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另立山頭！10億美元買永久席位，聯合國被晾一邊？

據新華社報道，美國計劃于2月19日在首都華盛頓舉行所謂“和平委員會”首次領導人會議，討論加沙地帶重建問題。

會議計劃在位于華盛頓的美國和平研究所舉行。美國政府已于2月6日開始聯系相關國家，以確認哪些領導人能夠出席。

2月8日，據法新社報道，多國領導人已受邀出席由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起的“和平委員會”首次會議。

這一高調亮相的多邊機制卻從一開始便顯得意味深長，簽字方中既沒有巴勒斯坦，也不見以色列，使這一原本應聚焦中東和平的倡議在合法性與代表性上立即引發爭議。

特朗普隨后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和平委員會”將優先處理加沙問題，并逐步延伸至“其他沖突地區”。

多方輿論迅速指出，美方此舉意在打造一個平行于聯合國的新平臺，從而削弱既有國際治理體系的權威與運作機制。一些受邀國家對此持謹慎態度，甚至選擇拒絕加入。

歐洲方面的疑慮尤為突出。

1月23日，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在歐盟緊急峰會后明確表示，歐盟對“和平委員會”擬議章程中的若干核心內容存在嚴重關切，尤其是其職能邊界、治理結構以及與《聯合國憲章》的相容性問題。

盡管歐洲領導人普遍支持聯合國安理會第2803號決議，并認可在加沙問題上推動停火與穩定的必要性，但除匈牙利和保加利亞外，多數歐洲國家刻意與該委員會保持距離，反映出對其授權基礎與國際合法性的深層不安。

披著“和平”外衣的權力棋局

最初，“和平委員會”源自聯合國安理會第2803號決議，旨在負責加沙地帶的重建，并到2027年將治理權交還給巴勒斯坦人。

這一原本體現多邊合作意圖的倡議，很快演變成一個高度集中的新機構。

其運作方式不僅偏離聯合國框架，甚至嚴重沖擊現有國際秩序，并在無形中為美國特朗普式的霸權主義提供了新的合法性來源。特朗普本人更直言，該委員會“可能”取代聯合國。

從制度設計來看，“和平委員會”明顯帶有強烈的個人主導色彩。成員資格完全由特朗普決定，常任席位甚至傳出以10億美元“出售”的說法。

雖然委員會由國家領導人組成的主理事會統領，但運作卻依賴一份私人章程：“主席特朗普”不僅享有終身會員資格，還可在不經董事會同意的情況下推動決議和倡議。

同時，下屬機構同樣層級分明，七人執行委員會專注于外交與投資事務，而另一支由加沙高級代表領導的十人團隊則直接負責巴勒斯坦領土管理。

因此，不少觀察人士將該委員會比作一家公司，美國總統既是常任主席，也是“最大股東”。

所有關鍵決策完全由特朗普掌控，下級管理機構由其遴選并主持。其中，董事會成員任期三年，但是否續任同樣取決于主席意志。

在受邀國家中，目前已有多國加入，這些國家既包括希望與美國建立更多利益互換的國家，也包括對聯合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持懷疑態度的國家。

另外，委員會的預算、國際協議及“和平建設倡議”均可通過簡單多數表決，然后只需再獲得主席批準即可實施。

更重要的是，委員會的資金安排進一步強化了權力的不對稱性。雖然章程將出資描述為“自愿”原則，但特朗普一貫強調盟友應分擔成本。

外界普遍預計，大額出資者將獲得更高的話語權，尤其是支付10億美元即可獲得永久席位的設定被視為將國際治理推向“資本化”的信號。

同時，特朗普為了確定其絕對主導地位，還規定主席擁有在“三分之二成員未反對”的情況下罷免成員的權力。

委員會的實際運作重心，則落在由特朗普任命的執行委員會及首席執行官體系上。該機構不僅負責銀行和資金管理等日常事務，還掌握董事會議程的設置權，進一步壓縮成員國的政策空間。

歐洲如何應對巴以局勢與“和平委員會”

在當前國際局勢下，歐洲國家的影響力仍然不可忽視。歐洲正加大在加沙事務中發揮作用，并直接與加沙執行委員會接觸。

即便美國試圖主導“和平委員會”走向，但其名義上還是源自于聯合國安理會第2803號決議，而歐洲在其中依然擁有相對強大的代表力量。

從尼古拉·姆拉德諾夫到托尼·布萊爾，再到西格麗德·卡格，這些熟悉中東事務的政治人物，為歐洲提供了從內部塑造議程的現實渠道。

同時，卡塔爾、沙特等阿拉伯國家在執行層也占有席位，成為左右委員會走向的重要伙伴。

更為重要的是，歐洲試圖在加沙問題上保持存在感并不意味著必須跟隨美國路線。

當前，巴勒斯坦民族機構承受巨大壓力，可能被迫接受一些界限模糊的房地產開發協議。

這類安排或許能為加沙銀行的投資基金帶來可觀收益，卻未必能真正回應普通加沙民眾的核心訴求，即在安全環境中重建家園、恢復社區活力，并推動長期經濟復蘇。

而要實現這些目標，解除以色列對加沙長期封鎖仍是關鍵。

歐洲還需要在厘清國際穩定部隊（ISF）任務范圍和指揮體系后，探索切實可行的支持路徑，包括資金投入、技術援助，甚至在必要時提供有限兵力，類似其過去參與的多邊維和行動。

若能采取更主動的姿態，歐洲不僅可以維護對地區事務的話語權，也有助于穩住與特朗普政府的關系。

更現實的問題是，歐洲之所以對這一安全委員會態度謹慎，關鍵在于其對實際影響力的預期并不樂觀。在特朗普帶有明顯霸權色彩的治理模式下，歐洲即便進入機制，也難以真正左右委員會的立場。

相反，如果僅以加入作為緩和與美國關系的手段，不僅無法改變美國在格陵蘭、烏克蘭或關稅政策上的既定方向，還可能被解讀為歐洲缺乏戰略定力，從而強化特朗普“歐洲終將妥協”的判斷。

歷史經驗表明，當歐洲堅定捍衛自身利益時，往往更具談判籌碼。例如在格陵蘭問題上，歐洲的集體反制曾迫使特朗普暫時收斂。

對歐洲而言，更可行的策略或許是“外部接觸、內部協作”，在具體議題上與委員會保持溝通，同時聯合內部伙伴施加影響，使其運作更貼近歐洲關于烏克蘭停火、巴以和解及中東穩定的整體愿景，尤其是在美國可能重新對伊朗施壓、地區局勢存在再度動蕩風險的背景下。

歸根結底，美國要讓“和平委員會”取代聯合國仍存在諸多困難。該機構既缺少俄羅斯、中國等大國參與，也沒有非洲國家的廣泛支持，甚至多數歐洲國家仍保持距離。

即便短期內吸引關注，其生命力也未必能超越特朗普的總統任期。真正的風險對于歐洲而言是，如果歐洲過度依賴這一平臺，當特朗普離場，舊有的自由國際秩序已被削弱，歐洲可能陷入戰略依托不足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