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只關注遵義會議博古曾對立過，后來他成為毛主席身邊的得力干將

在我黨的早期歷史上，很少有像博古（秦邦憲）和毛主席這樣的關系，既有轉折，又有深刻的政治內涵。

博古曾經是留蘇學生，24歲就當上了我黨的最高領導人；而毛主席是土生土長、從革命實踐中一步步走出來的戰略家。

一談到兩個人之間的關系，很容易想到的是遵義會議上博古同志當年的言論，存在一些對立，當然這些言論絕不是私人恩怨，準確的講是革命路線上存在分歧。

可是遵義會議之后，我們似乎很少關注他們兩人關系的后續，包括遵義會議上平穩的交接、延安時期的密切合作，以及后來“四八空難”發生后毛主席的深深悲痛。

要理解博古和毛主席的關系，得回到上世紀30年代初。1931年9月，才24歲的博古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當上了臨時中央的負責人。

他是個充滿革命熱情但缺少實踐經驗的年輕人。跟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已經開辟了井岡山根據地、摸索出“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毛澤東。

毛澤東后來痛心地說，這條錯誤路線給黨帶來了慘重的損失：白區的黨組織幾乎損失了100%，紅軍和根據地損失了90%的力量。

正是因為這個代價太大，才有了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這是兩人關系的第一階段：因為路線問題站在了對立面。

不過，即便在那個階段，博古這個人還是有自己的底線的。

后來延安整風的時候，有人問博古有沒有反對過毛澤東，博古說了兩條：第一，朱毛是紅軍的創始人，他們是革命的旗幟；第二，共產國際曾要求他團結毛澤東。

事實上，1931年籌備蘇維埃政府的時候，正是博古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讓毛澤東當政府主席。這種對毛澤東的尊重，為后來的關系轉變埋下了伏筆。

遵義會議是我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也是博古和毛澤東關系的轉折點。過去很多人只盯著會場上的爭論，但更值得看的，是會后的權力是怎么平穩過渡的。

1935年1月，遵義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原來的“三人團”。博古雖然不再擔任最高領導，但仍然是政治局常委。

這一交，交出了黨內的團結，也交出了紅軍的出路。和歷史上很多流血的權力斗爭不同，博古的做法展現了一個黨員服從組織、顧全大局的覺悟。

毛主席后來多次提到，正是這種團結，才讓遵義會議后的黨能夠從失敗走向勝利。

遵義會議之后，博古堅決支持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最典型的是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仗著自己人多槍多，想分裂黨和紅軍。

博古站出來堅決反對，支持毛主席的北上方針，成了反對分裂的干將。這種關鍵時刻的選擇，贏得了毛澤東的信任。

長征到了陜北之后，毛澤東對博古的信任體現在具體工作的安排上。1936年紅軍東征的時候，毛澤東和周恩來去了前線，誰來看家？毛澤東讓博古當了后方總負責人。

這可是個爛攤子：陜北黃土地貧瘠，紅軍來了幾萬人，吃穿都是大問題。博古以前只有宣傳和組織經驗，從沒管過經濟。

但他和林伯渠一起，不到一年時間就穩住了后方的經濟，解決了吃飯問題。這段經歷說明，博古不是只會照搬書本的人，只要深入實際，他一樣能干成事。

更大的考驗是西安事變。事變爆發后，中央決定和平解決，但派誰去執行？毛澤東點名讓博古和葉劍英一起去西安，協助周恩來。

當時的西安情況復雜，張學良、楊虎城的部隊對抓蔣氏、放蔣氏意見不一。博古深入做群眾工作，統一黨內認識，做了大量細致的事。后來發回中央的兩封重要電報，都是周恩來和博古一起簽發的。

從那以后，博古就成了國共談判桌上的常客。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博古當了中央駐南京代表，跟國民黨談國共合作、新四軍組建的事。

面對對方的刁難，博古沉著應對，最終促成了1937年9月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標志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毛主席對博古的談判能力很認可，之后凡是重要的對國民黨談判，幾乎都派博古去。

如果說遵義會議讓博古的政治生涯走了下坡路，那延安時期就是他新才能的爆發期。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重慶《新華日報》被蔣氏嚴密封鎖。博古深感痛心：有軍隊、有政權，卻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發聲筒。他建議中央辦一份大型日報和一個強大的通訊社。

毛澤東采納了這個建議。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報》在延安創刊，博古當社長，同時還管著新華社和中央出版局。從此，博古把自己的才華都用在了新聞事業上。

毛澤東和博古在清涼山上的合作，可以說是珠聯璧合。《解放日報》的創刊詞是毛澤東寫的，頭版頭條常常是博古寫的。

后來對全體工作人員講話時，毛澤東說：“你們的工作很重要，報紙、通訊社是強有力的宣傳工具，黨報是黨的喉舌，代表黨說話。”最后，他特意囑咐大家“在博古同志領導下，把新聞工作做得更好”。

這句話的分量很重——“在博古同志領導下”，這是最高領袖對博古工作的最大肯定。今天，在延安新聞紀念館，兩人的銅像并排而立，他們一起被稱為我黨新聞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

1946年，抗戰勝利后的和平希望又被內戰的陰云籠罩了。博古作為中共代表，去重慶參加政協會議的憲法審議工作。為了盡快向中央匯報和請示重要問題，4月8日，博古和王若飛等人冒著惡劣天氣坐飛機回延安。

飛機在山西興縣黑茶山失事，博古才39歲。

延安三萬多群眾自發參加了追悼會，這是延安時期僅有的兩次三萬人大會之一。這一次，一半人是自發來悼念這位為黨的新聞事業和民主政治付出生命的領導人。

回顧博古39年的人生，他和毛澤東的關系，反映了我黨從年輕走向成熟的曲折過程。博古犯過錯誤，但他沒有一直錯下去。當實踐證明毛主席是對的，他選擇了服從組織、維護團結，在新的崗位上繼續奮斗，直到獻出生命。

毛主席對博古的態度，也體現了一個成熟政治家的胸懷。他對博古的錯誤的批評是嚴厲的、徹底的，但對博古本人的使用是信任的、大膽的。

從讓博主管后方經濟，到派他去談判，再到放手讓他辦黨報，毛澤東做到了既治病救人、又人盡其才。

歷史是復雜的，人也是復雜的。博古和毛主席的交往，是一個關于原則、團結、奉獻和犧牲的故事。讀懂了他們的故事，也就讀懂了我黨為什么能一次次在危難中絕處逢生、在挫折后越來越堅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