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時代變了，德國政府卻沒意識到，還在拿中國當廉價血汗工廠

前言

中德關系早已悄然轉向，德國卻仍沉溺于舊日幻象之中。

當下，中國經濟體量持續躍升，科技研發能力突飛猛進，早已超越單純學習者的角色。可柏林決策層仍固守“歐洲領路人”的自我定位，沿用陳舊認知框架與俯視視角與中國展開互動。

現實反饋清晰可見：德國在華軟實力日漸式微，本土企業在華經營信心明顯減弱。

今天的中國不僅是世界工廠的核心引擎，更在5G通信、量子計算、高速磁浮、光伏儲能等戰略性賽道領跑全球，部分創新節奏甚至大幅領先德國。德媒坦言：“中國已駛入快車道，而德國還在檢查后視鏡。”

德國政界為何遲遲未能穿透表象、洞察本質？為何仍在用20世紀的邏輯解構21世紀的中國？

德國政府的“舊夢”

柏林高層顯然尚未掙脫二十一世紀初的認知繭房，習慣性援引昔日“工業強國”與“歐盟定調者”的身份標簽來框定對華關系。

上世紀九十年代至本世紀頭十年，德國確為全球經濟格局中的關鍵支點。

依托“德國制造”這一金字招牌，其精密機械、高端裝備與汽車工業橫掃國際市場；彼時的中國，則更多承擔著全球供應鏈終端組裝與基礎零部件供應的功能。

但伴隨中國綜合國力的整體躍遷，原有力量對比正經歷結構性重塑。

中國不僅在傳統制造領域完成全鏈條升級，在數字基建、智能網聯、生物制造、可控核聚變等前沿方向亦實現密集突破，若干技術指標已穩居世界第一梯隊。

當前，中國已成為全球專利申請量最大國、PCT國際專利授權增速最快經濟體、人工智能論文引用率最高國家之一；而德國在全球創新指數中的相對位次則呈現溫和回落態勢。遺憾的是，德國政策制定者仍未主動校準認知坐標系，依舊以單向輸出的姿態處理雙邊互動。

德國外交話語體系中揮之不去的訓導口吻，令中方產生強烈疏離感。

在中國社會語境里，“師長”形象早已淡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對其慣常姿態所形成的審慎評估——被普遍解讀為缺乏共情基礎的優越心理投射。

德國外長貝爾博克曾就涉疆議題發表不當言論，引發中國民眾自發抵制其社交媒體賬號，相關話題閱讀量超3.2億次；該事件亦折射出民間情緒與官方敘事間的顯著溫差。

此類傾向同樣波及商業層面：德國駐華使團近年在地方城市開展經貿推介活動時，主辦方接待規格與媒體曝光度較十年前下降約四成，部分地方政府明確表示“更傾向邀請務實型技術代表團而非政策宣講團”。

德國政界仍傾向于將中國定位為全球價值鏈末端的勞動力供給方，嚴重低估其在智能制造系統集成、工業軟件自主化、新材料量產工藝等維度的實質性跨越。

事實上，德國多個傳統優勢產業正遭遇來自中國企業的系統性挑戰——從高鐵軸承國產替代到光刻機光源攻關，從航空發動機單晶葉片量產到氫能重卡商業化落地，技術追趕曲線愈發陡峭。

德國企業的焦慮

伴隨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德企在華戰略布局正經歷深度重構。

在粵港澳大灣區這片曾被冠以“成本洼地”“市場藍海”雙重標簽的熱土上，德企心態正發生根本性轉變。

如今，多數德企選擇扎根中國，已非出于獲取廉價用工或搶占增量市場的短期考量，而是基于生存必需的被動選擇——若撤離這一全球最完整工業生態與最快迭代試驗場，其全球競爭力恐將加速衰減。

這種戰略緊迫感在汽車產業鏈體現得尤為突出。

早年間，德系車企倚賴地方政府補貼、合資股比保護及消費者對德系品牌的天然信任構建起穩固盈利模型；隨著中國新能源汽車購置補貼全面退坡、雙積分政策趨嚴、智能駕駛準入法規加速落地，市場競爭烈度驟然升級。

