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開軍：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的史料學省思

摘要：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史學史研究者構建了三種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史料學體系，即辭典類、匯編類、編年類。史料范圍大體框定了史學史研究的內容，也深刻影響著研究者的學術習慣和工作模式。中國史學史學科需要特別關注以下兩個史料學問題：第一，厘清基礎史料范圍，夯實學科根基。第二，強化“古今兼顧”的史料意識，拓寬史料學視野。建設中國史學史學科史料學，一是新史料的整理與研究；二是專題史料的搜集與出版；三是專門數據庫的建設與人工智能運用；四是編纂一部《中國史學史史料學》，重點討論中國史學史的史料范圍、類型、層次、源流、版本、價值，中國史學史研究中的史論結合、史料疏通與排比問題、新史料與舊史料的處理策略等問題。

關鍵詞：中國史學史 史料學 學科建設

作者劉開軍，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教授（成都 61006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5年第4期P63—P71

責任編輯：武雪彬

現代學科意義上的中國史學史誕生至今已有百年歷史，經過幾代學人接續不斷地建設，實現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也從單一走向多元。在這一歷史時刻，對中國史學史予以梳理、反思、探索，無疑是必要且有益的。筆者不揣谫陋，擬從史料學角度就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問題談一點思考。對于初入中國史學史領域的研究者來說，歷代前賢三千年間留存下來的關于史學的認識、論述和活動在給人琳瑯滿目之感的同時，也讓人有不知從何處下手的困惑。在從事中國史學史研究多年后，“史學”在哪里？既然我們注定不能走進歷史，又當如何以一種人文的方式進入“史學”？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史學史”，其史料支撐是什么？在中國史學史學科語境中，如何處置新史料與舊史料？仍然困擾著我們。若要解決這些問題，就不能不討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史料學。

一、摸清家底：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史料積淀

20世紀前半期是中國史學史學科的草創階段，這一時期史家的要務是撰寫一部《中國史學史》，敘述中國史學的來龍去脈、各歷史時期代表性的史家與史書。因此，他們還很難自覺地從史料學的角度深入思考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問題。經過數十年發展，史料的集結化、系統化、去熟悉化訴求越來越強烈。為了摸清本學科“家底”，中國史學史研究者開始有意識地爬梳、整理本學科的資料（既包括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對象資料、參閱資料，也包括學科發展的資料）。這項工作可以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說起，而1961年又是其中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年份。

1957年，楊翼驤發表“史學編年”系列成果中的第一篇論文《三國兩晉史學編年》，宣告了他編次中國史學史資料的學術雄心，引起學術界關注。隨后，在全國高校文科教材會議的推動下，1961年6月，白壽彝創辦國內第一種以中國史學史為專題的期刊《中國史學史參考資料》，不僅在刊名上突出“資料”，而且內容以刊登史學史資料為急務。正如編者所說：“我們編印這些資料，主要是供同志們研究中國史學史的方便。編選的范圍比較廣泛，包括了從古到今的有關資料。”該刊創刊號主題是“中國史學史目錄十種”；第四號（1961年12月）繼續刊發“中國史學史目錄五種”；第五號（1962年3月）以《史記》研究為主題，包括《歷代〈史記〉評論選輯（七十四則）》、《近人〈史記〉評論選輯（七則）》和“當代《史記》研究論文選”五篇；第六號（1963年4月）刊發《鄭樵歷史資料的新發現》；第八號（1964年6月）刊發《〈三國志〉評論選輯（六則）》和《〈后漢書〉評論選輯（九則）》，并特意轉載楊翼驤的《三國兩晉史學編年》，表現出對學術同道的積極回應。1964年，杭州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組編纂了一冊同名的《中國史學史參考資料》。該書側重收錄今人文章，與作為期刊的《中國史學史參考資料》不盡相同，但也指向“參考資料”，似有遙相呼應、同頻共振之意。1961年，中國史學史學科出現在大型工具書的類目中。《辭海（試行本）》第8分冊《歷史》，包括歷史一般、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和考古學四類。中國歷史中特別設置“中國史學史·史料”一目，包括體裁、歷代史料、史學專著·史論、學術史、工具書和史學家。在綜合性辭書《辭海》的《歷史》分冊中專門設立“中國史學史”，具有認定中國史學史學科獨立性的特殊意義。這些詞條對于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史學史的史料學探索，具有不容忽視的價值。

