社會肌理的系統性難題,單靠資金輸血難以逆轉,更無法支撐可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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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領域的高風險押注,僅是序章;真正令東亞鄰國高度警覺、密集研判的,是她手中另一張極具分量的戰略牌——修憲與軍事體制重構。早在2月8日舉行的眾議院大選中,高市早苗率領的自民黨斬獲歷史性勝利,席位大幅躍升;疊加公明黨等執政聯盟伙伴,兩院合計席位已穩超修憲所需的三分之二絕對多數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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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修憲提案可在眾議院直接提出并交付審議,無需尋求在野黨支持,亦不必妥協讓步。高市早苗在自民黨高層會議上態度鮮明、措辭堅決:“憲法修訂承諾必須如期兌現,不容拖延,不可動搖。”
其修憲焦點直指《日本國憲法》第九條——該條款明確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是戰后日本和平主義立國的根本法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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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余年來,日本自衛隊始終處于法律身份模糊地帶:名義上僅為“防衛組織”,實則裝備規模、訓練強度、海外部署能力均已遠超傳統防御范疇;名義上僅行使“專守防衛權”,實際上已具備跨域協同、遠程打擊、情報主導等現代軍隊核心功能。高市早苗所推動的,正是終結這種名實分離狀態,將自衛隊正式寫入憲法,賦予其國家軍隊的完整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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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動作已全面鋪開:防衛預算連續三年刷新紀錄,軍費占比逼近GDP的2%紅線;情報機構編制與技術投入同步翻倍;醞釀多年的《反間諜特別措施法》進入立法快車道。這一系列組合舉措,共同指向一個戰略轉向——日本將告別戰后長期奉行的“被動防御”姿態,轉向更具主動性、更強威懾力、更富戰略外溢性的新型安全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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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方面將此舉定義為“國家主體性重建”的必由之路;而在我國、韓國等周邊國家看來,這無疑是日本政治右傾化趨勢加劇的重要標志,必須予以密切關注與審慎應對。除修憲擴武引發的地緣警覺外,高市早苗的外交取向亦暗流涌動,尤以中日關系的微妙變化最為突出。
按照國際通行外交慣例,他國領導人順利當選后,接收建交國賀電屬于基礎性禮節行為,不附帶政治立場延伸,僅體現基本尊重與交往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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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市早苗兩次出任日本首相,我國均未發出賀電:2025年10月其首次組閣時未予致意;此次成功連任,同樣保持靜默。這種刻意為之的“零回應”,本身就是一種高度凝練的政治語言——并非疏漏,亦非遺忘,而是基于對其政策傾向的審慎評估與明確表態,傳遞出對右翼路線的警惕與保留。
我國官方立場一貫清晰且穩定:對日關系堅持對話合作主基調,但日方必須在臺灣問題等涉及我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根本性議題上恪守承諾、謹言慎行。簡言之,中方不主動挑起爭端,但絕不容忍任何挑戰我國核心利益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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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一立場,高市早苗的公開回應略顯程式化:她援引“戰略互惠關系”框架,強調將“理性務實”處理對華事務。此類外交辭令雖屬中性偏積極表述,但關鍵在于行動是否與表態同頻共振。
就在其就職前后,美國總統特朗普于華盛頓公開證實:日本對美大規模投資計劃已正式啟動,涵蓋清潔能源開發、稀土精煉、半導體材料供應等多個戰略性領域,總投資額達數千億美元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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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易見,東京的外交重心正加速向太平洋對岸傾斜:日美同盟機制持續升級,“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不斷深化,供應鏈“去風險化”已成為兩國聯合行動的高頻關鍵詞。這些舉措環環相扣,其戰略指向性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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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高市早苗口中的“戰略互惠”,究竟承載多少實質內容?能否轉化為具體合作成果?各方普遍持保留態度。回望其第二任期開局:眾參兩院壓倒性支持、內閣架構零變動、政策路徑高度清晰——表面看,確是一手無可挑剔的“王炸”組合。
但深入剖析可見,她正同時駕馭三條高危航線:財政擴張與債務膨脹的螺旋式對沖、安全轉型與區域信任的脆弱平衡、同盟深化與雙邊關系的結構性失衡。三者彼此纏繞、相互掣肘,任一環節出現偏差,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使連任優勢迅速轉化為治理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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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票與125票,標記的是制度程序的圓滿收官;但對于高市早苗本人,對于整個日本國家而言,真正的執政考驗,才剛剛按下啟動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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