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盤大棋：為何在百萬大軍渡江后，仍嚴令“不許敵人出境”

1949年底到1950年初發生在云南的滇南戰役。這場仗雖然在解放戰爭的大格局里不算規模最大，但它直接決定了云南全境的解放，甚至影響到了之后數十年邊境地區的態勢。
1949年12月，那時候大局其實已經比較明朗了。平津、淮海、渡江這些大仗都打完了，國民黨政府已經遷到廣州又跑去了重慶，最后退守成都。
但西南地區，尤其是云南、西康（現在主要屬于四川）一帶，還盤踞著不少國民黨的部隊，他們指望著利用西南復雜的地形和漫長的國境線，要么負隅頑抗，要么隨時準備溜出國境，要么退到臺灣。
云南這個地方特別關鍵，它和越南、老撾、緬甸三國接壤，有山路，有叢林，還有機場（比如蒙自機場），簡直就是一條現成的“國際逃生通道”。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1949年12月9日，當時的中華民國云南省主席、手里握著兵權的盧漢，在昆明宣布起義了。這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殘余勢力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云南一丟，西南的屏障就塌了一大半。
蔣介石當然不甘心，他立刻把遠在臺灣的陸軍副總司令湯堯派到云南，把還聽命于中央的第8軍和第26軍攏在一起，編成第8兵團，讓湯堯兼任司令，目標很明確：反攻昆明，干掉盧漢的起義部隊，重新控制云南。
于是，從12月15號開始，湯堯指揮這兩個軍從沾益、宜良向昆明進攻，這就是所謂的“昆明保衛戰”的起因。盧漢的起義部隊和當地的游擊隊（滇桂黔邊縱隊）頂了上去，但同時，盧漢也趕緊向已經進軍西南的解放軍求援。

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接到消息，馬上命令正在貴州方向的第五兵團第49師坐汽車緊急馳援。這邊援兵風風火火往昆明趕，那邊國民黨軍的進攻卻并不算特別順利，加上他們可能也怕被解放軍包了餃子，所以在12月22日左右，聽到解放軍援兵快到曲靖的消息后，進攻昆明的國民黨軍就放棄攻城，開始往南撤了。
他們南撤的方向很有講究，不是亂跑，而是朝著蒙自、個舊、建水、石屏這一片滇南地區集結。為什么是這里？看看地圖就明白了，蒙自有機場（蒙自機場），個舊產錫礦有錢，建水、石屏再往南走，就是紅河，過了河就是國境線，通往越南和老撾。
湯堯的算盤打得很精：能守則守，守不住就從蒙自坐飛機跑，或者從陸路穿過國境線溜出國。這就像一只被堵在屋子里的老鼠，開始找墻角的洞了。

解放軍這邊，高層早就看透了這套把戲。毛主席和中央軍委的指導思想非常清晰，就是“遠距離迂回包圍”，絕對不能讓他們跑掉，特別是不能讓他們成群結隊地流竄到國外，那會成為長期的邊境隱患。
當時，第四野戰軍和第二野戰軍的主力，剛剛結束了廣西戰役，消滅了白崇禧集團，正可以抽出手來。而二野主力和一野、四野各一部，也在進行成都戰役，圍殲胡宗南集團。這兩個大仗一打，等于把國民黨軍從東面和北面逃往云南的路都給堵死了，湯堯集團在滇南，真正成了甕中之鱉，就等著解放軍來收網了。
具體的作戰任務，落在了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頭上，兵團司令是大名鼎鼎的陳賡。陳賡將軍打仗一向以機動靈活、敢于穿插著稱。他的部署充分體現了“迂回包圍”的精髓：兵分兩路，像一把大鉗子。
右路（也叫西路）是主力，由第四兵團第13軍（軍長周希漢）擔任，下轄第37、38、39師。他們的路線是從廣西的百色出發，進入云南，經過富寧、硯山、文山，直接插向蒙自和開遠。
他們的首要目標，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就是拿下蒙自機場，把國民黨軍的“空中走廊”給掐斷。想想看，要是機場還在國民黨手里，他們的高級軍官、重要物資，甚至成建制的部隊，都可以靠空運溜走，那仗就白打了。所以這一路是重錘，講究一個“快”字。
左路（也叫東路）呢，由第四野戰軍第38軍的第114師、第151師，再加上滇桂黔邊縱隊的第1支隊組成。他們的任務更絕，是從廣西直接插向云南東南邊境，經過富寧后直奔馬關、河口、金平。河口和金平是什么地方？那是紅河上的重要渡口，是通往越南的陸路咽喉。這一路等于是兜一個大圈子，跑到國民黨軍的南邊，把他們的陸上退路也給堵死。這叫“關門打狗”，門關上了，狗就跑不了了。
另外，云南本地的滇桂黔邊縱隊其他部隊，也奉命在各處積極活動，襲擾國民黨軍，配合主力作戰。