1961年前后，上述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史料建設恰恰構成一種集體有意識行為。這些工作不是偶然為之，而是旨在通過專門搜集、整理史學史資料，更深入研究中國史學史。通過這些工作，中國史學史學科史料搜集的命題與思路大體明確了。1949年至1965年是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的一個重要階段，尤其是“在20世紀60年代前期，真可謂朝氣蓬勃、云蒸霞蔚”。中國史學史學科發展史上的這一段繁榮景象與中國史學史在1956年、1958年被納入新中國歷史學科十二年遠景規劃和1961年全國高校文科教材會議有關。圍繞本學科史料的自覺整理與積累工作為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云蒸霞蔚”作了初步且必要的資料準備。

中國史學史研究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歷了一段沉寂的歲月。“文革”結束后，中國史學史的史料整理再次被提上日程。最初，這項工作是通過編纂工具書得以大規模展開的。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組織編纂《中國歷史大辭典》，分為斷代史9卷和民族史、歷史地理、思想史、科技史、史學史，共14卷。這樣的結構與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史學界對“中國歷史”學科體系的認識。其中，“中國史學史”已從中國古代史下設子目升格為獨立一卷了。這不僅在內容上得到擴充，而且強化了中國史學史在歷史學學科體系中的地位。《中國歷史大辭典·史學史卷》由吳澤、楊翼驤主編。參與撰寫詞條的有吳澤、楊翼驤、袁英光、劉寅生、桂遵義、倉修良、陳光崇、趙呂甫、高振鐸、傅振倫、魏得良、胡逢祥、周一平、陸峻嶺、李鼎芳等。這是一部有益于史料學建設的專業工具書。該書包括歷史科學術語、史官、史家、史籍等，撰寫詞條3630個。這些詞條，簡明扼要，知識性強，為史學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線索。該書在很長一段時間成為中國史學史學習者和研究者的案頭書。一般來說，辭典是工具書，但善用者亦可將之變為史料書。反過來說，史料書也未嘗不是一種特殊的工具書。對這個問題，需作變通和辯證的認識。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史學史研究者在本學科的史料匯編、整理、系年方面表現出更加強烈的學術覺醒。在白壽彝主持下，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資料室編印《史學史資料叢刊》：“‘五四’以來，有不少關于歷史理論、歷史資料、歷史編纂和歷史文學的論述，現在很不好找了。在中國封建時代的浩瀚史籍中，也有不少重要的有關論述，因未曾單行或刊本較少而不易得。我們擬就力所能及，選印一些，以供研究中國史學史的參考。”這在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史料建設方面，無疑是開風氣之舉。隨后，白壽彝主編《中國史學史參考資料》六編。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的瞿林東、朱仲玉、陳其泰、吳懷祺等參加編輯工作，并撰寫題解。這套數十萬字的資料集當時已油印流傳（第一編先秦時期上冊于1987年8月印行），惜未正式出版。與此同時，曾在20世紀60年代前期跟隨白壽彝進修的鄒賢俊等人編成《中國古代史學理論——要錄》，所謂“要錄”有擇要摘錄之意，該書的史料學特點鮮明。編選者從歷代史書、文集、類書、日記等文獻中輯錄了99位史學家、思想家有關史學的重要論述。他們在《編選說明》中明確表示只收錄論史學者，不涉及史事評論。為了方便讀者，還圍繞史家生平及史料含義撰寫提要，置于篇首。編纂這部史料集的宗旨有二，一是輔助教學之需，二是為學術研究和學科發展準備資料。用編者的話來說，歷代史家“精審之言，足可為今日借鑒。無視本民族史學認識特定之思維方式及思想成就，無以言史學之繼承與創新。藉此編就是書，冀有裨于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的學習與研究”。張舜徽高度評價這一工作，認為“社會歷史研究工作者，亦將人手一編，朝夕誦覽，為用至巨，流布必遠”。該書出版后，成為中國史學史研究者的重要參考書。

