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劉思齊尋特工李云問毛岸英情況，中央首長同意公開

她身材并不高挑，說話也不多，卻有個不一般的身份——中央特科老成員，后來又長期在宋慶齡身邊工作。更隱秘的一層，是她和毛岸英兄弟有關的一段任務。因為嚴格的保密制度，這件事在她心里埋了幾十年，直到2002年，一個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敲響她家門：劉思齊。

那一年，劉思齊已經是白發斑斑的老人。毛岸英犧牲在朝鮮戰場，距離那場戰火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作為遺孀，她對丈夫早年在上海流落的那一段生活，總覺得有許多空白。她通過北京有關部門，幾經輾轉找到當年參與秘密工作的李云，希望把那段歷史拼完整一些。也就是在這次問詢后，中央首長一句“保密期限已過，可以公開了”，讓一樁塵封數十年的往事，慢慢浮出水面。

一、從開封到上海：一個女特工的起點

時間回到1932年。那時的中國，正被軍閥混戰和國共對立撕扯得千瘡百孔。就在這一年，李云被正式吸收入中央特科，開始從事情報工作。特科，是中共中央在白色恐怖下專門負責情報、保衛和秘密斗爭的機構，成員多在暗處行走，經常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

經陳云批準后不久，李云與徐強以假夫妻身份，前往河南開封開展情報工作。他們的一個關鍵聯絡人，是國民黨第八十師的少將副旅長兼師學兵營營長惠東升。這個名字不算響亮，卻頗為特殊：身在國民黨軍中，卻對內部腐敗深惡痛絕，對共產黨反而有幾分認同。

在那幾年里，惠東升向中共方面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其中就包括國民黨第四次“圍剿”中央蘇區紅軍的部分計劃。這類情報的價值，在今天不好具體量化，但在當時，極可能關系到一支部隊的生死，甚至影響整個戰略布局。不得不說，那是把命直接按在桌面上的選擇。

情報戰向來好景不長。李云和徐強的身份最終還是暴露，不得不緊急撤離開封，轉回上海。可一回到上海，他們就發現中共中央機關已經轉移到中央蘇區，組織結構大調整，舊的聯絡體系也被打散。組織很快給他們重新安排了任務，仍然假扮夫妻，在上海繼續從事情報工作。長期并肩作戰，幾乎晝夜不離，感情自然發生了變化。在征得組織同意后，兩人“假戲真做”，正式結為夫妻。

與他們相比，惠東升的命運就殘酷得多。他被人告發，與共產黨勾結的罪名坐實后，被國民黨高層視為“奸細”。雖然當時與他交好的劉峙一直出面營救，卻始終無力回天。軍政部長何應欽下達了“就地槍決”的電令，這在當時等于一錘定音。劉峙最終只能求醫生給他打一針，讓他少受一點痛苦，再拉出去執行。那一年，他的妻子已經懷有身孕，被放回家后生下一子，這個孩子后來也將背負一個復雜又微妙的家族記憶。

歷史在明處是一條線，在暗處卻是無數人的命運交織。李云從開封撤回上海，只是千萬個節點中的一個，誰也不會想到，幾年后，她會和另一對“特殊的孩子”發生交集。

二、老西門附近的兩個孩子

1935年前后，中央紅軍已結束長征抵達陜北，中央領導和大批干部轉移到延安，形勢雖有轉機，但此時的上海地下黨組織仍被白色恐怖籠罩。中央特科大部分成員陸續撤離，留在上海的只是極少數身份尚未暴露的同志。李云夫婦正是這一小撮人。

一天，徐強突然嚴肅地對李云說，需要她去找兩個男孩。一個大約十三四歲，一個十一二歲，被形容成“烈士的后代”。不久前，兩人從收養他們的人家離開，可能已經流落街頭。大致的位置，圈在老西門附近。除了這些信息，別的都沒有。

特科的紀律極嚴，尤其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任務只講結果，不鼓勵多問。李云清楚，這對兄弟絕非一般人家的孩子，背后肯定牽涉重要人物。更值得注意的是，給她劃定范圍，說明其他小組也在不同區域同步尋找，這已經不是普通的“救助流浪兒”，更像是一項特殊保衛任務。

