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北京那場授銜大典熱鬧非凡,陳毅肩扛元帥軍銜,站在聚光燈下,那叫一個風光無限。
可誰要是能在那個節(jié)骨眼上,把時光倒推二十一年,擱那個蕭瑟的秋天,別說旁人,就是陳毅自己,估計打死也不敢做這個夢。
當年中央紅軍主力前腳剛抬腿去長征,留給陳毅和另外四位大佬的劇本,壓根不是啥“凱旋高歌”,那分明就是一張催命符,上面寫著三個字:死定了。
這五位爺,當年在蘇區(qū)那可是響當當?shù)娜宋铮喉椨ⅰ㈥愄肚铩Ⅵ那锇住㈥愐恪⒑问搴狻?/p>
結果呢?
大浪淘沙,等到紅旗插遍全國的時候,只有陳毅一個人全須全尾地站到了天安門城樓下。
這咋回事?
當初這步棋走臭了?
還是中間出了啥岔子?
想把這事兒捋順,咱們得把日歷翻回1934年,看看當時蘇區(qū)那本爛賬。
大伙兒對長征總有個錯覺,覺得一開始就是要搬家去陜北過日子。
其實壓根沒那回事。
翻翻當年的會議記錄你就會發(fā)現(xiàn),高層心里的算盤是這么打的:咱們這次撤退,就是個戰(zhàn)術動作。
目的是去找紅二、紅六軍團匯合,換個地盤再起爐灶。
重點來了,那會兒的計劃里藏著個硬道理——“早晚還得殺回來”。
既然要殺回馬槍,老窩就不能扔,得留人看家。
這看家的人選還不能湊合,必須得有一套能鎮(zhèn)得住場子的班底。
這就是那個著名的策略——給蘇區(qū)留個“架子”。
這“架子”搭得有多硬?
瞅瞅這名單你就知道了:
項英,一把手留下了,那是主心骨;
陳潭秋,管組織的,抓干部的;
瞿秋白,管筆桿子的宣傳部長;
陳毅,管槍桿子的指揮官;
何叔衡,管行政的大管家。
黨政軍民學,要啥有啥,五臟俱全。
這安排背后的心思明擺著:中央壓根沒覺得這次是一去不回,也沒打算走太遠。
留下這五尊大神,是真心指望他們能撐住場面,等著主力殺回來的那天。
誰承想,老天爺跟他們開了個天大的玩笑。
主力前腳剛拔營,敵人的圍剿大軍后腳就踩著腳后跟來了。
這哪是留人看家,簡直就是甕中捉鱉。
咱們把兩邊的處境擺一塊兒比比,那才叫扎心。
主力紅軍雖然也是前途未卜,爬雪山過草地苦得要命,可只要撕開一道口子,外面就是天高任鳥飛。
留守的這幫人呢?
那是被死死關在鐵籠子里。
主力一走,敵人的火力全朝這不到兩萬人身上招呼過來了。
那時候粟裕也在圈里,不過跟上面那五位比起來,粟裕那會兒還是個“小字輩”,說話分量不夠。
千斤重擔,全壓在這五位大佬的肩膀頭上。
他們的任務簡直讓人精神分裂:一邊要在死人堆里打游擊保命,一邊還得想招兒給主力打掩護。
這題,根本沒解。
局勢一崩壞,這套精心搭建的“架子”稀里嘩啦就散了。
頭一個遭難的,是瞿秋白和何叔衡。
那會兒南方游擊戰(zhàn)已經到了至暗時刻,組織上想讓他倆從江西往福建挪挪窩。
走到長汀那個地界,被敵人的保安團撞上了。
這下子,何叔衡面前就是個死局。
歲數(shù)大了,腿腳也不利索,跑是肯定跑不過那幫大頭兵的。
是拖累大伙一塊兒死,還是自己來個痛快的?
何叔衡心里那本賬算得門兒清。
為了不當累贅,這位管行政的大佬,選了個最剛烈的法子——跳崖。
他用這條命兌現(xiàn)了那句狠話:為革命流盡最后一滴血。
也就是前后腳的功夫,瞿秋白也沒跑掉。
因為身上帶著傷,讓人給摁住了。
按套路,逮住這種級別的大魚,國民黨那邊通常都想當個籌碼使喚。
話里話外就一個意思:瞿秋白是個大才子,殺了暴殄天物,不如讓他去大學教書,當個教書先生得了。
老蔣那邊呢?
居然也松了口,說是放人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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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開了個價碼:瞿秋白得寫個“脫黨聲明”。
這買賣做得赤裸裸:拿政治生命換肉體生命。
在生死這道坎上,瞿秋白給出了他的答案。
他說了段特別有味道的話,大意是:我把自己那點革命歷史看得比命還金貴。
鳥都知道愛惜羽毛,我也得護著我的名聲。
既然非得讓我拔了毛才給活路,那爺不伺候了。
就這么著,瞿秋白最后倒在了敵人的槍口下。
五根頂梁柱,轉眼折了兩根。
剩下的三位,日子過得也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
陳毅后來能掛上元帥銜,真得說是“老天爺賞飯吃”。
1936年冬天,陳毅在梅嶺被敵人整整一個師圍了二十多天。
那絕望感到啥程度了?
看看陳毅那時候寫的東西就知道了。
他在包圍圈里,寫下了那首震古爍今的《梅嶺三章》。
里面有句詞是這么整的:“后死諸君多努力,捷報飛來當紙錢。”
這哪是寫詩啊,分明就是寫遺囑。
那會兒陳毅已經做好了必死的打算,甚至覺得這回是插翅難逃,連死后讓戰(zhàn)友燒點啥都交代好了。
可戰(zhàn)場這東西,有時候就是充滿了戲劇性。
就在陳毅準備拼個魚死網破的時候,因為西安事變爆發(fā),加上外圍局勢變天,圍著梅嶺的那幫孫子居然撤了。
陳毅大難不死,撿回一條命。
這首詩也就留了下來,成了那個至暗時刻的鐵證。
至于另外兩位,項英和陳潭秋,雖說熬過了最苦的那三年游擊戰(zhàn),但命運這把刀還是沒放過他們。
項英,那是當時留守蘇區(qū)的“一把手”,硬是扛了三年,最后卻栽在了后來的皖南事變里。
更讓人憋屈的是,他沒死在沖鋒陷陣的路上,而是死在了叛徒的黑槍下。
陳潭秋呢,后來輾轉去了新疆。
那地方軍閥混戰(zhàn),亂得像鍋粥,最后被“新疆王”盛世才給害了。
此時再回頭看1934年的那個拍板。
中央本意是留個“架子”,好方便日后卷土重來。
可殘酷的現(xiàn)實把這副“架子”拆得七零八落。
留守的五大金剛,四人損折,獨苗一根。
除了這五位,像方志敏那樣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也犧牲了,當然也有鄧子恢、譚震林這樣后來成了開國元勛的幸存者。
還有那兩萬名留守蘇區(qū)的弟兄,他們在長征的大幕背后,演了一場沒聚光燈、鮮為人知的死斗。
如果說長征是一次漂亮的戰(zhàn)略大搬家,那留守蘇區(qū)的三年游擊戰(zhàn),就是一次悲壯的“斷后掩護”。
沒有長征,就沒有后來的陜北根據(jù)地,也就沒有新中國。
但同樣,要是沒有這幫留守的人在蘇區(qū)死死拖住敵人、吸引火力,紅軍主力的突圍之路只會難上加難。
這筆賬,歷史記得明明白白。
他們的犧牲和血淚,跟那兩萬五千里的長征路一樣,分量重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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