在史學史資料編年方面，楊翼驤的成就突出。1987年，楊翼驤的《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第一冊（先秦至五代）出版，此后又于1994年、1999年出版第二冊（兩宋時期）和第三冊（元、明）。《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以原始資料和最早記載為主”，將“比較重要的史學事跡按年編列，以為學習和研究中國史學史的參考”，被譽為“學科基礎建設的著作”。十多年后，喬治忠、朱洪斌對《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加以修訂和補充，新增清代卷，于2013年推出《增訂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堪稱中國史學史學科史料整理方面的大手筆。除了這種貫通式資料編年，也有學者用力于斷代史學資料系年，舉其要者，有林平的《宋代史學編年》（1994）和錢茂偉的《明代史學編年考》（2000），二書對斷代史學史資料均有考索之功。

進入21世紀，中國史學史研究者加快史料采擇與釋讀的步伐。2007年，由龔書鐸、瞿林東主編的《中華大典·歷史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出版。這是一部有理論、有體系、有分量的史料書，在史料分類、擬目、新史料的開掘方面均有貢獻。全書約600萬字，分為歷史理論、史學理論、史學史三大總部，其中史學史總部又分為史學通覽部、先秦史學部、編年體史書部、紀傳體史書部、史館部、史鈔部和史家傳記部等36部。編者搜集歷代有關史學史的重要資料，在各門類下按照時間順序予以呈現，且每條史料都擬出名稱，大有益于研究者使用。以這樣的體例輯錄中國史學史資料，條理明晰，又揭示中國古代史學的特點，反映出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進展，對豐富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史料面貌有突出價值。匯編類文獻中，還有張越主編的《中國史學史資料匯編》（2009）等。

以上這些著作，主要關涉中國古代史學史。中國近現代史學史資料方面，1991年出版了兩部重要成果，分別是蔣大椿主編的《史學探淵：中國近代史學理論文編》和劉澤華主編的《近九十年史學理論要籍提要》。二書雖以“史學理論”為題，但史學理論與史學史關聯密切。《史學探淵：中國近代史學理論文編》精選1840年至1949年間的90篇史學論文，其中不少論文屬于中國近代史學史的范疇，書末還附錄“中國近代史學理論論文索引”。《近九十年史學理論要籍提要》旨在提供“史學理論方面的歷史資料”，為51種史學理論著作撰寫提要，“力求通過較少的篇幅反映這些著作的最主要的觀點與內容”，具有史學史資料導讀的意義。而在資料編年方面的代表性著作當推王學典主編的《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該書對20世紀百年間史學家的活動、史書出版、史學事件等以年月日編次，清理20世紀中國史學的豐富遺產。編者強調“這是一部工具書、資料書”，也深知此書對中國近現代史學研究的基礎作用，“撰寫一部翔實的編年，無疑是推進20世紀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基礎工作之一”。時代愈近，資料愈多，一人之耳目識力有限，揀選提要反倒不易。經此編年，可為研究者節省不少時間，其價值不言而明。

編纂中國史學史學科史料書，一般是為滿足教學和學術研究需要，耗時較長，且多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而在這一學術共同體中又往往會出現一位領軍人物。這是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如白壽彝創辦《中國史學史參考資料》，是為了編寫中國史學史教材。楊翼驤編纂《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的想法，萌生于1942年他作為北京大學助教，幫助姚從吾抄錄史學史資料之時，到2013年《增訂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出版，凝結三代學人70年的心血。《中華大典·歷史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的參編人員多達34人，瞿林東始終主持斯事，貢獻最巨。

