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那是1976年的深秋，北京的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
在人民大會堂那莊嚴肅穆的告別儀式上，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同志在瞻仰遺容時，整個人徹底崩潰了。
他不光是流淚，簡直是嚎啕大哭，甚至因為悲傷過度，身子骨遭受了重創，回家后就臥床不起，好長一段時間都沒緩過勁來。
周圍的人看著都揪心，私下里感嘆這位老干部對主席的感情真是沒得說。
可大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這哪里僅僅是下級送別領袖，分明是親弟弟在跟哥哥做最后的訣別。
這位哭倒在地的老人，本名毛澤全。
但在過去漫長的歲月里，他在檔案上留下的名字，一直是“王勛”。
為了守住這個化名，他硬是跟親堂哥斷了聯絡，甚至連同床共枕了八年的結發妻子，都被蒙在鼓里一點不知情。
這話聽著簡直像天方夜譚。
要知道在那個年代，跟毛主席哪怕沾上一丁點親戚關系，那是多硬的政治背景？
旁人那是恨不得翻家譜也要硬往上湊，這位倒好，非但不湊，還把自己活成了徹頭徹尾的“局外人”。
這背后的賬，毛澤全心里到底是怎么盤算的？
把日歷翻回1950年的夏天。
那會兒，南京華東軍區后勤部的大院里，日子過得還算安穩。
擔任生產部長的王勛剛從北京出差回來。
晚飯時分，妻子徐寄萍敏銳地察覺到了異樣。
丈夫這回出差回來，狀態跟往常大不一樣。
雖說風塵仆仆，但那雙眼睛里藏不住事兒，透著一股子難以言喻的興奮勁兒。
徐寄萍畢竟是上海大城市走出來的讀書人，心細如發。
她一邊給丈夫夾菜，一邊旁敲側擊地打聽北京那邊的見聞。
王勛沒急著接話茬，飯吃到半截，他突然起身回屋，拎出一個包裹擱在桌上。
打開一看，里面是一包糖果。
“嘗嘗，”王勛嘴角掛著笑，“這是我從北京帶回來的，毛主席親手給的。”
這句話一落地，徐寄萍當場就愣在那兒了。
新中國剛成立那會兒，能見上一面毛主席，那是祖墳冒青煙的榮譽。
徐寄萍腦子里的問號像連珠炮一樣崩出來：你咋見到的？
主席跟你嘮啥了？
憑啥給你糖吃？
你一個生產部長，職務是不低，可也沒重要到讓主席專門送糖的地步吧？
瞅著妻子那一臉不可思議的表情，王勛長嘆了一口氣。
這筆藏了八年的賬，看來是到了該結清的時候了。
他收起了笑臉，一本正經地說道：“有個秘密，我憋在心里太久了…
其實，我不姓王，我姓毛。
毛主席，就是我親堂哥。”
這一悶棍打下來，徐寄萍腦子里估計是一片空白。
兩人結婚八年，那是從苦日子里熬過來的。
在她的印象里，丈夫是當年皖南新四軍軍部巖寺兵站的指揮員，是個兢兢業業的后勤干部。
怎么搖身一變，成了皇親國戚？
這事兒太不合常理了。
按照世俗眼光，背靠大樹好乘涼啊。
當年在新四軍，環境惡劣成那樣，要是把這層身份亮出來，組織上怎么著也會照顧點，危險任務少派點，提拔速度快一點。
可王勛——或者說毛澤全，怕的恰恰就是這兩個字：“照顧”。
他心里的算盤是反著打的：
要是在戰爭年代就把底牌亮了，旁人怎么看？
你干出成績了，人家嘴一撇：“那是主席堂弟，應該的”；你干砸了，人家會說：“給主席丟人現眼”。
更要命的是，一旦貼上“特殊身份”的標簽，組織分配任務就得掂量，最危險的地方不敢讓你去，最苦的活兒不好意思讓你干。
這么一來，所有的汗水都會被打上問號，所有的拼搏都會被“關系戶”這三個字給淹沒。
想要證明自己是個爺們，唯一的路子就是——把“毛澤全”藏起來，讓“王勛”去拼命。
于是，他改名換姓，切斷了一切聯系。
他在新四軍后勤系統里摸爬滾打，從最基層干起，硬是靠著實打實的本事，一步一個腳印爬到了華東軍區后勤部生產部長的位置。
聽完丈夫這番掏心窩子的話，徐寄萍心里的那點埋怨早就煙消云散了。
她是個識大體的女人，她懂丈夫維護的不光是自個兒的面子，更是毛家人的風骨。
這層窗戶紙既然捅破了，那離見面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到了1952年，轉機來了。
這一年，毛澤全全家調動到了北京后勤部工作。
眼瞅著到了中秋節，毛主席估計是思鄉心切，特地把毛澤全一家子請進了中南海過節。
這回見面，氣氛挺有意思。
并沒有想象中那種“兄弟抱頭痛哭”的戲碼，反倒是透著一股子拉家常的親熱勁兒。
那天，毛主席正坐在涼棚底下看書，一抬頭瞧見毛澤全拖家帶口地來了，臉上的皺紋都笑舒展了：“喲！
澤全吶，你這還是個大家庭咧，真熱鬧！
好！
好！”
閑聊的功夫，毛澤全把妻子徐寄萍介紹給了主席。
一聽說徐寄萍1941年就投身革命，兩個妹妹也是地下黨，主席不住地點頭。
這關系就不一般了，既是親戚，又是戰友。
緊接著，毛主席突然拋出個“刁鉆”的話題。
他看著徐寄萍，語帶調侃地問：“你原本是繁華上海的高中生，咋就看上了澤全這么個種過地的‘土疙瘩’呢？”
這話聽著像是在打趣弟弟，其實里頭藏著主席的大智慧。
在毛主席眼里，革命隊伍就是個大熔爐。
知識分子得沾點泥土氣，工農干部得沾點墨水氣。
徐寄萍代表的是投身革命的知識青年，毛澤全（王勛）代表的是從泥地里走出來的工農干部。
這兩口子的結合，正好印證了黨當時提倡的“取長補短”。
這聲“土疙瘩”，哪里是貶低，分明是帶著泥土芬芳的最高褒獎。
打那以后，兩家人走動得勤了些。
但毛澤全還是那個老脾氣——絕不拿這層關系在外面搞特殊。
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毛主席的公務越來越繁忙，兄弟倆見面的次數也稀疏了。
但這絲毫不影響血脈里的那份牽掛。
直到1976年，那場痛徹心扉的生離死別。
當毛澤全在人民大會堂哭得直不起腰的時候，他哭的不光是失去了一位偉大的領袖，更是在哭那位在他隱姓埋名時默默關注、在他功成名就后給予認可的兄長。
如今回過頭再看，毛澤全當年那個“隱姓埋名八年”的決定，到底值不值？
太值了。
假如當年他頂著“主席堂弟”的光環在部隊里混日子，哪怕官當得再大，到了晚年，人們提起他來，嘴里也只有一句“那是毛主席的親戚”。
但他用了“王勛”這個名字，硬碰硬地干出了后勤部長的業績。
這段歷史，是他自己一筆一劃寫出來的，不欠任何人的人情，也不靠任何人的施舍。
1989年3月，毛澤全在太原因病離世。
回顧他這一生，前半截叫王勛，為的是證明“我不靠哥哥也能行”；后半截做回毛澤全，為的是守護那份血濃于水的親情。
這兩個名字，他都對得起，都立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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