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6年的冬天，地點是撫順戰犯管理所。
那地方出了樁稀罕事。
為了挽救一對眼看就要散伙的夫妻，管理所破例開了綠燈，讓一名在押戰犯和來探視的媳婦住到了同一個屋檐下。
這一宿，對愛新覺羅·溥儀和他的“福貴人”李玉琴來說，按理說是久別重逢的溫存時刻，搞不好還能破鏡重圓。
誰知道，第二天日頭一出，這段掛名掛了十四年的婚姻，別說回暖了，直接就涼透了。
外頭不少人嘀咕，說是“感情沒了”或者“世道變了”。
可你要是攤開李玉琴那幾年的日子細算一筆賬，就會明白這壓根不是什么愛情悲劇。
這純粹是一場關于“及時止損”的商業決策。
在李玉琴的盤算里，溥儀一度是她手里唯一的“潛力股”，她為此死磕了整整十年。
可真等到有機會近距離盤點這筆家當的時候，她才看清了一個扎心的事實：
這個男人，早就破產了。
把日歷翻回到1945年8月。
日本投降，偽滿洲國那攤子事兒徹底黃了。
溥儀忙著往日本跑路，把李玉琴像丟包袱一樣扔在了亂世里。
臨了，他扔下一句不痛不癢的話：“你跟著皇后她們，等我回來接，咱們很快見面。”
這張空頭支票，李玉琴還真就信了。
這一信，苦熬了十年。
這十年，她活得那叫一個狼狽。
從高高在上的“皇妃”摔成了一無所有的老百姓，她甚至動過念頭要去當尼姑。
娘家窮得叮當響，根本養不起她。
她試過去投奔溥儀的老爹，人家大門緊閉；又去投奔溥儀的族兄溥修，結果發現這所謂的皇親國戚，家里米缸都見底了。
在那段寄人籬下的日子，李玉琴活脫脫就是個老媽子，在灶臺上忙活，伺候溥修一家老小吃喝，甚至還得出門打零工貼補家用。
旁人看在眼里，都覺得這姑娘腦子是不是進水了。
二十出頭的大姑娘，正是好時候，干嘛非在一棵枯死的歪脖子樹上吊死？
難道真是對溥儀情比金堅？
我看未必。
你要是站在李玉琴的立場算算賬，就會發現她的“死心眼”其實是被逼無奈的生存之道。
那會兒的她，路都被堵死了。
改嫁？
那個年月追她的人，沒一個敢拍胸脯保證能給她安穩飯碗。
作為一個舊社會的“皇娘”，身份尷尬，手里又沒啥手藝。
她把下半輩子的指望全押在了那個“萬一”上——萬一皇帝回來了，眼前的爛攤子不就全解決了嗎？
在她心里，溥儀不光是個男人，更是幫她擺脫生存危機的唯一鑰匙。
她認準了這把鑰匙還在，就是暫時找不著了。
既然這樣，那就得等。
到了1955年，事兒好像有了轉機。
周總理特批，在撫順改造的溥儀可以跟家里通信了。
李玉琴收到了那封信。
抬頭寫著“親愛的玉琴”。
這幾個字簡直就是強心針，讓李玉琴覺得這十年的苦日子沒白熬。
她哭得稀里嘩啦：“他還惦記著我，還在等著我呢。”
既連上線了，那就去見見吧。
從1955年到1957年，李玉琴前前后后跑了五趟撫順。
可這五次見面，非但沒讓感情升溫，反倒成了一次次殘酷的“資產清算”。
頭一回見面，那種落差感簡直能把人砸暈。
當年那個講究穿戴、哪怕逃命都要擺譜的皇帝不見了。
站在她跟前的，是個穿著灰布囚服、背都駝了、頭發花白的小老頭。
李玉琴哭著跟他倒苦水：寄居別人家的白眼、挨餓受凍的滋味、親戚逼著改嫁的難堪。
她想要的是個男人的肩膀，是一句知冷知熱的體己話。
可溥儀呢？
就那么木訥地聽著，偶爾蹦出幾個字。
這反應讓李玉琴心里拔涼拔涼的。
她把自己省吃儉用留下的糖塊、一針一線做的布鞋塞給他，然后帶著一肚子的失望離開了撫順。
