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人為嘛“戀家”？

撰文 | 何娟

戀家三部曲第二篇：天津人為嘛“戀家”？

“思鄉”是中國人的精神原鄉。

每逢佳節，如果身在異鄉，這種情緒就更加熱烈……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

哪一句不讓游子肝腸寸斷？中國人哪有不戀家的呀！與其問天津人為嘛戀家？到不如盤盤天津有哪些稟賦支持天津人守家樂業！

地理與歷史的雙重烙印

要讀懂天津人的“戀家”，得先從腳下這片土地說起。天津，是“河海要沖”，大運河與海河在此交匯，自古就是漕運的咽喉。這賦予天津一種獨特的“漕運文化”氣質。漕運的碼頭是什么地方？是漂泊的終點，也是安定的起點。南來北往的船工、商人、移民在此卸下風塵，落地生根。這種由“流動”催生出的對“穩定”的極致渴望，深深地刻在了城市的基因里。先人們歷經跋涉，終于在此找到一片能停靠的港灣，那份“再也不走了，就這兒了”的安心感，成為了傳給后代最原始的情感遺產。

明清時期，“地當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車”的天津，成為漕運樞紐與移民重鎮。乾隆年間畫家朱岷初抵三岔河口，見“潞衛交流入海平，丁沽風物久聞名”，當即寫下“分明小幅吳江畫，我欲移家過此生”的詩句，隨后定居津門終老，這并非文人一時興起，而是當時天津宜居的真實寫照。漕運鼎盛時，年逾三萬艘商船匯聚直沽，南方的絲綢茶葉與北方的皮毛糧食在此交融，安徽、江蘇、山東、河北的軍士、商販、船家在此落地生根，將對故土的思念化作對新家的眷戀。明初設衛建城時，來自各地的軍士及其家屬構成城市主體，“衛所即是家”的兵文化，讓“守護家園”成為刻在骨子里的使命，這種安土重遷的集體記憶，歷經六百年傳承至今。

再看近代，天津被迫開埠，九國租界林立于海河兩岸。這固然是屈辱的記憶，卻也意外促成了中西文化的猛烈碰撞與交融。當一個人見慣了世界的紛繁復雜與動蕩不安，他或許會更加珍視那個能讓自己全然放松、做回自己的小家。這種“圍城”內對安寧的守護，也潛移默化地強化了家庭觀念。

經濟與生活的現實引力

戀家，不全是感性情懷，也有非常理性的現實考量。天津作為北方經濟重鎮、毗鄰首都的直轄市，其自身能提供的教育、就業、醫療、商業等資源是相當豐厚的。一個天津孩子，從重點小學、中學，到考上優秀高等學府，再到本地不錯的就業崗位，這條發展路徑清晰而完整。當“家門口”就有廣闊的天地和機會時，遠赴他鄉謀生的迫切性自然就降低了。

重要還有生活成本與質量的“性價比”。相比北上廣深頗令人窒息的房價和節奏，天津的生活壓力要柔和一些。這種“可觸摸的幸福感”，讓“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傳統理想，在天津能有現代化的、體面的實現方式。它不是“小富即安”的惰性，而是一種對生活品質有要求、對個人時間有珍視的務實選擇。

文化與情感的深層紐帶

如果說以上是“硬件”，那天津獨特的文化氣質就是讓人戀戀不舍的“軟件”。

首當其沖的就是“哏”文化。天津人的幽默是融在血液里的，是市井的、溫暖的、解構一切壓力的。這種集體性格，創造了一種輕松、愉悅、充滿人情味的社會氛圍。在這種環境里生活，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更近，摩擦更容易“一笑泯恩仇”，生活的“苦”被“哏”化解了不少。這樣的“情緒價值”，別處難尋。

然后是“吃”。天津的飲食文化獨特，精髓不在酒樓盛宴，而在市井煙火。煎餅果子、包子、炸糕、麻花……每一樣都關聯著具體的生活場景。飲食是最高級別的鄉愁，它直接作用于味蕾，形成條件反射般的情感羈絆。對天津人來說，胃被妥帖安放的地方，就是家。

最后，是盤根錯節的社交網絡。天津社會有著濃厚的“熟人社會”特性，“街里街坊”的關系網絡緊密。一個人從出生、上學、工作到結婚，很可能都離不開一個相對固定的社交圈。這張網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與便利，也無形中提高了“離開”的成本——你離開的不僅僅是一個地點，更是一整套熟悉、安全、高效的人際支持系統。

天津人為什么戀家？這不是一道簡單的選擇題。它是地理歷史的饋贈，是現實生活的優選，是文化情感的皈依。它如同海河水，表面平和溫潤，內里深沉綿長。家，不僅是一個地理坐標的回歸，更是人生情感的寄托與向往，也是對一種生活哲學、一份文化認同的追尋。

當然，時代在變，社會在發展。新一代的天津青年，擁有更開闊的視野和更多元的選擇。他們可能更愿意為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奔赴北上廣深，甚至海外。高鐵和互聯網，也在物理和心理上縮短了家鄉與遠方的距離，“常回家看看”變得更容易。戀家的形式，正從“物理空間的固守”，向“情感維系的緊密”轉變。

天津這個家，有眾多被依戀的優勢，我們也有著這樣和那樣“戀家”的理由，不過，今天，天津人還戀家嗎？還能繼續戀著家嗎？

我們下篇聊一聊？

編 輯 | 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