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年春晚與百姓冷暖漸行漸遠，非于蕾一己之力，這是時代的尷尬

2026 年馬年春晚落幕，收視峰值破 40%、全媒體播放量刷新紀錄的成績單，與 “贏了數據，輸了口碑” 的輿論聲浪形成刺眼對照。不少觀眾直言，這屆春晚愈發精致，卻也愈發疏離 —— 舞臺上 AI 光影流轉、機器人騰挪跳躍，王菲的空靈吟唱搭配銀河星幕，《賀花神》借故宮國寶演繹國風美學，處處彰顯著國家級晚會的藝術水準與科技實力；可臺下，人們懷念的還是趙本山的辛辣、馮鞏的 “我想死你們了”，是那些能照見市井煙火、直戳生活痛點的瞬間。

這種割裂感，很容易讓輿論將矛頭指向總導演于蕾。但公允地說，馬年春晚與百姓冷暖的漸行漸遠，從來不是于蕾一己之力造成的遺憾。從 “客廳時代” 的集體狂歡到 “多屏時代” 的背景音陪伴，從諷刺現實的喜劇鋒芒到歲月靜好的溫情敘事，春晚的變化，早已超越了創作團隊的個人選擇，而是深陷在媒介變革、功能異化與審美分化的時代尷尬中，成了一場無法輕易破局的兩難。

于蕾團隊的創作，其實始終在 “平衡” 的鋼絲上行走。本屆春晚以 “騏驥馳騁 勢不可擋” 為核，于蕾坦言，創作之初便致力于兼顧 “高度” 與 “溫度”—— 既要用 XR 技術活化《六駿圖》、讓機器人融入小品，彰顯科技自信與文化底蘊；也要讓普通勞動者站上舞臺，用《人間共鳴》《媽媽有座電影院》傳遞平凡溫情。為了貼近觀眾，團隊甚至組建大數據團隊分析反饋，開放彈幕互動、推出豎屏直播，試圖適配年輕人的觀看習慣。

但這份努力，終究沒能抵過時代賦予春晚的 “多重枷鎖”。首當其沖的，是媒介環境劇變帶來的 “陪伴屬性” 消解。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春晚是除夕夜唯一的娛樂焦點，一家人圍坐電視機前，笑聲與吐槽聲交織，本身就是團圓的一部分。那時，趙本山的《賣拐》能成為街頭巷尾的談資，“元芳，你怎么看” 能從春晚火遍全國，這種 “全民共賞” 的基礎，是單一的傳播渠道與統一的審美語境。

如今，這份基礎早已崩塌。手機成了每個人的 “體外器官”，年輕人在微信群搶紅包、在 B 站看二創，中年人刷短視頻、打麻將，春晚從 “必看內容” 淪為 “背景音”。2026 年春晚即便推出豎屏模式，也依舊延續著橫屏時代的調度邏輯，未能真正適配碎片化的觀看需求。當觀眾的注意力被切割成無數碎片，再精彩的節目也難以喚起 “集體共鳴”，那份與百姓同頻的 “冷暖感”，自然也就失去了生根的土壤。

更深層的尷尬，在于春晚功能的異化：從 “百姓聯歡” 到 “國家敘事” 的重心轉移。四十余載春晚，角色早已悄然轉變。早年的春晚，更像是一場 “民間大聯歡”，語言類節目敢于諷刺現實、解構荒誕，黃宏的《裝修》道盡買房辛酸，趙麗蓉的小品戳破行業亂象，喜劇的 “冒犯性” 恰恰是其與百姓共情的核心。

而隨著時代發展，春晚逐漸承擔起 “展示國家實力、建構文化自信” 的宏大使命，成了中國擁抱世界的窗口央視網。這種定位的轉變，直接重塑了節目形態。本屆春晚首次取消相聲，小品數量銳減，沈騰、馬麗這對 “小品王” 組合也轉戰賀歲微電影。蔡明的《奶奶的最愛》，即便時隔 30 年回歸機器人題材，也早已褪去當年《機器人趣話》的犀利，淪為裹著喜劇外殼的溫情微電影，笑點稀疏，強行升華。

喜劇的核心是真實，而如今的春晚語言類節目，早已失去了 “冒犯” 的勇氣。當舞臺上滿是 “歲月靜好” 的敘事，現實中年輕人卻在為房貸、996 焦慮，這種割裂讓春晚的 “溫情” 顯得格外懸浮。于蕾團隊并非不想貼近百姓，而是在 “國家敘事” 的框架下，“冷暖” 的表達不得不讓位于 “正能量” 的傳遞，這種創作機制的桎梏，遠非一人之力能打破。

此外，審美分化的加劇，讓 “眾口難調” 成為無解的難題。如今的春晚，早已不是 “一代人的春晚”，而是要同時討好 “Z 世代” 年輕人、中年職場人、老年懷舊族的 “全民晚會”。于蕾團隊的選擇，是 “分眾突圍”—— 用郭富城與王一博的合作鎖定年輕觀眾，用王菲的經典情懷吸引中老年人，用國風節目呼應文化自信。

但這種 “討好”，終究難以兼顧。年輕人吐槽 “科技感過濃，像機器人公司年會”，懷念的是能讓他們 “玩?！?的輕松；老年人遺憾 “相聲缺席，小品不笑”，留戀的是當年的煙火氣；普通百姓則覺得 “節目離生活太遠，沒有共鳴”。當社會興趣愈發分眾化，任何一種創作選擇，都注定會遭遇另一部分人的不滿。春晚試圖做 “所有人的年夜飯”，最終卻可能成了 “誰都吃不飽” 的流水席。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于蕾團隊的局限。比如對科技的運用，陷入了 “為創新而創新” 的焦慮，機器人后空翻、AI 光影秀固然驚艷，卻反而沖淡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結；比如對 “百姓冷暖” 的理解，停留在 “媽媽的陪伴”“陌生人的相遇” 等淺層溫情，未能觸達當下百姓真正的焦慮與期待。但這些局限，本質上還是時代困境的縮影 —— 在流量至上、風險規避的創作環境中，“安全” 遠比 “尖銳” 更重要，“精致” 遠比 “真實” 更容易量化。

馬年春晚的尷尬，不是于蕾的失敗，而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它折射出的，是傳統文藝晚會在新媒體時代的生存困境，是 “國家敘事” 與 “民間表達” 的張力，是 “全民審美” 與 “分眾需求” 的矛盾。

如今的春晚，早已不再是單純的綜藝節目，而是成了一種刻在國人骨子里的文化儀式。即便它與百姓的冷暖漸行漸遠，除夕夜打開屏幕的瞬間，依舊是無數家庭團圓的信號。

我們期待春晚能回歸初心，但更要明白，這份期待的實現，需要的不是對一位總導演的苛責，而是對創作機制的松綁，對時代變化的真正接納。

或許，春晚注定無法再回到 “萬人空巷” 的黃金時代，但它依然可以在時代的尷尬中，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 —— 不必強求 “全民共鳴”，不必執著 “完美無缺”，多一點對現實的正視，多一點對普通人的關注，讓科技服務于內容，讓宏大容納下細微。如此，即便只是作為 “背景音”，也能讓百姓在旋律與笑聲中，感受到真正的 “人間煙火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