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死刑女子愿捐200萬億贖命，承諾做會下金蛋的鵝

錢有時候像“萬能鑰匙”，能把很多事撬開，甚至被人拿來當成“保命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生死抉擇。

越南女富豪張美蘭被判死刑后，就試圖用巨額資金換取活路，她提出愿意拿出200萬億作為退賠條件，希望爭取免于一死，還把自己比作“會下金蛋的鵝”，說只要留條命，就能繼續為國家經濟“創造價值”。

這番話之所以敢講出口，并不只是她一時嘴硬，背后還有更復雜的盤算與現實因素在支撐。

張美蘭的起點不高，她十幾歲就在西貢的集市討生活，賣過日用品，也做過小買賣，那種環境教會的第一課很樸素：進貨價、周轉、賒賬風險，樣樣都得算清。

賺的是辛苦錢，丟的卻可能是本金，久而久之，她身上形成一種習慣——對錢的嗅覺特別靈，對成本特別敏感，見到機會就敢下手，遇到風險先想辦法把責任推出去。

越南改革開放后，城市擴張加快，土地和房產開始值錢，很多人靠工資慢慢熬，她更像是靠膽子和算計往上竄。

她早期被人提到最多的一段經歷，是從小生意轉向做地產，先吃“信息差”，再吃“資源差”。

地皮漲價時，普通人看到的是房子貴了，她看到的是融資空間大了：能不能用別人的錢撬動更大的盤子，能不能把現金流滾起來。

她后來嫁給香港商人朱立基，這段婚姻經常被外界當成她人生的“加速器”。

據報道，丈夫帶來的并非單純的資金，更重要的是圈層和規則：怎么做項目包裝，怎么做公司架構，怎么和銀行打交道，怎么把地產變成可抵押、可融資、可擴張的資產。

菜市場里練出來的精明，加上資本運作的套路，組合起來就很可怕，張美蘭從那時開始，不再滿足于“做一單賺一單”，目標變成“做一個系統，天天出錢”。

張美蘭最風光的階段，外界常用“地產女王”來形容，她掌控的萬盛發集團在胡志明市拿下不少核心地段項目，酒店、寫字樓、商業綜合體都做過。

大項目有個特點：它不只賺利潤，還能換名氣，名氣帶來更多合作方，合作方帶來更多授信，授信又能推著項目繼續擴張，雪球就這么滾起來。

一些報道提到過溫莎酒店等項目在大型活動接待中的角色，這類機會對企業來說很關鍵，能在政府、外資、金融機構面前刷出“可靠”的形象。

很多企業一輩子都拿不到這種背書，她拿到了，等于把門票攥在手里，外界看到的是她出入高端場合，背后其實是資源在向強者集中：地段、審批、融資、人脈，越聚越厚。

張美蘭的行事風格也在這一階段成型：表面上是企業家，實際像操盤手，項目能不能上馬，先看土地能不能拿到，土地能不能拿到，再看資金能不能到位，資金要到位，就得讓銀行相信“風險可控”。

地產的邏輯很簡單，現金流卻最怕斷，為了讓鏈條不斷，她需要更穩定、更便宜的資金來源。

靠正常貸款當然可以做大，速度會慢，成本也高，她要的是快，是狠，是把別人的錢當成自己可以隨時調度的水龍頭。

于是她的野心很自然地從“借銀行的錢”走向“把銀行變成自己的人”。

這一步走出去，很多邊界就開始模糊：銀行還算銀行，還是成了私人金庫，風控還算風控，還是成了蓋章機器，監管還算監管，還是成了走過場，張美蘭后來摔得最狠的地方，正是從這一步開始埋雷。

張美蘭案子真正震動越南社會，是因為它牽扯到銀行體系，西貢商業銀行（SCB）被卷入其中，外界普遍關注她對該行的實際控制力。

越南法律限制個人持股比例，她通過代持、關聯公司等方式繞開限制，形成事實上的控制。

檢方披露的口徑中“實際掌控高達九成左右”，這類信息直接把公眾的恐懼拉滿——銀行如果落進一個人手里，儲戶的錢就等于被擺上賭桌。

檢方指控與媒體披露中，還出現了“2012年至2022年間偽造大量貸款材料”“設立上千家空殼公司”“通過虛假信貸套取資金”的說法。

細節再復雜，套路并不新鮮：殼公司去貸款，貸款去關聯方，舊洞用新錢蓋，賬面看著還在轉，實質已經空了。

只要市場繼續漲、資金繼續進，這種系統能拖很久，一旦風向變了，信心一散，洞會突然塌。

2022年10月，她被逮捕，警方搜查時搬走的證據材料，據報道多達上百箱，重量以噸計。

到了2024年，法院對她作出死刑判決，社會輿論迅速分裂：有人認為必須重罰，給金融系統立規矩，也有人盯著儲戶損失，覺得追贓要緊，留人或許更有利于把錢吐出來，張美蘭抓住的就是這條縫。

所以才有了那句刺耳的話：200萬億越南盾，換一條命，她把自己說成“會下金蛋的鵝”，意思很直白：活著才有機會把資產交出來，死了就斷了線索。

問題也擺在眼前：退賠門檻據稱要達到涉案金額的75%上下，她此前交出的金額被報道只有一小部分，她口中的資產能不能兌現，兌現要多久，會不會打折縮水，全是問號。

她這一把不是悔改，是討價還價，賭的是國家不愿意“殺雞取卵”，更不愿意讓窟窿長期爛在賬上。

張美蘭從菜場攤位走到資本頂層，靠的是精明、膽量、關系網，也靠了把邊界一點點推開的野心。

走到最后，死刑判決壓下來，她又想用錢把命贖回去，200萬億到底能不能救她，不由一句“會下金蛋”決定，取決于退賠能否落地，取決于司法能否守住規則，也取決于越南能否同時扛住兩種壓力。

民眾對公平的要求，金融系統對止損的要求，錢能買到時間，買不到信任，信任一旦碎了，就算把錢追回來，修補也要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