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把時間撥回到1965年，北京那邊兒的高墻大院里，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
這一年，離那場轟動一時的1959年大赦，已經過去整整六個年頭了。
當年跟黃維在一口鍋里吃飯的那些個國民黨高官，像杜聿明、王耀武這幫老伙計，大多早就手里攥著特赦令，大搖大擺走出監獄大門了。
可黃維呢？
屁股還是挪不動窩，老老實實蹲著。
這人也是個奇葩，蹲監獄都能蹲出一股子倔勁兒。
別的戰犯為了早點出去，天天忙著寫悔過書、檢舉揭發以前的同僚，黃維倒好，一門心思撲在他的“永動機”圖紙上。
對改造這事兒，他是一百個不樂意，甚至還頂著干。
管理所的頭頭們也是拿他沒轍：打也不行，罵也不是，講道理更是對牛彈琴。
這局怎么破？
硬的不行，那就來軟的。
組織上那幫人心里跟明鏡似的，早就把黃維琢磨透了：這老小子的軟肋不在皮肉之苦上，也不在仕途前程上，而在那個被他扔在高墻外頭不管不顧的家。
于是，一張無形的大網，在上海悄沒聲兒地張開了。
這年頭，黃維被特批去上海參觀，住的地方那是相當氣派——錦江飯店。
你別以為這是讓他來享清福的，說白了，這是一場攻心戰。
鏡頭轉到上海北郊中學，高二的一間教室里，一場關于“去還是不去”的拉鋸戰，正砸在黃維的女兒黃慧南頭上。
那天上午課上得正帶勁，教導主任冷不丁出現在門口。
“黃慧南，出來一下。”
在那個年代，學生最怕的就是這招。
被主任單獨拎出課堂，黃慧南心里的弦立馬崩得緊緊的。
她是那種典型的乖乖女，成績拔尖，守規矩得很。
腦子里像過電影一樣把自己最近干的事兒全翻了一遍：也沒闖禍啊？
到了走廊上，主任也沒藏著掖著，直接扔出一顆重磅炸彈：
“你親爹來了，人就在錦江飯店，你去見見。”
換作旁人，聽說失散十幾年的老爹現身了，第一反應估計是激動得跳起來，或者哭得稀里嘩啦。
可黃慧南的反應絕了，幾乎是條件反射般地回了一句：
“不去！”
倆字兒，蹦得干脆利索，沒有半點商量的余地。
為啥這么絕情？
這小姑娘心里有兩筆賬，算得比誰都精。
頭一筆是“感情債”。
在黃慧南的腦海里，“父親”這個位子基本是空的，硬要說有，那也是姨夫頂上的。
當年淮海戰場上黃維兵敗被抓，家里亂成了一鍋粥，往后這十幾年，全是姨夫一家把她拉扯大的。
在她心里，姨夫雖說沒血緣，但比親爹還親，爺倆平時也是以父女相稱。
至于那個叫黃維的男人，除了給她扣上一頂“戰犯女兒”的黑鍋，還真沒給過啥父愛。
既然沒感情，干嘛非要去演這一出父女相認的苦情戲？
見了面大眼瞪小眼，多尷尬？
第二筆是“政治賬”。
那會兒是1965年，大環境有多敏感不用多說。
黃維可不是一般的小魚小蝦，那是國民黨第十二兵團的司令，是死不悔改的戰犯。
黃慧南作為在新中國紅旗下長起來的進步青年，本能地就想跟這個“反動老爹”劃清界限。
這一去，是不是說明立場動搖了？
是不是向舊勢力低頭了？
所以，這聲“不去”，既是心里頭的不樂意，也是政治上的避嫌。
主任顯然沒料到這個平時看著挺順眼的女學生會這么硬剛。
他愣了半秒，緊接著祭出了手里的殺手锏。
這就不得不佩服當時組織工作的細致勁兒了。
人家早就猜到了可能會有抵觸情緒，連勸詞都提前編好了。
主任收起了笑臉，換上一副公事公辦的嚴肅表情：
“這是政治任務，你得配合黨的工作。”
這句話的分量，現在的年輕人估計很難理解。
但在1965年，這就好比是一道圣旨，違抗不得。
性質一下子全變了。
要是說“探親”，那是私事，黃慧南完全可以甩臉子不干，愛咋咋地。
可要是上升到“幫黨做工作”，這就是公事，是組織看得起你，考驗你覺悟的時候到了。
這一招直接把黃慧南的退路給堵死了。
她可以不認那個爹，但絕對不敢推掉這個任務。
哪怕心里有一千一萬個不情愿，哪怕委屈得想哭，她也只能硬著頭皮點頭。
沒過多久，假條批好了。
陪她一塊去的，正是那位把她養大的姨夫。
這一路上，車里的氣氛估計比墳地還壓抑。
姨夫是明白人，瞅著黃慧南那張拉長的臉，心里跟明鏡似的。
他懂孩子心里的別扭，也知道那個還在勞改的連襟是個什么臭脾氣。
可他也沒轍，上面的任務壓下來，作為監護人，就算綁也得把人綁去。