在此背景下，德系品牌引以為傲的底盤調校、燃油經濟性等傳統優勢正快速貶值，其產品更新周期（平均24個月）明顯滯后于中國頭部新勢力（平均11個月）。

相較之下，中國車企憑借敏捷的OTA遠程升級能力、深度本地化用戶運營體系、垂直整合帶來的成本壓縮空間，正系統性改寫行業競爭規則。

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已完成從“政策驅動”向“市場驅動”的歷史性跨越，消費者購車決策日益理性化、技術導向化、生態依賴化。

德系車企清醒認識到：若不能在三電系統底層創新、智能座艙人機交互、車路云一體化架構等領域實現突破性進展，或將失去參與全球最大單一新能源汽車市場終局博弈的入場券。

權威調研指出，78.6%的德資制造業企業計劃未來三年追加在華投資，其核心動因已從“利潤最大化”轉向“能力保全”——即通過深度嵌入中國創新網絡，反哺其全球技術研發體系與供應鏈韌性建設。

德企在華布局重心正從單純產能投放，轉向聯合實驗室共建、本地化研發中心擴容、高校科研成果轉化通道打通等高附加值合作形態。

中國制造的崛起

德企在華戰略焦慮的深層根源，在于中國制造范式的革命性演進。

曾經，“代工大國”“低端制造”等刻板印象長期主導國際輿論場，“世界工廠”的稱謂常隱含價值貶抑意味。

然而，伴隨中國企業在工業互聯網平臺搭建、數字孿生工廠部署、AI質檢系統普及、綠色低碳產線改造等方面的規模化實踐，這些偏見正被不可逆地消解。

在南京江北新區一家生物醫藥智造基地，德國工業4.0考察團見證了顛覆性場景：

同一型號的西門子S7-1500PLC控制系統，在德國埃爾蘭根工廠平均無故障運行時長為18個月，而在該中國工廠達29個月；整條抗體藥物生產線僅需9名技術人員值守，單位面積產出效率高出德國同類產線37%。

這個鮮活案例印證著中國制造的質變：從勞動密集型代工模式，進化為數據驅動、算法優化、柔性響應的新型生產力載體。

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制造業的質量治理能力與標準話語權正在加速提升。

在新能源汽車高壓連接器、光伏硅片切割線、半導體封裝基板等細分領域，中國企業主導制定的IEC/ISO國際標準數量三年內增長210%；寧德時代牽頭成立的“電動交通全球標準聯盟”，已有47個國家的213家機構加入。

中國在動力電池能量密度、鈉離子電池產業化進度、換電網絡覆蓋率等關鍵指標上持續領跑，倒逼全球產業鏈重構技術路線圖。

當比亞迪刀片電池通過針刺實驗引發全球安全標準修訂，當蔚來換電站單日服務超萬次刷新行業紀錄，德國車企不得不重新定義“技術領先”的內涵邊界。

唯有構建基于相互尊重、能力互補、風險共擔的新型伙伴關系，德國才能在全球多極化進程中錨定自身坐標，而非困守認知牢籠，在戰略誤判中喪失關鍵窗口期。

若德國對外政策持續滯留在冷戰思維殘余與殖民時代話語慣性之中，不僅將錯失與中國在碳中和、數字治理、公共衛生等全球性議題上的深度協作機遇，更可能陷入自我孤立的惡性循環。

世界已然進入新紀元，德國亟需一場靜水流深的認知革命——放下歷史包袱，擁抱動態現實，在平等對話中尋找共同演進的新路徑。

結語

德國政界面對中國發展現實，仍固執維持“我提供標準、你執行生產”的單向關系想象，這種深層次認知偏差正持續侵蝕雙邊互信根基。

中國早已擺脫技術依附階段，成長為擁有全棧自研能力、超大規模應用場景、高效創新轉化機制的復合型創新強國。

倘若德國不能及時更新其對華戰略認知框架，未能將中國視為真正意義上的制度性競爭對手與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其全球影響力衰退軌跡或將難以逆轉。

直面中國崛起的歷史事實，德國需要的不是懷舊式挽歌，而是面向未來的再定位——以謙遜之心傾聽東方智慧，以務實姿態探索共贏方案，以平等精神重建對話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