那么，去哪里找這種年齡的流浪男孩最容易？李云想到的是八仙橋小菜場。那里人流密集，討飯的、打短工的、推車的少年很多，有時候還會有人給他們一口飯吃。她必須控制距離，既要看清人的相貌舉止，又不能被特務盯上。她常常在一旁一站就是半天，看孩子們搶饅頭、幫人拉車、在污水邊洗破衣服。

任務持續了一段時間并無結果。期間，也有人猜測那兩個孩子是不是被巡捕抓走，或者被人拐帶，但徐強通過各種關系了解后，給出了明確判斷：孩子沒有進看守所，也沒有登記在案，很大可能還在街頭茍活。

被尋找的這兩個男孩，就是毛澤東的長子和次子：毛岸英、毛岸青。在更早的幾年里，他們隨家人輾轉，后來被安置在上海。由于戰亂和政治環境的劇烈變化，這兩個孩子和負責照看他們的家庭之間產生了矛盾，一度離家外出。一段時間里，他們像普通流浪兒一樣，在城市邊緣徘徊。

這段流浪生活，后來在不少回憶材料里都有簡略提及。兩兄弟先是在燒餅鋪里當學徒，因為年齡小又沒有直系長輩在身邊，老板脾氣又沖，動不動就打罵，時間一久受不了，兩人便偷偷逃離。之后，他們做過不少零工：賣報，撿破爛，在街頭給人推人力車、黃包車。有一年冬天，老三毛岸龍在顛沛遷徙中病死，兄弟倆親眼看著弟弟離去，只能更緊地抱著殘余的生活希望。

試想一下，那時誰也不會想到，這兩個臟兮兮、穿著破衣服的小男孩，竟然是將來共和國領袖的兒子。對于街上的行人而言，他們和其他流浪兒沒有任何區別，這也是地下工作艱難之處——既要在人群中找到他們，又不能暴露身份，更不能驚動敵人。

1936年春末夏初，徐強對李云說，孩子已經找到了，并且被送到了一個安全的地方。至于是哪位同志找到，在哪里找到，又如何確認身份，他并未對李云多說。夫妻雖親，特科卻有鐵規矩，知情范圍越小越安全。這些細節，甚至連李云本人，也是解放以后才一點點知道的。

三、從上海到延安：被秘密轉移的“烈士之子”

1936年，上海的局勢依然緊張。就在這一年，馮雪峰奉命來到上海，參與領導特科工作。他是黨的早期領導干部之一，也是在這件事情上起關鍵作用的人。

毛岸英兄弟出走后，負責照看他們的董健吾立即把情況向特科負責人匯報。當時，只有極少數人清楚這對兄弟的真實身份，知道他們是毛澤東的兒子。組織內部很快形成共識：必須盡快找到孩子，不能讓他們永遠消失在街頭。

孩子被尋回的場景，后來在相關記述中被簡單提過。兄弟二人見到來人，有一種終于找到依靠的感覺，一時委屈全涌出來，抱著大人說起這段時間受的苦。“我們不想再回原來那家了。”類似這樣的話，據說孩子當時反復提及。以前的生活雖然吃穿不愁，卻總有種寄人籬下的壓抑，更別說一些冷眼和責打。對剛剛失去親人的孩子來說，那是一種難以言說的傷害。

特科方面本來打算把他們再送回董健吾家繼續寄養，畢竟那里條件相對穩定，身份也容易掩飾。但兄弟倆態度很堅決，就是不愿意再回到那所住處。這個細節很值得玩味：對成人來說，安全最重要；對十幾歲的孩子來說，有尊嚴地活著，同樣重要。

馮雪峰到上海履職后，迅速接手處理此事。他考慮到毛澤東此時已經在陜北從事領導工作，而國內形勢復雜，國共關系仍處在對抗中，孩子留在上海既危險，又難免受到各種勢力的關注。經過多方權衡，他決定另擇去處。

這時，一個特殊的人物出現了——國民黨愛國將領李杜。李杜曾任東北軍將領，對日本侵略一向態度強硬，與共產黨之間也有一定的聯系和互信。馮雪峰通過地下渠道與李杜取得聯系，商量將兩個孩子秘密送到他那里暫時安置。這種安排，既利用了國民黨體系內部的掩護，又為后續轉移創造條件，頗具策略眼光。