目的地，錦江飯店。
這地方選得也很有講究。
按規矩，黃維這種身份的戰犯，哪怕出來放風，也該待在看守所或者招待所。
可組織上偏偏把他安排在錦江飯店——這可是當時上海數一數二的涉外場所，平時那是接待外賓和國家領導人的地界。
干嘛這么安排？
其實這也是“改造套餐”里的一道菜。
就是要讓這些蹲了十幾年大牢的舊軍官們睜大眼睛看看，新上海變得多氣派，新中國的待客之道有多講究。
這叫“現實教育”，比你在課堂上講一百遍大道理都管用。
到了房門口，工作人員把門推開。
那一瞬間，黃慧南的心臟估計都快跳出來了，手心里全是汗。
在她原本的想象里，或者說按當時宣傳畫上的形象，像她爹這種指揮千軍萬馬跟人民作對的“大戰犯”，長啥樣？
那肯定是一臉橫肉，眼露兇光，渾身冒著殺氣，沒準兒就像戲臺上那個青面獠牙的活閻王。
畢竟，在淮海戰場上，這可是最難啃的一塊骨頭。
在姨夫的催促和眼神暗示下，黃慧南咬咬牙，極其別扭地往前挪了兩步，擠出一聲：
“爸。”
這聲喊雖然聽著敷衍，但也足夠把屋里的堅冰給砸開一道縫。
黃維轉過身來。
接下來的畫面，直接把黃慧南之前的心理防線給轟塌了。
站在她眼前的，哪是什么殺人魔頭，也沒有半點兇神惡煞的勁兒。
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頭子，甚至看著還挺慈祥。
黃維一瞅見閨女，那眼神里的光怎么藏都藏不住。
雖說他這人平時也是出了名的木訥、死板，臉上也沒啥表情，但這會兒話匣子像是突然被撬開了。
他一句政治沒提，一句改造沒講，當年的仗更是只字未提。
嘴里念叨的全是些家長里短。
“今年幾歲啦？”
“上高幾了？”
“成績跟得上不？”
“生活用品缺不缺？”
這些話聽著跟白開水似的，可在當時的黃慧南耳朵里，卻聽出了一種強烈的違和感。
這是一個當爹的本能反應，沒摻雜任何政治雜質。
最關鍵的轉折點，出現在聊未來的時候。
黃維問了一句：“以后打算干哪行？”
這時候的黃慧南，心里雖然沒那么抵觸了，但警惕性還在，老老實實回了一句：“我想學醫。”
在這個節骨眼上，黃維展現出了相當高的眼界。
按常理說，像他這種舊社會的家長，又是帶兵打仗出身，多半會對子女的未來指手畫腳。
或者，作為一個正在蹲大牢的戰犯，他可能會因為自己的身份怕連累閨女，說些喪氣話。
但黃維沒有。
他舉雙手贊成，甚至可以說是完全尊重孩子的選擇。
學醫好啊，治病救人是門手藝，不管世道怎么變，大夫走到哪都受人尊敬，也是最穩妥的飯碗。
這是一個父親在極其有限的條件下，能為女兒做出的最理智、最護犢子的判斷。
這次見面沒持續多久。
聊完之后，黃慧南走出了錦江飯店。
黃維呢，也在組織的安排下結束了上海之行，乖乖回北京功德林繼續他的漫漫改造路。
乍一看，這次見面好像也沒起到啥立竿見影的效果。
黃維并沒有因為見了閨女一面就痛哭流涕、立馬寫出一份深刻的檢討書。
他還是那個死倔的黃維，一直熬到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才重獲自由。
但往深了看，這一面的分量重得很。
對黃慧南來說，那個被妖魔化的“戰犯爹”形象徹底碎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有血有肉、會關心閨女考多少分、支持閨女拿手術刀的普通老頭。
那種原本因為政治立場筑起的高墻，開始松動，變成了一種更復雜、更有人情味的牽掛。
而對黃維來說，在那些漫長的鐵窗歲月里，在跟永動機死磕的枯燥日子里，閨女那句“我想學醫”和那天上海錦江飯店窗外的陽光，沒準兒成了他心里某個柔軟角落的救命稻草。
組織上走的這步棋，表面看是成全父女團圓，實際上是在拆除人心底最硬的那道防線。
所謂的“改造”，從來就不光是把人關進籠子那么簡單。
它是一場漫長的、針對靈魂的手術。
而在1965年的那個上午，黃慧南那聲別別扭扭的“爸爸”，就是這場手術中最精準的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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