通過上述工作，研究者大致摸清了中國史學史的資料家底，初步形成了三種呈現中國史學史學科史料的體系與體例，即辭典類、匯編類、編年類。各時代重要史官、史家、史書、史學專文、史館制度、史學思潮、史學事件、史學問題、史學爭論基本被梳理出來。過去半個多世紀的中國史學史研究成果，正是基于對這些史料分析得出的。研究者所開拓的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史料范圍大體框定了史學史研究的內容，也深刻影響著研究者的學術習慣和工作模式。沒有中國史學史工作者在史料上的艱辛探索，就沒有今天的學科規模與成就。當然，過去的史料輯錄工作主要是為研究提供具體史料，在如何推動從史料搜集走向史料學建設方面，還有較大學術空間，具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二、學科根基：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史料學認知

歷史研究無論是作為一種科學、一門學科還是一種技藝，都須臾不能離開史料。看似抽象的思想史研究也是以史料搜集、整理、考辨、擴充為基礎的，中國史學史研究亦復如是。有一種觀點認為，史學史研究不過是介紹史家生平，概括史書內容，拼接史書序跋和綜括他人研究的綜述而已。引用序跋，是因為序跋往往濃縮史家、史書的思想要旨，但這并不意味著史學史研究者只讀序跋。研究者閱讀的范圍必然比引用的對象廣泛得多。至于介紹史家生平、史書梗概，是為了敘述的需要和更好地說明史學問題，這不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重點。遺憾的是，幾十年前“史學史不算一門學問”的偏見至今仍有回響。這恰恰暴露了史學發展的問題與認識短板。事實上，不管是研究一位史家、一部史學著作、一個史學問題，還是研究一種史學思潮、一個史學事件，抑或其他史學議題，學者都會盡量搜集和闡釋與之相關的史料，包括時代背景、社會制度、文化屬性、史家的家族與生平、學術交往、政治與社會活動、史書撰寫的因由與過程、史家心性、史意所在與既有研究史等。這些大體反映了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史料學的基本內容與側重點。今日討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史料學，需要特別關注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厘清基礎史料范圍，夯實中國史學史學科根基。基礎史料是指一門學科中那些具有入門必讀、學科基石、研究常用等特點的史料。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范圍十分廣泛，它的史料邊界也顯得模糊，甚至因研究者的興趣差異而表現出很大不同。有學者發現，中國史學史的史料幾乎等同于中國通史的史料，但又覺察到不宜“將所有的史籍或歷代的主要的史籍都籠統列為研究中國史學史的基本史料”，“中國史學史的基本史料是一個富有彈性、可變通看待的范疇”。這個看法是有道理的。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根本特點還在于它畢竟是一門‘讀書’的學問”。在“彈性”和“變通”之中，史料仍有其主干。正如學術界常言，要有幾本看家的書。從史料學角度來說，所謂“看家的書”，約略相當于從事本學科研究的基礎史料。

白壽彝提出的“四史六通”標注了中國史學史學科基礎史料的大致范圍。所謂“四史六通”，是指《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通典》《通志》《文獻通考》《資治通鑒》《史通》《文史通義》十部史書。“這是我國中古時期歷史著作中的代表作。在五十年代，我曾把這個意思跟同志們談過，現在覺得這個看法還符合事實。但‘三通’和《通鑒》卷數多，《史通》的典故多，《文史通義》的創見多而文字簡奧。這六種書讀起來很不容易，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對于史學史工作者來說，這樣的功夫是少不了的”。“這樣的功夫是少不了的”，一語道出了這十部書作為基礎史料的地位。白壽彝在20世紀50年代就形成了“四史六通”的思想，至1983年成文發表，中間經過約30年的思想沉淀。從正式提出到今天40多年過去了。“四史六通”的看法經受住了考驗，并不過時。

檢討今日史學史研究之不足，有時不完全是理論、方法或者視野問題，很可能還是受限于史料掌握和研讀能力，說到底是讀書功夫問題。如果精研基礎史料，再吸納、借鑒、合理運用新史料、新理論、新方法、新手段，中國史學史研究當有新氣象、新作為。或許有人會說，《史通》和《文史通義》是必讀書，其他幾部史書則未必。對此質疑，確有說明的必要。竊以為，如果不讀“前四史”和“三通”，恐怕連《史通》和《文史通義》也讀不通透。假如沒有“四史六通”作基礎，對何謂“中國史學”難說清楚；對劉知幾和章學誠關于史書體裁、體例、史義、史法等層面的議論，也很難有準確的理解和切實的體會。結果只能從劉知幾到劉知幾，從劉知幾到章學誠，思想越走越窄，學術流于表象。毋庸諱言，一些史學史論著不那么令人滿意，問題可能就出在這里。從歷史走向史學，是中國史學史的學科特性。中國史學史以整個歷史學為研究對象，不了解“史”就研究“史學”，既不合乎學術邏輯，也不尊重客觀規律。