這個計劃非常大，也非常大膽。右路要急行軍九百多公里，左路也要走五百多公里，而且多是山地叢林，路很難走。但解放軍硬是靠著一雙腿，在1950年1月1日之后，展開了這場規模宏大的奔襲。
我當時查資料時就在想，國民黨軍難道就坐以待斃嗎？其實也沒有。湯堯到了蒙自后，確實在安排撤退事宜。第26軍全部縮到蒙自地區，開始利用蒙自機場拼命往臺灣空運高級軍官家屬和重要物資。為了掩護機場和空運，他們還派了一個團駐扎在蒙自東北的鳴鷲街擔任警戒。第8軍也有往東挪動的跡象。他們肯定也嗅到了危險，想搶在解放軍合圍之前，能跑多少跑多少。
奈何解放軍的行動之快，超出了他們的預料。特別是右路的第13軍，先頭部隊第37師，簡直是玩了命地趕路。1950年1月13日，他們就出現在了硯山地區，距離蒙自已經不遠了。左路的部隊也在1月11日控制了河口，把南邊的門給關上了。一張無形的大網，已經悄悄張開。

決定性的時刻在1月15日深夜到來了。第37師的第一梯隊，在師長周學義的指揮下，做出了一個極其大膽的決定：他們不顧長途行軍的疲勞，也不等全部主力到齊，派出一支精干隊伍，繞過了國民黨軍在鳴鷲街的警戒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撲蒙自機場。
這場夜襲打得非常漂亮，國民黨軍根本沒想到解放軍會來得這么快，而且是直接沖著機場來的。戰斗到16日清晨，機場被解放軍占領，停在機場的兩架飛機、還有大量沒來得及運走的武器彈藥和物資，都成了戰利品，更關鍵的是，還俘虜了1200多人。
這一下，國民黨軍的空中逃路被徹底切斷。消息傳開，對整個國民黨軍士氣的打擊是毀滅性的。機場丟了，意味著坐飛機逃跑的夢想破滅了，只剩下鉆山溝、闖邊境這一條險路了。

占領機場后，解放軍第37、38師主力紛紛趕到，不僅打下了蒙自縣城，還回頭收拾了鳴鷲街的那個警戒團。與此同時，左路的第114師也攻占了紅河上的另一個重要渡口曼耗，殲滅了在那里修橋的國民黨軍工兵，進一步鎖死了陸路通道。
到了1月17、18日，解放軍已經從北、東、南三個方向，對聚集在開遠、個舊、建水一帶的國民黨軍主力，形成了鉗形攻勢。
國民黨軍徹底亂套了。第26軍軍長彭佐熙一看機場沒了，趕緊帶著部隊往西邊的個舊方向跑，想從那里找路出國。第8兵團司令湯堯和第8軍軍長曹天戈，則帶著兵團部、第8軍軍部以及第42師、第170師等主力，向南退了一段，發現南邊河口方向也被堵了，于是也扭頭往西，朝石屏、元江方向跑，企圖渡過元江，進入云南西南部的群山之中，再尋機逃往緬甸。

真正的追逐戰和殲滅戰，這時候才進入高潮。解放軍第四兵團下令：不顧一切疲勞，大膽追擊，以營、團為單位，多路穿插，哪里有聲望就往哪里打，務必全殲。
于是，在滇南的山野道路上，出現了一幅奇特的景象：前面是丟盔棄甲的國民黨軍大部隊在狂奔，后面是分成無數小股的解放軍在猛追，兩邊還有本地邊縱部隊和盧漢起義部隊在堵截、襲擾。戰斗變成了無數場小規模的遭遇戰、阻擊戰、追擊戰。
1月18日至19日，解放軍在個舊、雞街、建水以東地區，追上了國民黨軍第26軍和第8軍的部分部隊，一頓猛打，殲滅了其大部。第8軍有個副軍長叫田仲達，在建水以東看看實在跑不掉了，帶著2000多人向邊縱部隊投降了。
而湯堯和曹天戈帶著的將近兩萬人的核心隊伍，一路狂奔到了石屏西南的元江東岸。元江水流湍急，只有一座鐵索橋可以通過。他們的前衛部隊第170師和教導師一部僥幸過了橋，但他們過橋后，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有人說可能是怕解放軍追上來，也有人說是指揮混亂），竟然沒有守住橋頭，也沒有把橋徹底破壞掉，只是破壞了部分橋板。這就給后面的大部隊和解放軍都留下了機會。

當湯堯、曹天戈帶著兵團部、第42師等主力跑到元江邊時，發現橋雖然還在，但很難快速通過，而解放軍的追兵已經咬上來了。最先追上來的，是第37師第109團的一個先頭營（第2營），他們像一把尖刀，插到了國民黨軍隊伍中間，占領了附近的營盤山制高點，一下子把國民黨軍的隊伍攔腰截斷。這下，已經過橋的和沒過橋的就被分開了。
后面的故事就充滿了戲劇性。沒來得及過橋的國民黨軍教導師主力和第3師一部，眼看突圍無望，紛紛放下武器投降。而被截在元江東岸的湯堯、曹天戈等人，被解放軍第109團、110團的部隊緊緊包圍在一個狹小區域里。1月24日拂曉，解放軍發起總攻。國民黨軍雖然困獸猶斗，組織了幾次反撲，但大勢已去。

