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本質？英專家：中國觸碰了西方300年來最大的“禁忌”

中美博弈的根本動因究竟為何？對此，一位來自英國的資深學者提出了獨到見解。

跨越四十余載，中美雙邊關系始終牽動全球目光。從建交初期基于現實利益的戰略試探與有限合作，到如今在多個維度展開深度角力與體系性競逐，這段關系歷經冷戰終結、全球化加速、金融危機沖擊與技術革命爆發等多重歷史節點，在動蕩演進的世界秩序中持續釋放高強度政治張力，穩居當代國際關系中最富結構性特征的核心軸線。

英國知名中國問題研究者馬丁·雅克曾在牛津、劍橋及聯合國多邊論壇多次指出：西方世界真正陷入認知震蕩的，并非中國實力的快速躍升，而是中國在未采納西方預設的政治經濟范式前提下，依然實現了綜合國力的歷史性突破，并穩居全球治理舞臺中央。

這句話表面平實，內里卻承載著一場靜默而深遠的范式位移——一種曾被長期奉為“不可逾越”的制度鐵律，正被我們以實踐方式悄然解構。

倘若你常年穿梭于白廳政策簡報室或華盛頓智庫圓桌會議之間，便會敏銳察覺一種根植于歷史縱深的體制性篤定感。

這種篤定并非憑空生成，而是深深嵌入近三百年西方塑造現代世界秩序的經驗肌理之中：蒸汽機轟鳴開啟工業紀元、倫敦金融城主導資本定價、殖民體系重構全球資源分配、布雷頓森林體系奠定戰后治理框架——整套政治邏輯與經濟機制被高度凝練為一套可復制、可輸出、被廣泛援引的“現代性操作手冊”。

在此種主流敘事中，“代議制民主”與“完全自由市場”常被默認為國家繁榮的充分且必要條件；而冷戰落幕之后，這一信念更被推向前所未有的信仰高峰。

蘇聯體制瓦解、華約解散、中東歐國家集體轉向，一度被主流輿論解讀為意識形態競爭的終極判詞；人類社會仿佛已抵達“歷史終點”，唯有政治開放化、資本無界化、產權私有化，才是通向現代化的唯一正途。

正因如此，當中國自1978年起穩步推進對外開放并逐步嵌入全球產業鏈時，不少西方分析人士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一個隱含前提：經濟高速增長終將倒逼治理體系演進，最終導向制度趨同。

該推演鏈條清晰而自信：市場化改革催生龐大中間階層，中產群體天然追求權利保障與參與治理，進而推動憲政轉型與制度收斂。俄羅斯的“休克療法”與波蘭、捷克的漸進轉軌，一度被視為這一路徑的鮮活注腳。

2008年，全球格局迎來歷史性分水嶺。雷曼兄弟轟然倒塌，華爾街風暴席卷大西洋兩岸，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接踵而至，全球經濟陷入長達數年的系統性再平衡。西方長期倚重的金融驅動型增長模式首次遭遇根本性質疑。

同一時期，中國推出以大規?；A設施投資與戰略性產業扶持為核心的應對方案。無論學界對其財政可持續性如何評估，該政策組合確實在較短時間內穩住了就業底盤、提振了市場信心，并延續了兩位數以上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節奏。

縱橫交錯的高速鐵路網拔地而起，千萬級人口城市完成立體交通升級，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實現全域貫通，成為那一階段最具視覺沖擊力的發展圖景。

這并不等于宣告某種模式具有普世優越性，而是有力印證：國家治理路徑本就具備多元適配空間。面對系統性風險，解決方案從來不是標準答案，而是因地制宜的復合選擇。

2014年，世界銀行按購買力平價（PPP）口徑發布的經濟體量報告引發廣泛關注：中國GDP總量首次超越美國。

盡管不同統計方法導致數值差異顯著，但其象征意義遠超數字本身——沿用半個多世紀的“GDP規模即硬實力”的單一標尺，第一次顯現出解釋力衰減的明顯征兆。

當經典理論模型難以覆蓋現實復雜性，戰略層面的深層不安便隨之浮現。對部分歐美決策層而言，這一變化早已超出貿易失衡或產業競爭范疇，直指其制度正當性的底層邏輯：若“多黨輪替+自由市場”不再構成繁榮的唯一充要條件，那么支撐整個西方話語權體系的價值論證鏈，就必須經歷一次系統性重估。

2014年后，中美關系重心加速轉向全方位戰略競合。從加征關稅到實體清單擴容，從外資安全審查升級到關鍵技術出口禁令強化，各類政策工具被高頻次、高強度調用。

尤其在集成電路、第五代移動通信、智能算力平臺等前沿領域，管制層級不斷細化、執行邊界持續收窄。華為、中芯國際、寒武紀等代表性科技企業頻繁登上美方制裁名單，高端光刻設備、EDA設計軟件、先進封裝材料等關鍵環節供應鏈出現明顯斷點。