要說第一次是因為生分，那第二回見面，就是三觀徹底崩盤。
那陣子李玉琴日子最難過，連車票錢都是借來的。
她帶去了用拆洗的舊毛線織的衣褲。
這就看出來倆人根本不在一個頻道上：
李玉琴在泥坑里掙扎，愁的是一口飯、一件衣；
溥儀人雖在戰犯管理所，腦子還停在紫禁城里夢游。
他不懂柴米油鹽有多沉重，也不明白啥叫活不下去。
他以為念幾句酸詩，就能把這層關系維持住。
到了第三回，裂痕更是沒法補了。
李玉琴問他：“你還得關多久？”
溥儀兩手一攤：“不知道。”
這不光意味著盼頭遙遙無期，更要命的是，溥儀開始津津有味地回憶偽滿時期的“風光日子”。
在李玉琴看來，那是被軟禁、當擺設的屈辱青春；可在溥儀嘴里，居然成了值得回味的甜蜜時光。
這時候，李玉琴心里的那筆賬，其實已經算得明明白白了：
眼前這個男人，未來給不了保障，連對過去的看法都跟自己南轅北轍。
徹底壓垮這段婚姻的，還真不是感情問題，是“飯碗”問題。
就在第四次探監前后，李玉琴在長春市圖書館謀了個正式差事。
這事兒對她太關鍵了。
有了工牌，有了鐵飯碗，這是她頭一回不用看任何人的臉色就能活得像個人樣。
可因為背著“皇娘”的名頭，單位評先進的時候，她直接被一票否決。
這讓她感到了實打實的恐慌。
繼續拖著這段婚姻，不但撈不著半點好處，反倒可能把這好不容易到手的工作給弄丟了。
所以哪怕到了第五次探監，管理所特意安排兩人過夜，有了十四年來頭一回真正的夫妻之實，李玉琴還是鐵了心要離。
那一晚，溥儀還做著“破鏡重圓”的美夢。
他甚至挺大度地表態：“這一回未必能懷上，你還有啥要求盡管提。”
在溥儀的邏輯里，媳婦鬧離婚，無非是守活寡或者沒孩子。
他以為補上這一課，這婚就保住了。
可惜，他大錯特錯。
李玉琴看著這個男人，只覺得刺眼。
她圖的從來不是遲來的肌膚之親，也不是什么皇室后代。
她要的是個能遮風擋雨的家，是個能讓她在人前挺直腰桿的清白身份。
而這些，眼前這個廢帝，這輩子都給不了。
1957年2月，這段名存實亡的婚姻總算畫上了休止符。
李玉琴走出戰犯管理所大門的時候，不再是那個等著被翻牌子的“福貴人”，也不再是那個苦守寒窯的棄婦。
她就是長春市圖書館的一名普通管理員。
后來的結局，證明李玉琴這步棋走得太對了。
離了婚第二年，1958年，她碰上了黃毓庚。
老黃是吉林省廣播電臺的工程師，讀書人，性子穩重。
他不在乎她的過往，也不打聽宮里那些陳芝麻爛谷子的事兒。
比起溥儀那些虛無縹緲的“神仙眷侶”空話，黃毓庚給她的，是下班后的一杯熱茶，是天冷時披上的一件大衣，是倆人在灶臺邊商量油鹽醬醋的瑣碎日子。
這才是李玉琴做夢都想要的“落地”生活。
后來，她生了個大胖小子，八十年代還當上了長春市政協委員。
回頭再看，李玉琴當年的“絕情”，恰恰是一種清醒。
1943年，15歲的她被卷進歷史的漩渦，那是沒招兒；
1945年，她死等十年，那是絕境里的無奈下注；
1957年，她拍板離婚，那是她頭一回把命運攥在了自己手里。
她用了十五年光陰才琢磨透一個道理：
指望舊時代的余暉，哪怕是皇帝，也換不來半點熱乎氣；
能救自己的，只有手里那個實實在在的飯碗，和那個愿意陪你過日子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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