“四史六通”是針對中國古代史學而言的，還可以在此基礎上增加近現代史學內容。中國近現代史學流派眾多，史料豐富，議題趨于多元，成果亦頗可觀。哪些典籍屬于基礎史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相關判斷也會不斷變動。這里試舉幾種，如梁啟超的《新史學》、王國維的《古史新證》、李大釗的《史學要論》和柳詒徵的《國史要義》等，分別代表著清季新史學家、民國時期歷史考據學派、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和中國本位史學派關于中國史學的思考。雖掛一漏萬，但它們也約略可以反映出中國近現代史學的基本框架、基本知識、基本問題和基本理論。我們日常慣稱的“中國史學”，就隱藏在這些典籍里。我們也是通過它們發現“史學”，進入“史學”，討論“史學”的。當然，中國史學史研究者一般都有穩定的學術領域，或按時代，從事某斷代史學史研究，或分專題，研究歷史理論、史學批評、史官制度、歷史編纂學等。這些研究者在上述基礎史料之外，根據自身研究領域進一步獲取史料，以保證研究的深度與精度。在基礎史料與其他史料之間沉潛考索，庶幾可得中國史學之梗概與要義，讀人人可見之書，講他人沒有說過的話，做有思想的史學史研究。

第二，強化“古今兼顧”的史料意識，拓寬中國史學史的史料學視野。東漢思想家王充有句名言：“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王充的議論是針對儒生們講的，但所言之理卻適用于中國史學史的史料學建設。我們這里說古今“兼顧”而不談“會通”，是因為“會通”是一種境界，而“兼顧”則是一條底線，是防止滑入“陸沉”與“盲瞽”的思想陷阱。一個人精力有限，會通古今實屬不易，但中國史學史畢竟是一門通古今的學術專史，劃分古代史學史和近現代史學史只是學術研究精細化的產物。研究者可以聚焦于某一斷代或專題進行深入研究，卻也需要在史料學層面“瞻前顧后”“左顧右盼”，否則于整體而言不利于學科建設，也將限制個體的學術發展。我們發現，中國古代史學史與近現代史學史研究在史料、內容、表述和方法上有明顯差異，但近現代史學是古代史學的延續（盡管其中也有轉型），古代史學研究也不能不注意今人的成果（否則便是自說自話）。這都必然指向史料上的“古今兼顧”。比如，研究陳垣的《通鑒胡注表微》，只讀“表微”遠遠不夠，還得從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和胡三省的注文入手，游走于北宋、宋元之際和抗日戰爭時期，才能察其精微，知陳垣“頻年變亂，藏書漸以易粟”之苦楚與“讀竟不禁凄然者久之”的內心世界。反之亦然，研究胡三省注，也不能忽視陳垣的“表微”。陳垣從胡三省呼宋朝為“我朝”“我宋”入手，探賾索隱，彰顯胡三省的“父母國”之心：“人莫不有父母國，觀其對本朝之稱呼，即知其對父母國之厚薄……觀其對宋朝之稱呼，實未嘗一日忘宋也。”這對于我們理解胡三省的苦心孤詣，無疑是有啟發的。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古今兼顧”的史料意識。這樣去搜集、研讀史料，才符合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基本要求。

三、無限風光：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史料學建設

在中國，幾乎任何一個人文知識領域的史料都是豐富多樣的。一旦深入進去，便有浩瀚無邊之感。學術研究如同登山，“無限風光在險峰”。中國史學史學科經歷百年長途跋涉，其間有美景，亦有困境，現在又到了一處“險峰”。在這片“無限風光”中，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史料學便是一道引人注目的風景。繼續建設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史料學，以下四點是值得用力的方向。

