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5年，北京那場授銜大典熱鬧非凡，陳毅肩扛元帥軍銜，站在聚光燈下，那叫一個風光無限。
可誰要是能在那個節骨眼上，把時光倒推二十一年，擱那個蕭瑟的秋天，別說旁人，就是陳毅自己，估計打死也不敢做這個夢。
當年中央紅軍主力前腳剛抬腿去長征，留給陳毅和另外四位大佬的劇本，壓根不是啥“凱旋高歌”，那分明就是一張催命符，上面寫著三個字：死定了。
這五位爺，當年在蘇區那可是響當當的人物：項英、陳潭秋、瞿秋白、陳毅、何叔衡。
結果呢？
大浪淘沙，等到紅旗插遍全國的時候，只有陳毅一個人全須全尾地站到了天安門城樓下。
這咋回事？
當初這步棋走臭了？
還是中間出了啥岔子？
想把這事兒捋順，咱們得把日歷翻回1934年，看看當時蘇區那本爛賬。
大伙兒對長征總有個錯覺，覺得一開始就是要搬家去陜北過日子。
其實壓根沒那回事。
翻翻當年的會議記錄你就會發現，高層心里的算盤是這么打的：咱們這次撤退，就是個戰術動作。
目的是去找紅二、紅六軍團匯合，換個地盤再起爐灶。
重點來了，那會兒的計劃里藏著個硬道理——“早晚還得殺回來”。
既然要殺回馬槍，老窩就不能扔，得留人看家。
這看家的人選還不能湊合，必須得有一套能鎮得住場子的班底。
這就是那個著名的策略——給蘇區留個“架子”。
這“架子”搭得有多硬？
瞅瞅這名單你就知道了：
項英，一把手留下了，那是主心骨；
陳潭秋，管組織的，抓干部的；
瞿秋白，管筆桿子的宣傳部長；
陳毅，管槍桿子的指揮官；
何叔衡，管行政的大管家。
黨政軍民學，要啥有啥，五臟俱全。
這安排背后的心思明擺著：中央壓根沒覺得這次是一去不回，也沒打算走太遠。
留下這五尊大神，是真心指望他們能撐住場面，等著主力殺回來的那天。
誰承想，老天爺跟他們開了個天大的玩笑。
主力前腳剛拔營，敵人的圍剿大軍后腳就踩著腳后跟來了。
這哪是留人看家，簡直就是甕中捉鱉。
咱們把兩邊的處境擺一塊兒比比，那才叫扎心。
主力紅軍雖然也是前途未卜，爬雪山過草地苦得要命，可只要撕開一道口子，外面就是天高任鳥飛。
留守的這幫人呢？
那是被死死關在鐵籠子里。
主力一走，敵人的火力全朝這不到兩萬人身上招呼過來了。
那時候粟裕也在圈里，不過跟上面那五位比起來，粟裕那會兒還是個“小字輩”，說話分量不夠。
千斤重擔，全壓在這五位大佬的肩膀頭上。
他們的任務簡直讓人精神分裂：一邊要在死人堆里打游擊保命，一邊還得想招兒給主力打掩護。
這題，根本沒解。
局勢一崩壞，這套精心搭建的“架子”稀里嘩啦就散了。
頭一個遭難的，是瞿秋白和何叔衡。
那會兒南方游擊戰已經到了至暗時刻，組織上想讓他倆從江西往福建挪挪窩。
走到長汀那個地界，被敵人的保安團撞上了。
這下子，何叔衡面前就是個死局。
歲數大了，腿腳也不利索，跑是肯定跑不過那幫大頭兵的。
是拖累大伙一塊兒死，還是自己來個痛快的？
何叔衡心里那本賬算得門兒清。
為了不當累贅，這位管行政的大佬，選了個最剛烈的法子——跳崖。
他用這條命兌現了那句狠話：為革命流盡最后一滴血。
也就是前后腳的功夫，瞿秋白也沒跑掉。
因為身上帶著傷，讓人給摁住了。
按套路，逮住這種級別的大魚，國民黨那邊通常都想當個籌碼使喚。
話里話外就一個意思：瞿秋白是個大才子，殺了暴殄天物，不如讓他去大學教書，當個教書先生得了。
老蔣那邊呢？
居然也松了口，說是放人沒問題。
但他開了個價碼：瞿秋白得寫個“脫黨聲明”。
這買賣做得赤裸裸：拿政治生命換肉體生命。
在生死這道坎上，瞿秋白給出了他的答案。
他說了段特別有味道的話，大意是：我把自己那點革命歷史看得比命還金貴。
鳥都知道愛惜羽毛，我也得護著我的名聲。
既然非得讓我拔了毛才給活路，那爺不伺候了。
就這么著，瞿秋白最后倒在了敵人的槍口下。
五根頂梁柱，轉眼折了兩根。
剩下的三位，日子過得也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
陳毅后來能掛上元帥銜，真得說是“老天爺賞飯吃”。
1936年冬天，陳毅在梅嶺被敵人整整一個師圍了二十多天。
那絕望感到啥程度了？
看看陳毅那時候寫的東西就知道了。
他在包圍圈里，寫下了那首震古爍今的《梅嶺三章》。
里面有句詞是這么整的：“后死諸君多努力，捷報飛來當紙錢。”
這哪是寫詩啊，分明就是寫遺囑。
那會兒陳毅已經做好了必死的打算，甚至覺得這回是插翅難逃，連死后讓戰友燒點啥都交代好了。
可戰場這東西，有時候就是充滿了戲劇性。
就在陳毅準備拼個魚死網破的時候，因為西安事變爆發，加上外圍局勢變天，圍著梅嶺的那幫孫子居然撤了。
陳毅大難不死，撿回一條命。
這首詩也就留了下來，成了那個至暗時刻的鐵證。
至于另外兩位，項英和陳潭秋，雖說熬過了最苦的那三年游擊戰，但命運這把刀還是沒放過他們。
項英，那是當時留守蘇區的“一把手”，硬是扛了三年，最后卻栽在了后來的皖南事變里。
更讓人憋屈的是，他沒死在沖鋒陷陣的路上，而是死在了叛徒的黑槍下。
陳潭秋呢，后來輾轉去了新疆。
那地方軍閥混戰，亂得像鍋粥，最后被“新疆王”盛世才給害了。
此時再回頭看1934年的那個拍板。
中央本意是留個“架子”，好方便日后卷土重來。
可殘酷的現實把這副“架子”拆得七零八落。
留守的五大金剛，四人損折，獨苗一根。
除了這五位，像方志敏那樣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也犧牲了，當然也有鄧子恢、譚震林這樣后來成了開國元勛的幸存者。
還有那兩萬名留守蘇區的弟兄，他們在長征的大幕背后，演了一場沒聚光燈、鮮為人知的死斗。
如果說長征是一次漂亮的戰略大搬家，那留守蘇區的三年游擊戰，就是一次悲壯的“斷后掩護”。
沒有長征，就沒有后來的陜北根據地，也就沒有新中國。
但同樣，要是沒有這幫留守的人在蘇區死死拖住敵人、吸引火力，紅軍主力的突圍之路只會難上加難。
這筆賬，歷史記得明明白白。
他們的犧牲和血淚，跟那兩萬五千里的長征路一樣，分量重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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