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老札,在緬甸的土地上,長眠著近十萬中國遠征軍將士,他們為保衛滇緬公路、支援盟軍、抗擊日本侵略者而血灑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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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今天,他們的墓地幾乎全部被毀:有的成了市政廳,有的蓋了小學,有的只剩半截殘碑,更諷刺的是,英國軍人的墓園整潔如新,連日軍留下的慰靈塔都完好無損。
唯獨中國烈士的安息之地,被系統性抹去,仿佛那段浴血奮戰的歷史從未存在,這不是遺忘,是刻意的背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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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憑借海軍優勢迅速封鎖中國沿海,占領主要港口,外援通道幾近斷絕,到1941年底,滇緬公路成為唯一能將國際援助運入中國的陸路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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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雖困住中國,自身卻陷入資源危機,缺橡膠、缺錫、缺石油,為維持侵華戰爭,它必須南下奪取東南亞殖民地,于是1942年初,日軍揮師進攻緬甸,意圖切斷這條中國命脈。
中國別無選擇,只能出兵,遠征軍入緬,既是保路,也是助緬抗敵,從此十萬將士踏上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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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16日,杜聿明率第五軍率先入緬,先鋒正是戴安瀾的第200師,3月7日,部隊抵達同古;次日仰光淪陷,日軍北上如潮。
3月19日,同古戰役爆發,面對日軍空中轟炸與地面猛攻,200師孤軍奮戰,原定增援的廖耀湘新22師被空襲阻斷,無法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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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瀾率部死守十一日,多次擊退強敵,傷亡慘重,3月30日彈盡糧絕,被迫突圍,這一戰,打出了中國軍人的血性,也暴露了盟軍協同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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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光失守后,遠征軍戰略轉為掩護撤退,第五軍退至平滿納,準備決戰,卻遭東西兩翼崩盤——東側第六軍潰敗,西側英軍“一瀉千里”,第五軍險被合圍。
4月16日,七千英軍在仁安羌油田被圍,緊急求援,遠征軍自顧不暇,僅能派出孫立人第38師第113團:一個團不足千人。
團長劉放吾率部強攻,以522人傷亡代價,殲敵千余,成功解圍,此役不僅救出英軍主力,更為日后反攻保存關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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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軍感激涕零,當38師撤至印度邊境,邊防軍起初要求其繳械以“難民”身份入境,幸得仁安羌獲救英軍將領力保,38師才得以整裝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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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38師的體面不同,第五軍的命運堪稱慘烈,他們選擇穿越野人山回國,卻陷入人間地獄——密林瘴氣、斷糧斷藥,士兵或病死,或餓斃,或絕望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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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一架美軍偵察機偶然發現,空投物資與電臺,這支曾浴血同古的鐵軍,恐將全軍覆沒于荒山之中。
而殿后的200師更慘,戴安瀾本名戴炳陽,因感“國難當頭,力挽狂瀾”,改名“安瀾”,他在緬甸打響第一槍,也在最后一戰中殉國,全師突圍僅剩兩千人,戴安瀾犧牲于叢林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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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入緬作戰,中國遠征軍共犧牲近十萬人,他們用生命換來的勝利,卻未能換來身后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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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后遠征軍在緬甸多地修建墓園,紀念英烈,但這些陵園在二戰結束后不久便遭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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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緬甸軍方首領奈溫發動政變,廢除憲法,建立獨裁政權,他推行極端“去外國化”政策,驅逐外僑,沒收外資,中印首當其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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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風暴中,遠征軍墓地成為重點清除對象,八莫市原為第38師、第50師解放之地,戰后建有烈士墓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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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38師墓地舊址成了八莫市政廳;50師墓地被炸平,上面建起密支那南郊第二小學,僅在八莫以南公路旁,留有一塊半截石碑,刻著“八師抗日陣亡將士公墓”。
實無“八師”番號,應是華僑重建38師墓時誤記,即便如此連這殘碑也再遭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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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緬關系的惡化,始于奈溫,終于其1988年下臺,此后兩國逐步修復關系,民間也開始重新審視這段歷史。
2013年1月13日,仁安羌大捷71周年,劉放吾之子劉偉民在戰場舊址建成紀念碑。
落成儀式上,蔣介石之孫蔣孝嚴、周恩來侄女周秉德、戴安瀾之子戴澄東、杜聿明之女杜致廉等齊聚,共同祭奠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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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后戴澄東在父親率部撤離的墨梅縣莫洛村,建成中國遠征軍紀念塔,2023年6月10日,中緬合作的密支那中國遠征軍陣亡將士紀念設施正式竣工,園區內設紀念碑,并建地宮,安葬347名將士遺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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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忠魂曾為緬甸自由而戰,卻遭數十年冷落與毀墓之辱,如今這個曾背恩忘義的國家,終于開始正視歷史,重建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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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遲到,但終究沒有缺席,對英雄最好的告慰,不是眼淚,而是銘記——記住他們為何而戰,也記住我們為何不能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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