兄弟倆被悄悄送去后，在李杜的保護下度過一段相對平靜的日子。之后，借著李杜出國考察西歐的機會，組織又做出進一步決定：將他們轉送蘇聯。此舉背后有多重考量。一方面，蘇聯在當時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心，革命后代在那邊相對安全；另一方面，也能接受系統教育，不至于永久被戰爭耽誤。

關于他們具體何時、從哪條路線赴蘇，公開資料多有記載，這里不再贅述。可以肯定的是，在這一次秘密轉移過程中，上海特科和若干交通線上的同志付出了極大心力，也承擔了不小的風險。李云雖然沒有親自參與后續送往蘇聯的環節，卻始終知道自己曾經在“尋找”階段做過一段工作，這件事也就在她心中扎根。

解放之后，李云逐步了解到整件事情的全貌：毛岸英、毛岸青的“失蹤”與“再現”，與特科的秘密行動緊密相連。很多細節，既有個人命運的無奈，也體現出黨在極端環境下對革命后代的保護。遺憾的是，毛岸龍早逝，終究沒能與兄弟團聚，這是那一代人共同的痛點。

這一段秘聞，李云埋在心里整整67年。不管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政治運動風起云涌，還是后來社會環境不斷變化，她都沒有對外多說一句。這種“守口如瓶”的習慣，幾乎刻在那一代特工的骨子里。

四、走進宋慶齡身邊的“隱形人”

李云的故事并不只停留在上海街頭。1936年4月，中共中央從延安派馮雪峰來滬，對地下工作進行整合。就在這一階段，發生了另一件看似平常、其實意義重大的事情。

宋慶齡當時居住在上海，是公認的孫中山先生的繼承者之一，也是國內外極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她長期支持進步力量，對抗日、反法西斯有堅定立場。但在當時的環境下，她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聯絡并不順暢，很多時候，想傳遞一些重要意見，卻找不到穩定的渠道。

馮雪峰與宋慶齡會面時，宋慶齡明確提出一個要求：希望共產黨能派一位可靠黨員，固定負責與她聯系，有事情可以迅速溝通。她考慮這個問題已經有一段時間，也知道秘密聯絡風險很大，但如果沒有這樣一座“橋”，很多事情就會滯后甚至錯失機會。

馮雪峰反復權衡，最終決定派李云前往。原因很簡單：李云出身工人家庭，長期從事情報工作，性格沉穩細致，懂得保密紀律，又能夠處理細膩的人際交流。對于一位地位特殊的民主人士，既要尊重，又要有原則，這并不是誰都能勝任的工作。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楊虎城扣押蔣介石，引發全國關注。這是抗日救亡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關鍵之一。消息傳到上海時，各方的觀察、試探與評估交織在一起。李云第一時間向宋慶齡報告了這個突發事件，宋慶齡敏銳地意識到，這可能改變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關系。

第二天，李云在宋家信箱里發現一封恐嚇信，里面還放著兩顆子彈，意思再明確不過：有人不希望她繼續與共產黨保持密切聯系。李云把信拿給宋慶齡看，用現在的話說，屬于典型的“政治威脅”。宋慶齡看完，淡淡一笑，說了一句大意是：“這種東西，我收到不少了，不用太在意。”這種從容態度，不難想象當時給李云留下了多深的印象。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很快，上海、無錫、蘇州等地相繼陷落。宋慶齡處境愈發危險。中共中央曾兩次致電敦促她離開上海，前往香港，以免落入日偽勢力之手。李云則成為護送行動中的關鍵一環。

在她的陪同下，宋慶齡搭乘郵輪前往香港。海上航程并不輕松，沿途充滿不確定因素，但最終還是平安抵達。到香港后，宋慶齡繼續以自己的方式發聲，組織、參與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動，與中共之間的聯系也未中斷。

1938年4月，李云的孩子在上海病重，她不得不暫時離開宋慶齡，趕回家中。經過宋慶齡同意，她返回上海照看家庭。但不久，她又接到丈夫病重的消息，只得再次啟程前往延安。這一路的輾轉離合，本身就是那個年代許多革命家庭的縮影。