從戰略視角看，美方此舉遵循傳統大國博弈的基本法則：通過鎖定技術制高點，延緩對手能力躍遷節奏，從而維系自身在全球創新生態中的結構性優勢地位。

但技術圍堵往往呈現顯著的反身效應。短期看，它確實抬高了本土企業的合規成本與研發試錯門檻；長遠觀之，則倒逼國產替代進程全面提速。過去盛行的“引進—消化—再創新”路徑，正被“自主可控—安全可信—生態共建”的新邏輯所覆蓋。

進入2020年代，中國在芯片架構設計、開源操作系統內核、星地融合通信協議、量子加密網絡等方向加大國家級投入。進展呈現梯度差異，既有龍芯、昇騰芯片的商用突破，也有光刻機核心部件攻關的階段性瓶頸，但整體戰略指向異常清晰：構建具備抗干擾能力的技術底座，增強國家關鍵系統的冗余性與韌性。

與此同時，資源維度的競爭亦日益凸顯。中國在稀土元素開采、分離提純及功能材料合成等環節占據全球六成以上產能。稀土雖非萬能鑰匙，卻是制造精密導航系統、高推重比航空發動機、永磁直驅風電機組不可或缺的戰略支點。一旦出口調控政策啟動，全球軍工供應鏈與清潔能源裝備交付周期立即承壓。

這揭示出一個基本現實：當代全球經濟已演化為一張高度耦合的動態網絡。單邊施壓難以實現預期效果，因為現代供應鏈的本質是拓撲結構而非直線鏈條。

如果說技術封鎖與資源調控屬于顯性對抗，那么標準制定權之爭則更具隱蔽性與持久性。無線通信空口協議、工業互聯網標識解析體系、跨境數字支付清算接口、新型電力系統并網規范——這些看似枯燥的技術參數，實則決定著未來十年全球協作的底層語言。

依托“一帶一路”合作框架，中國企業在東南亞、非洲、拉美承建數百個智能電網項目、5G骨干網工程與智慧港口設施。當一國選擇某類基站信號制式或數據交換協議時，其后續系統運維、軟硬件升級乃至人才培訓體系，都將自然形成技術路徑依賴。標準即入口，入口即生態，生態即長期協同關系。

這正是全球權力演進的深層密碼：誰掌握規則定義權，誰就擁有塑造未來合作范式的結構性杠桿。過去數十年，西方長期主導SWIFT清算體系、ISO標準化組織、WIPO知識產權框架；而今，隨著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亞投行、RCEP規則落地及數字絲綢之路建設推進，規則制定正呈現出明顯的多中心化趨勢。

對某些傳統強國而言，真正的壓力源不僅來自市場份額縮減或技術追趕加速，更源于價值敘事根基的松動。倘若存在一條不同于西方模板卻同樣通往高質量發展的可行路徑，那么所謂“制度唯一解”的理論大廈，便不得不面臨地基重構。

但需清醒認識到，將國際互動簡化為“你輸我贏”的零和推演，同樣潛藏巨大誤判風險。當前全球供應鏈嵌套程度已達歷史峰值，徹底脫鉤既不經濟亦不可行；前沿技術領域既有封鎖也有聯合攻關，既有專利壁壘也有開源共享，沖突與協作共生共存，才是真實世界的運行常態。

人類秩序演進從無直線軌跡。自大航海時代開啟以來，全球權力重心已數度遷移：伊比利亞半島讓位于低地國家，倫敦接棒阿姆斯特丹，柏林短暫崛起又迅速退場，東京在制造業巔峰期留下濃重一筆，華盛頓則在過去八十年維持主導地位。每一次轉移，都伴隨劇烈的認知重構與制度實驗浪潮。

當下所處的，或許正是又一個歷史性拐點：多極格局加速成型，新興經濟體集體性話語權提升，老牌工業國面臨人口結構老化與產業升級雙重挑戰。

真正值得深入探討的，不是某一方是否“取代”另一方，而是如何在激烈競逐中培育新型共治機制。不同文明基因、不同治理邏輯、不同發展節奏的國家，能否共同構建一套包容性更強、適應性更高的全球秩序框架，將成為決定21世紀下半葉走向的關鍵命題。

如果將過去三百年的主線概括為“擴張—整合—主導”，那么未來三十年的核心關鍵詞，或將轉向“協調—互嵌—共存”。

人類文明的成長史反復證明：現代化道路絕非單行道。經濟增長可以依托不同所有制組合，治理體系能夠兼容多種權力配置形式，技術創新亦可在封閉研發與開放協作兩種范式間動態切換。競爭不可避免，但保持認知彈性更為珍貴。

在這顆蔚藍星球上，系統復雜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攀升。也許衡量一個文明是否真正成熟的標準，不在于它能否給出唯一正確答案，而在于它是否有足夠智慧承認：世界本就由無數條平行軌道構成，每一條都值得尊重，也都可能通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