第一，新史料的整理與研究。目前，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大型課題、叢書常冠以“資料整理與研究”“匯編”之名，良莠不齊，議論紛然。從推動學科發展角度看，依靠常見史料的同時，史學史研究的確需要努力擴大史料范圍，尤其是使用新史料，更新史料庫，進而生成新議題，解決老問題。這里所說的新史料，一是指新發現的材料，如出土文獻、考古資料、未刊檔案等。這類新史料因具有顯性的“新”的特點，容易引起研究者關注。王國維曾感嘆“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的學術幸運，仍在繼續。甲骨文、金文、簡帛、碑刻、出土文物等不斷擴充著史料范疇。中國史學史研究者可以從新材料中發現有意義的新議題，或在老題目中找到新突破口，從而實現由新史料催生新成果。二是指以往相對忽略的史料。這類史料屬于傳世史料，只是既有研究重視不夠，或因不曾被整理、出版，使用頻率較低，具有隱性的“新”的特點。這類史料體量大，也亟待發掘。以中國古代史學為例，有些珍稀典籍長期深藏于各大圖書館中，隨著影印技術的進步和善本再造計劃的實施，獲取更為便捷。加之大型叢書的編纂與出版，如《四庫未收書輯刊》《四庫禁毀書叢刊》《明別集叢刊》《清代詩文集匯編》等，很多典籍首次整理、影印，蘊含著豐富的可供史學史研究者使用的新史料。以往史家“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現在只需“動手”就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研究者比較重視搜集和使用新史料。《中國近代史學文獻叢刊》在這方面作出可貴探索：“學術的發展離不開新史料、新視野和新方法，而新史料則尤為關鍵。”但是以往研究“所用材料以正式出版的書籍和期刊文獻為主，研究主題和視野均有很大的局限。……近代史學文獻資料尚未有系統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從而成為學科發展的瓶頸之一”。截至目前，這套叢刊已出版31種，其中頗多新史料，如《中國史學史未刊講義四種》《史學研究法未刊講義四種》，還有長期不曾譯為中文但卻在中國史學界產生較大影響的著作，如坪井九馬三的《史學研究法》，以及原書印本不多、不便查閱的資料，如《劉掞藜史學論著集》。這些史料的整理與出版有助于中國近代史學史研究的推陳出新。近年來，研究者的史料觀念也在發生變化。廣告、插圖等看似不起眼的零碎圖文，也成為蘊含歷史信息的有用資料，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中國近現代史學史領域，仍有不少史料未曾引起足夠關注。即便是一些與熱點關聯度較高的史料，也存在被忽視的情況。比如探討顧頡剛的邊疆史地思想、民族思想和抗戰時期的經世精神時，研究者比較多地使用《禹貢》、昆明《益世報》等，卻相對忽略顧頡剛1940年創辦的另一份雜志《責善半月刊》。研究晚清民國時期的浙東史學時，關注陳黻宸的資料，卻很少注意到他的侄子陳懷，對《甌風雜志》的使用也比較少。此外，近現代學人日記、書信、回憶錄、自傳等史料，遺存較多。域外有關中國史家、史籍的傳播、接受等資料的整理也是一座富礦。凡此皆是中國史學史研究可以用力的地方，也是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史料學建設的增長點。

傅斯年說過“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筆者部分贊同，學問的進步并不只取決于材料的擴充。我們提倡發掘和使用新史料，旨在擴大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資料范圍，在更全面地占有資料的基礎上研究史學，但不迷信新史料。在筆者看來，新舊并重，才是正途。