在各方幫助下，李云終于抵達延安，與徐強團聚。隨后，她又在宋慶齡等人的關照下，繼續在相關崗位工作，承擔聯絡和情報任務。延安時期，她的身份依舊相對低調，不在公開場合露面，卻一直參與黨內重要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李云和宋慶齡之間的情誼并未中斷。她們以一種低調的方式保持著聯絡，既有工作上的接觸，也有私人層面的關懷。用李云晚年的話說，這段關系是“革命友情”，也是“彼此信任”的結果。

五、67年的沉默與一句“可以公開了”

時間快進到2002年。那時，李云已經88歲，在上海安享晚年，身體雖不如從前硬朗，記憶卻依然清晰。她這一生經歷了地下斗爭、抗戰、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等多重歷史階段，在很多重大事件邊上都悄悄出現過身影，但名字極少出現在公開報道里。

這年秋天，一通電話打破她平日的清靜。北京方面有人聯系她，說劉思齊想就毛岸英在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情況進行一些核實，希望她協助回憶。面對這個請求，她心里難免起伏：那段歷史，與個人工作紀律緊密相關，幾十年來一直被視作絕對機密。

在相關部門的安排下，劉思齊與李云得以當面交流。兩位相差不多一代人的女性，一個是毛岸英的遺孀，一個是當年參與尋找“烈士之子”的特工，因一段舊事坐到了一起。據部分回憶者描述，當時的氣氛并不激烈，更多是平靜，卻又不乏沉重。

“那時候，他在上海，是不是很苦？”類似這樣的問題，劉思齊輕聲問起。她想知道丈夫少年時代究竟經歷了什么，尤其對那段流浪生活的細節格外在意。李云沉默了片刻，只能從自己記憶中還原當年的任務：老西門、八仙橋、街頭的流浪兒、模糊的年齡描述，還有那句“烈士的后代”。

在正式記錄這段說法之前，一位中央首長向李云明確表示：關于當年的特科工作，涉及毛岸英兄弟的部分，保密期限已經過去，可以適當整理和公開。也正是這句“可以公開了”，打破了她堅持多年的沉默原則。

于是，那段埋藏了67年的故事，終于被寫進檔案和口述史中——當然，仍然是高度節制、嚴格核實后的版本。李云不是那種愿意夸大自己作用的人，那一代人普遍有個特點：把功勞讓給別人，把危險留在心里。她只是平靜地講出自己知道的部分，至于更高層的決策和更復雜的細節，仍舊留給歷史研究者去慢慢爬梳。

晚年的某次采訪中，李云說過一句話：“我覺得這輩子沒有虛度，為國家盡了小小的力量。”這話聽上去很樸素，卻恰好概括她的一生。1930年代，她在上海尋找兩個未知身份的男孩；抗戰時期，她伴在宋慶齡身邊，在恐嚇與威脅中維系聯絡；新中國成立后，她再次退到幕后，安靜地生活。2013年8月16日，98歲的李云在上海去世。

她走得很安靜，甚至沒有引起太多輿論關注。卻不得不承認，那些曾經發生在暗處的故事，隨著她這樣的人慢慢離世，也在一點點遠去。好在，有一小部分被及時記錄下來，其中就包括那次關于毛岸英少年經歷的追問和回答。

從1932年加入特科，到2002年打開話匣，再到2013年撒手人寰，李云的一生橫跨了近一個世紀。她見證過戰爭、饑荒與新政權的建立，也參與過許多不為人知的隱秘戰線。如果說這段歷史有何特別之處，也許就在于：很多關鍵轉折，并不是在大會會場上發生，而是在燈光昏暗的弄堂、在悄無聲息的聯絡點、在一張舊桌子旁的短短對話里完成。

毛岸英兄弟的命運、宋慶齡的抉擇、地下特工的沉默，都鑲嵌在這樣的細節中。多年以后，人們再回頭翻看那些零散記錄，才慢慢意識到，這些“不起眼”的人物和動作，在歷史的大框架里，恰恰構成了不可替代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