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聲槍響撕破美國謊言：公民倒車避讓遭射殺，國家暴力機器已失控

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名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探員開槍打死了37歲的蕾妮·尼科爾·古德。據《紐約時報》報道，這是自去年9月以來，涉及該機構的第九起槍擊事件。當時，古德并未攜帶武器。

槍擊事件發生后，隨著多角度現場視頻在互聯網上傳播，美國“讓美國再次偉大”陣營迅速形成了一種統一的敘事口徑：這位母親才是罪魁禍首。不僅如此，據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克里斯蒂·諾姆稱，她還是一名“國內恐怖分子”。該探員使用武力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周圍的人”。

盡管公眾可以通過視頻親眼目睹真相，諾姆仍聲稱古德“試圖碾壓并用車輛撞擊他們”。這一說法隨后被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復述。

正如《赫芬頓郵報》此前報道的那樣，視頻顯示的情況截然不同。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報道，市領導人稱古德是一名美國公民，當時正在行使法律觀察員的職責。視頻中，她的車垂直停在這一排ICE車輛旁，探員們反復命令她“從該死的車里出來”以及“移動、移動、移動”。其他探員正在逼近，拉扯她的車門把手，并試圖伸手進入她敞開的車窗。

隨后，古德試圖駕車離開，她倒車并將前輪向右轉動，試圖遠離探員。就在這時，一名探員從車輛左側開了一槍，隨著車輛駛離，他又連開了兩槍。

現場目擊者艾米麗·海勒此前告訴《赫芬頓郵報》，古德當時顯得“明顯很害怕”，似乎只是試圖逃離現場。這讓人們對美國國土安全部關于槍擊是出于自衛的說法產生了懷疑，海勒指出，是那名探員“自己沖到了她車前”。

盡管如此，仍有聲音辯稱槍擊是正當的——甚至認為受害者未能“服從”指令本身就足以成為執法部門采取此種行為的理由。

許多MAGA成員重復著我們在以往涉及執法部門槍殺手無寸鐵平民事件中見過的論調：如果那個受過訓練、被槍指著的平民能更快地完成動作，或者更完美地遵循那些無數條、往往相互矛盾的命令（再次強調：是在被槍指著的情況下），他們就不會死。

美國得克薩斯州共和黨眾議員韋斯利·亨特是周三在保守派媒體Newsmax的節目中推銷這一邏輯的人之一。“底線是這樣的：當一名聯邦官員給你指令時，你照做，你就能保住性命，”亨特在節目片段中說道。

按照這群曾經高喊“別踩我”的人所展示的邏輯，任何未能迅速表現出卑躬屈膝順從姿態的行為，都等同于簽署了自己的死亡判決書。同樣令人費解的是，在這些論點中，執法人員似乎被描繪成了某種受驚的馬匹，盡管他們是由美國納稅人供養的公務員，卻不能指望他們表現出更高標準的判斷力、威脅評估能力或情緒控制能力。

這種觀點雖然流行，但這并非這個國家運行的應有之義。這里依然有法律標準，依然有一部旨在保護公民免受國家法外處決的憲法（或者至少理應如此）。

美國國土安全部關于使用武力和致命武力的公開政策，以及美國最高法院1989年的“格雷厄姆訴康納案”和1985年的“田納西訴加納案”，都支持這一現實——當地相關的《明尼蘇達州法規》第609.066條也是如此。

根據國土安全部的政策，使用致命武力的官員必須證明，除槍擊受害者外，還有其他人處于人身危險之中，且開槍是防止執法人員或他人受到傷害的唯一“合理”反應。這也是憲法第四修正案中使用的“合理”定義，旨在保護公民免受“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

“與任何武力使用一樣，執法人員對致命武力的使用必須基于當時面臨的事實和情況是合理的，”國土安全部指南指出，“……只有當執法人員有理由相信目標人物對執法人員或他人構成迫在眉睫的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威脅時，才可使用致命武力。”

同樣，該政策規定，“不得僅為了防止逃跑對象逃脫而使用致命武力”，除非他們有理由相信該對象“對執法人員或他人構成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重大威脅”。

執法人員并沒有獲得法外殺人的空白支票，也沒有裁量權來決定如果你服從命令是否就能“保住性命”。他們使用的武力需要與威脅（真實的或感知的）相匹配。這個門檻或許沒有我們許多人希望的那么高，但它絕對高于“僅僅是不服從”。

美國司法部在其政策中也引用了“格雷厄姆訴康納案”的判決，指出當使用致命武力時，官員應證明“似乎不存在合理有效、安全且可行的替代方案，并只能使用現場理性的官員在相同或類似情況下會使用的武力水平”。

從國土安全部及其代理人，以及更廣泛的MAGA陣營極力辯解這起殺戮正當性的熱度來看，你會以為關于何時使用暴力的標準寫得截然不同。

美國“法律依此以爭取公民權利律師委員會”主席兼執行董事達蒙·休伊特在一份聲明中指出，這起發生在“距離喬·弗洛伊德廣場不到一英里”的槍擊事件，助長了自2020年5月喬·弗洛伊德死亡以來，執法部門致死人數逐年增加的趨勢。

“本屆政府非但沒有努力減少此類槍擊事件，反而選擇通過在（明尼阿波利斯）及全美其他城市大幅增加軍事化執法力量來升級緊張局勢，”他說道。

這讓人不禁想起在幾起備受矚目的警察槍殺手無寸鐵黑人男子事件后，倡導者和社區成員多年來呼吁改革的聲音。即便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執法部門在當下對“合理”的認定也可能被過于寬泛地應用，從而損害陷入交火且幾乎沒有追索權或保護的平民的利益。

此外，禁止州級執法部門調查周三這起涉及ICE的槍擊事件的決定，使得問責與正義的問題——以及美國人在此種情況下如何獲得正義——變得更加模糊。

“盡管這起槍擊事件令人震驚，但針對手無寸鐵平民的暴力既在意料之中，又是可以避免的。公開的視頻片段和當地民選官員的敘述，引發了對聯邦政府自衛說法的嚴重質疑，”休伊特繼續說道，“當政府奪走一條生命時，它欠我們一個真相，迅速且完整的真相——而不是政治公關和姿態。我們需要立即的透明度和真正的問責，因為沒有任何機構可以凌駕于憲法之上，沒有任何社區應該被迫生活在偽裝成‘公共安全’的恐懼和混亂之中。”

鑒于對ICE越權行為的擔憂日益加劇——從街頭讓公民、合法居民和移民失蹤（并將其送入拘留中心的致命環境），到激進的招聘攻勢導致缺乏經驗的探員進入現場——這又是一個讓那些警惕ICE存在風險的人感到“毀滅性”和“可預見”的時刻。

“幾個月來，特朗普政府一直向我們的社區部署魯莽、全副武裝的探員，并鼓勵他們肆無忌憚地實施可怕的虐待行為，今天，我們看到了毀滅性且可預見的后果，”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政策與政府事務主任諾琳·沙阿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國會必須在今天發生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悲劇明天發生在其他地方之前，控制住ICE。這意味著，至少要反對支持該機構日益無法無天行為的國土安全部預算，”沙阿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