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人想不明白：為什么強大的中國，幾千年都

常有俄羅斯朋友好奇發問：西伯利亞橫跨1200余萬平方公里，與中國近在咫尺，華夏大地曾誕生過漢、唐、元、明、清等雄踞東亞的強盛王朝，為何從未動過將其納入版圖的念頭？

這并非源于國力不濟，而是基于千百年來一以貫之的務實判斷——在傳統農耕文明的尺度下，這片廣袤凍土被清晰界定為“低效空間”，一切取舍皆出自真切可感的生存邏輯與治理成本權衡。

先看西伯利亞的自然稟賦，其嚴酷程度遠超今人想象。

該區域逾八成土地常年處于極寒狀態，冬季均溫普遍低于零下35攝氏度，西伯利亞東北部個別站點曾錄得零下67.7℃的極端低溫；地下永久凍土層平均厚度達50至100米，部分區域連續凍結已逾百萬年。

在缺乏現代御寒裝備與集中供暖系統的古代，普通民眾僅靠獸皮袍、火塘與地窖，在此越冬無異于直面死亡考驗。

更棘手的是地理阻隔——夏季融凍交替導致大片苔原沼澤泛濫成災，泥炭層松軟如絮，人畜難行，木石難筑，連基本棲居條件都難以維系。

清初史料明確記載：寧古塔駐防營曾組織三支探路隊北越外興安嶺，其中兩隊因失溫截肢或深陷泥沼失蹤，僅一隊殘部帶傷折返，全員存活率不足兩成。

據《黑龍江外紀》載，自寧古塔啟程赴雅布洛諾夫山脈南麓，直線距離不過四百余里，但需繞行河谷、攀越冰脊、穿越無名濕地，耗時常逾三十五日；途中絕無人煙聚落，糧秣全憑肩挑背扛，一旦補給中斷，唯有掘草根、煮樹皮續命。

如此險境，非但無法屯墾設治，連維持最低限度的人口存續都舉步維艱，歷代中央政權自然不會將戰略資源投向這片“生命禁區”。

再論資源適配性，今日所稱“資源寶庫”，在前工業時代實為沉重負擔。

古代中華帝國的財政根基與社會穩定，高度依賴可耕作土地帶來的穩定稅源。華北平原一季小麥畝產可達120公斤以上，江南水田雙季稻年均畝產逾300公斤，而西伯利亞絕大部分區域土壤有機質含量低于1%，表層多為礫石凍土或酸性灰化土，完全不具備糧食生產能力。

或有人提及毛皮與林木，但需知：明代宮廷所用貂裘多采自長白山與大小興安嶺南段，清代貢品體系中黑龍江以南獵戶年供紫貂皮逾三千張，供應早已飽和；至于木材，從貝加爾湖東岸運出的松木抵達北京，陸路須經七道關隘、翻越四條主脈，單程耗時逾百日，運輸損耗率高達83%，實際到貨價值尚不及伐木人工成本的三分之一。

彼時既無蒸汽鉆機開鑿礦脈，亦無內燃機車轉運礦石，西伯利亞蘊藏的鎳、鈷、鈀、鈾及數萬億立方米天然氣，在17世紀工匠眼中不過是質地堅硬的普通巖塊，即便知曉其存在，也全然無法轉化為現實收益。

相較之下，長江中下游平原每平方公里可承載人口超千人，年產糧食能供養數十萬軍隊；關中平原“沃野千里”，自秦漢起即為國家軍糧核心產區。這些區域不僅產出實物稅賦，更能支撐驛站系統、科舉網絡與官僚體系運轉，是王朝存續不可替代的“造血中樞”。

這背后，是中華文明延續四千年的底層認知范式：土地價值由單位面積糧食凈產出決定，而非單純地理坐標或名義主權。

從二里頭遺址的粟作遺存，到良渚古城的水稻灌溉渠系；從秦代“使黔首自實田”的土地普查，到清代“攤丁入畝”對耕地的精準統計——黃河—長江流域始終是政治中心、經濟重心與文化軸心三位一體的承載區。

反觀西伯利亞，既不能納糧征稅，又必須常年派駐戍卒。按康熙朝兵部檔案推算，若在勒拿河流域設一常規衛所（駐軍五百），每年僅糧運一項，需從吉林烏拉調撥糙米六千石，經陸路轉運損耗即達四千石，朝廷實際投入相當于產出的三倍有余。

明永樂九年設立的奴兒干都司，轄區最北抵至黑龍江入海口，理論上毗鄰西伯利亞東南緣，但至宣德年間即告裁撤。《明實錄》直言：“邊鎮糧運艱于轉輸，士卒多病歿，歲費巨萬而無實益。”——財政不可持續，成為其退出的根本動因。

此外，中原王朝的地緣安全焦點，始終錨定在農牧交錯帶一線。

自戰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始，至秦筑長城、漢通西域、唐設安北都護府、明建九邊重鎮，防御重心恒定指向蒙古高原南緣。

匈奴控弦之士三十萬，突厥騎兵縱橫漠北，蒙古鐵騎橫掃歐亞——這些依托草原生態形成的高機動武裝力量，憑借季節性遷徙與閃電突襲，屢屢威脅農耕腹地的糧食產區與人口中心。

為應對這一結構性壓力，歷代王朝持續投入占財政支出三成以上的邊防經費。漢武帝征匈奴耗盡文景兩朝積蓄；唐玄宗開元年間，朔方、河西、隴右三鎮常備軍達四十萬人；明成祖五次親征漠北，每次動員民夫逾三十萬，騾馬十余萬匹。

