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俠的江湖筆墨里藏著怎樣的“朝堂濾鏡”？

最近吃瓜蒙主帶火了關于滿清的討論。其中，關于金庸的內容，讓我那些年讀武俠的困惑突然有了答案。從小沉浸在金庸的江湖里，總覺得他筆下的朝代像被按了黑白鍵：漢人建立的宋、明王朝滿是昏君奸臣，而清朝的朝堂卻常現“英明神武”的景象。現在發現，這種反差不是錯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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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金庸小說會發現，他對不同朝代的描寫早已形成鮮明分野。漢人主導的王朝，幾乎被釘在“腐朽”的標簽上。

宋朝是重災區。《射雕英雄傳》里，郭靖守襄陽拼盡全力，朝堂上卻是“高宗雖懦，秦檜更奸”，岳飛含冤而死的悲劇成了時代注腳；《天龍八部》中，大宋君臣面對遼宋紛爭，滿腦子都是“攘外必先安內”的算計，連蕭峰以死止戰的大義，都換不來朝堂的半分清明。明朝的形象更糟，《碧血劍》里的崇禎“多疑剛愎”，官員們“個個貪贓枉法”，袁承志空有報國志，最終只能帶著眾人避世海外；《倚天屠龍記》中，即便元末義軍四起，朱元璋等漢人領袖也難逃“權謀狡詐”的刻畫。

反觀清朝，敘事邏輯完全不同。《鹿鼎記》里的康熙，被塑造成“運籌帷幄、識人善用”的明君，他平定三藩、收復臺灣的功績被反復強調，連韋小寶這樣的市井無賴，都能在他的掌控下成為“治世工具”。書中借韋小寶的視角寫朝堂：“康熙爺英明，底下雖有奸臣，卻也有忠臣如索額圖、明珠”，全然不見其他朝代的“全員腐朽”。《書劍恩仇錄》雖以反清復明為背景，卻給乾隆安上“漢人血統”的設定，暗合“明君不論族屬”的邏輯，對清初的剃發易服、揚州十日等黑暗歷史，更是只字未提。

這種對比細想更耐人尋味：漢人王朝的黑暗是“全景式暴露”，而清朝的陰暗面要么被弱化，要么被明君光環覆蓋。正如有人調侃：“金庸筆下的漢人皇帝多是背景板反派，清朝皇帝卻能當江湖故事的隱形主角。”

二、

一直以來，“用俠義批判腐朽”被視作金庸對武俠的體現。但細看便知，這份“批判”有著明確的指向性——俠義的刀刃，大多對準了漢人王朝。

郭靖的“俠之大者”，對抗的是南宋朝廷的昏庸與不作為；楊過的行俠仗義，底色是對“大宋官場虛偽”的失望；張無忌帶領明教反抗元朝，卻在漢人領袖露出野心后選擇退隱。唯獨在清朝背景的故事里，俠義與朝堂的關系變得曖昧。《鹿鼎記》中，天地會的反清義舉成了韋小寶左右逢源的背景板，陳近南的“俠義”最終淪為皇權博弈的犧牲品，反倒是康熙的“治國大略”成了隱性贏家。

更關鍵的是，金庸對清朝的“洗白”并非無意為之。作為海寧查氏后人，他的家族與清朝有著復雜的羈絆：查家在清代出過16位進士，十世祖查昇是康熙朝翰林，著名詩人查慎行更是入值南書房的御用文人，所謂“一門七進士、叔侄五翰林”的榮光全在清代。《鹿鼎記》開篇就將祖先查繼佐塑造成“風骨凜然”的文人，對其檢舉“明史案”的自保行為輕描淡寫，這種美化已露端倪。

有人說這是“歷史客觀”，但康熙的文字獄、乾隆的文化高壓，在書中要么被忽略，要么被解讀為“治國必要代價”。對比他對宋朝“重文輕武”的尖銳批判，這種“客觀”顯然站不住腳。本質上，這是一種選擇性敘事：用漢人王朝的腐朽襯托俠義精神，用清朝明君的光環平衡民族敘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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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后再讀金庸，才驚覺年少時的歷史觀早已被悄悄重塑。提起宋朝，第一反應是“郭靖守襄陽，朝廷拖后腿”；說起明朝，滿腦子都是“東廠西廠，特務橫行”；而想到清朝，卻會先冒出“康熙盛世，英明神武”的印象。

這種濾鏡的威力在于，它用江湖故事的感染力替代了歷史的復雜性。金庸的厲害之處，是把歷史細節揉進武俠敘事：用岳飛的悲劇寫宋朝之弊，用錦衣衛的兇殘寫明朝之暗，用康熙的功績寫清朝之盛。但選擇性的取舍，讓這些片段變成了刻板印象——沒人會通過《射雕》記住宋朝的文化繁榮，也沒人會通過《鹿鼎記》追問清初的民族創傷。

更值得深思的是，這種敘事傾向無意中傳遞了一種隱性邏輯：漢人王朝的腐朽是“根上的問題”，而清朝的統治只需“明君掌舵”就能走向清明。可歷史從不是非黑即白：宋朝有文天祥的氣節，明朝有于謙的忠烈，清朝也有文字獄的殘酷與閉關鎖國的短視。如今再讀金庸，依然會為俠義精神動容，但也終于看懂了文字背后的隱秘：武俠里的朝代是江湖的背景板，卻從來不是真實的歷史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