戰斗中，出現了令人驚嘆的戰績：第109團第2營的一個班，居然在一次戰斗中殲滅了800多名國民黨軍；而第110團的兩個連，則在搜捕中，分別活捉了國民黨陸軍副總司令湯堯和第8軍軍長曹天戈。這兩個國民黨軍在滇南的最高指揮官，就這么成了俘虜。據說湯堯被俘時還很不服氣，抱怨說“老子是飛機送來的，倒被你們用兩條腿追上了”，這話倒是生動地說明了解放軍鐵腳板的厲害。
元江這一仗，基本上殲滅了湯堯集團的主力、指揮中樞和大部分重裝備。但戰斗還沒完全結束。已經逃過元江的第170師殘部、教導師一部，以及一些零散部隊，還在繼續往西南方向的阿佤山區、西雙版納逃竄。解放軍哪能放過他們，立刻分兵繼續追。第37師師長周學義和一位副師長各帶一部分隊伍，在邊縱第9支隊的配合下，兵分兩路，開始了更艱苦的追殲。
這一追又是半個月，從元江追到鎮沅，再追到瀾滄江邊。那些國民黨殘兵敗將跑得暈頭轉向，又餓又累，完全失去了建制和斗志。2月4日，解放軍在鎮沅西北的崇山峻嶺中追上了第170師殘部，連夜急行軍迂回到他們前面，在勐統附近把他們包圍了。到了2月7日，走投無路的第170師師長孫進賢，率殘部2400多人投降。與此同時，其他追剿部隊和邊縱、起義部隊也在墨江等地迫降了多股國民黨散兵。
最后，到1950年2月16日至19日，解放軍追擊部隊一直打到了中緬邊境的南嶠（今勐海縣一部分），占領了邊境重鎮打洛，解放了整個西雙版納地區。至此，歷時近兩個月的滇南戰役，以解放軍的全面勝利告終。

回顧一下戰果：解放軍傷亡700余人，而國民黨軍被俘2.3萬，傷亡3600多，投降4300多，加起來超過3萬人。更重要的是，解放軍徹底解放了云南全境，粉碎了國民黨軍企圖在西南邊境建立根據地或流竄國外的計劃。
但是，故事到這里并沒有完全結束，還有一個影響深遠的“尾巴”。在元江戰役前后，確實有少數國民黨軍部隊成了“漏網之魚”。其中最著名的一股，是第8軍第237師709團的團長李國輝率領的約600多人（也有資料說初期有千人左右，一路損失到六百多）。
他們沒有投降，也沒有被抓住，而是憑著對地形的熟悉和一股頑抗的狠勁，硬是從解放軍的包圍圈縫隙中鉆了出去，一路向南，再向西，于1950年3、4月間，逃入了緬甸境內。
在緬甸北部的孟棒，他們與早先從云南撤出的第26軍第93師278團殘部約800多人（由副團長譚忠帶領）會合。這兩股加起來約1500人的殘兵，就在緬甸、泰國、老撾交界的“金三角”地區扎下了根。他們就是后來被稱為“泰緬孤軍”或“金三角國民黨殘軍”的起源。
他們在異國他鄉為了生存而戰，后來又卷入東南亞復雜的政治局勢，其影響一直延續了幾十年，成了滇南戰役一個意想不到的、長期的歷史回響。

從我的角度看，滇南戰役是一場極具典型意義的追殲戰。它完美體現了毛澤東軍事思想中“殲滅戰”和“連續作戰”的原則。解放軍憑借高昂的士氣、嚴明的紀律和頑強的意志，克服了地形復雜、補給困難、連續行軍極度疲勞等重重困難，硬是用兩條腿跑贏了敵人的汽車輪子（初期）和逃跑的意念。
指揮上，陳賡等將領大膽采取遠距離、大范圍的迂回包圍，鉗形攻勢清晰有力。戰術上，強調“快”和“猛”，敢于以少打多，敢于穿插分割，使國民黨軍龐大的兵團始終無法組織起有效的抵抗，只能在逃跑和潰散中被一口口吃掉。
反觀國民黨軍，盡管在兵力、裝備上并不算絕對劣勢（尤其是初期），但內部矛盾重重（中央軍與地方部隊、不同派系之間），士氣低落，毫無戰意。指揮官湯堯等人，從奉命反攻昆明開始，就存著“打不贏就跑”的心思，根本沒有決死一戰的決心。
這種心態決定了他們的行動必然是猶豫、遲緩、保守的。當他們發現精心策劃的空中和陸上退路被解放軍一一掐斷時，心理防線就徹底崩潰了，部隊也就隨之土崩瓦解。
滇南戰役的勝利，徹底關閉了中國大陸上國民黨軍成建制逃亡國外的大門，為接下來解放西藏、鞏固新生政權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對那些流竄出境的殘部的后續處理（包括外交交涉和邊境斗爭），也成為了新中國早期邊防工作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