當北方邊境線每寸都需要重兵把守時，將有限兵力投向數千公里外的西伯利亞，無異于主動拆解自身防御骨架。歷史經驗反復驗證：一旦長城沿線守備松弛，游牧勢力便迅速南下劫掠，輕則毀田奪糧，重則圍困京師。權衡利害，放棄遙遠凍土，實為理性止損之舉。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沙皇俄國的擴張動因——生存驅動型拓殖。

16世紀中期的莫斯科公國，國土狹小、氣候寒冷、耕地稀少，黑麥畝產不足中國華北的四成，國家財政長期赤字，亟需外部資源填補缺口。

而西伯利亞的紫貂、北極狐、海貍毛皮，在歐洲市場享有“軟黃金”之稱。一張完整紫貂皮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售價相當于400公斤黑麥，可兌換三支燧發槍或兩匹上等戰馬。

據荷蘭東印度公司1623年貿易賬冊顯示，當年輸入西歐的毛皮中，68%源自鄂畢河—葉尼塞河流域，總價值折合白銀27萬兩，相當于同期明朝全年鹽課收入的1.8倍。

在此利益牽引下，哥薩克武裝成為沙俄東擴急先鋒。他們以河流為通道，以木堡為支點，沿額爾齊斯河、鄂畢河、葉尼塞河、勒拿河梯次推進，每占一地即強征“牙薩克”（毛皮稅），強迫當地埃文基人、雅庫特人以貂皮抵役。

自1581年葉爾馬克越過烏拉爾山，至1639年波波夫船隊抵達鄂霍次克海，短短58年間，沙俄實際控制區向東延伸逾七千公里，將1320萬平方公里凍土納入統治版圖。

中俄在西伯利亞南緣的首次實質性碰撞，即為17世紀后期的雅克薩之戰。

1649年，哥薩克首領哈巴羅夫率百余人越過外興安嶺，侵占精奇里江畔的達斡爾族聚居地，并修筑雅克薩城作為深入黑龍江流域的橋頭堡，頻繁劫掠村寨、擄掠人口、焚毀糧倉。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完成平定三藩之亂，國力達鼎盛期。康熙帝審時度勢，決意清除邊境隱患，遂調集寧古塔、吉林烏拉水陸精銳近三千人，攜紅衣大炮十二門、子母炮三十六門，分兩路圍攻雅克薩。

清軍雖未裝備燧發槍與棱堡戰術，但依托本土作戰優勢，構建嚴密包圍網，切斷俄軍補給線，并利用冬季封江實施長期圍困。兩次戰役后，俄軍守備部隊傷亡逾八成，幸存者多患壞血病與凍瘡，最終被迫乞和。

1689年9月7日，雙方代表在尼布楚城簽署《尼布楚條約》，以格爾必齊河、額爾古納河及外興安嶺為界，明確劃定：嶺南屬大清，嶺北歸沙俄。條約采用滿、俄、拉丁三種文本，互換鈐印，全程平等協商，無任何割地賠款條款。

這份文件不僅是清朝首份具有現代國際法意義的邊界協定，更以外交實踐印證：清廷完全具備捍衛疆域的能力，其未向北拓展，并非軍事弱勢所致，而是基于對治理效能、經濟回報與戰略優先級的清醒評估。

此后兩百余年，中俄東部邊界雖經歷晚清《璦琿條約》《北京條約》等調整，但外興安嶺—額爾古納河主干框架始終未變。

2004年10月14日，《中俄國界東段補充協定》在北京正式簽署，就黑瞎子島（大烏蘇里島）、阿巴該圖洲渚等最后爭議地段達成共識，標志著兩國長達四百余年的邊界問題徹底終結。

歸根結底，領土的歷史價值，從來不由紙面面積定義，而取決于它能否嵌入特定文明的發展軌道并持續釋放正向動能。

對古代中國而言，農耕文明的運行邏輯決定了：唯有能穩定產出糧食、承載人口、生成稅賦的土地，才具備真正的戰略價值。西伯利亞縱然遼闊，卻無法提供糧食盈余、無法支撐行政網絡、無法形成稅收循環——強行占有，只會拖垮財政、耗盡兵力、動搖國本。

而對16世紀的俄羅斯而言，西伯利亞毛皮是撬動歐洲市場的關鍵支點，是換取武器、技術與信貸的硬通貨，是突破地理封鎖的生命線。其擴張不是選擇，而是生存必需。

歷史早已給出答案：最成功的疆域決策，從不追求虛幻的“最大”，而專注尋找“最適”。中華文明數千年來的疆域演進，體現的不是退縮怯懦，而是對資源稟賦與治理邊界的深刻認知；不是實力缺位，而是對成本—收益比的精密計算。

當下，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持續深化，4300多公里共同邊界已成為歐亞大陸最具活力的合作走廊——能源管道貫通東西，中歐班列晝夜馳騁，聯合科考隊深入貝加爾湖腹地。這條邊界線，早已超越地理分界意義，升華為文明互鑒、互利共贏的實體紐帶。

那些關于“為何不取西伯利亞”的疑問，本質上是對文明發展邏輯的誤讀。真正值得珍視的疆域，永遠是能讓百姓安居樂業、讓國家行穩致遠、讓文明生生不息的那一片熱土。

參考消息：

不要西伯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