第二，專題史料的搜集與出版。宋明學人頗好輯錄史學史資料，出現了高似孫的《史略》和卜大有的《史學要義》等。這給了我們一些啟示。今人楊燕起、陳可青、賴長揚編《歷代名家評〈史記〉》也做了很好的示范。這項工作還可以繼續做下去，推出“歷代史學名著評論叢書”，如《歷代名家評〈漢書〉》《歷代名家評〈史通〉》等，或效仿“中國思想史資料叢刊”，編輯“中國史學史資料叢刊”。若再聚焦，可以史學概念與范疇為單元，編纂“中國古代史學概念資料選輯”，圍繞良史、實錄、信史、正史等概念匯輯史料。這類工作看似簡單，實則需要有一定研究基礎者才能做好。諸如此類的史料書籍，因其專門性強、材料搜集全面，對推進本學科研究仍有重要意義。成規模、有體系的史料輯錄工作，需要長遠謀劃、集體協作和精心組織。

第三，專門數據庫的建設與人工智能運用。這是順應時代潮流之舉。科技不僅改變生活，也沖擊學術研究。最近20年，各類文獻的數字化方興未艾，給研究者帶來極大便利。隨著數字化的推廣，各種類型、多種體量的數據庫也廣泛參與到學術研究中，給學術發現帶來了新的可能。科技賦能對包括中國史學史研究者在內的人文學科研究者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一些過去不可能檢索、統計、分析、研究的問題，從遙不可及變成了唾手可得。這是一次史料學上的革命，是一次研究手段上的更新，也是信息大爆炸和人工智能時代科技進步對學術研究潛能的釋放。廣義的史部數據庫已經不是新鮮事物，但專門針對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數據庫建設還在探索與建設之中。當然，數據庫的建設不能代替讀書，檢索史料也不等于理解史料。數據庫給予我們資料搜羅上的便利，卻不是史料研讀的捷徑。研究者問題意識與人工智能分析模型需要雙向賦能，這是我們討論中國史學史學科數據庫建設時特別需要注意的。

第四，編纂一部《中國史學史史料學》。與史學相鄰的學科如哲學、文學已經出版多種《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朱謙之，馮友蘭，張岱年）、《中國文學史料學》（潘樹廣）和《中國古代文學史料學》（張可禮）。近幾十年間，史學界不僅出版《史料學概論》（謝國楨），還推出多部同名的《中國古代史史料學》（陳高華、陳智超，安作璋，何忠禮），以及斷代史史料學著作，如《先秦秦漢史史料學》（王暉、賈俊俠）、《唐史史料學》（黃永年）、《清史史料學》（馮爾康）、《中國近代史史料學》（嚴昌洪）等。最近也有學者計劃編寫《明史史料學》。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史料積淀，有必要編纂一部《中國史學史史料學》。作為一本史料學專史，《中國史學史史料學》應區別于普通意義上的史料學概論，也不應完全等同于斷代史史料學，它著重辨析中國史學史與目錄學、文獻學、史源學等關聯學科或知識門類的關系，討論中國史學史研究處理史料的原則與方法，概括中國史學史的史料范圍、類型、特點、層次、源流、版本、價值，解決中國史學史研究中四部融通、史論結合、史料疏通與排比策略等問題。

結語

史學不是史料學，但史學也不能離開史料學。何謂史料？史料何為？不同時代的歷史學家對史料的認識與運用總會不盡相同，這就注定了史料與史學的關系是一個常談常新的學術話題。與其他領域的歷史研究者一樣，中國史學史研究者也始終面對如何處理不同類型、性質、形態史料的問題。研究者需要對新史料保持追蹤的濃厚興趣和研究自覺，也需要努力對舊史料常讀常新，練就扎實的基本功。在新史料與舊史料之間，研究者以一種學術省思方式完成對史料庫的勘探、突破、采擇與連綴。對于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來說，既有的學術實踐證明：重視史料搜集與整理是學科建設的基礎性工作，甚至直接推動學科發展，不可輕忽。對于當下的研究者來說，需把史學史研究的根系深深地扎在史料土壤里，在實證與思想之間求得平衡與超越，或是由新史料提出新問題，或是對舊問題得出新見解。建立史料學體系，更像是一場關乎學科發展前景的史料學革命。新時代的史學史工作者在對史料永無止境的搜集、占有、整理與闡釋中，繼承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提煉出屬于中國史學的新議題，才能在創造富有朝氣和自信的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學術進程中貢獻本學科力量。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