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成紅軍失敗替罪羊？親歷者回憶：主要責任在中國人

那片廣袤的草地上，空氣沉悶得仿佛劃根火柴就能引爆。

這時候，紅軍的長征路正走到緊要關頭。

紅一、紅四方面軍剛會合不久，裂痕卻越來越大。

紅四方面軍的參謀長李特，氣勢洶洶地帶著人馬追了上來，死活要攔住堅持向北進發的中央紅軍。

李特那會兒火氣大得很，手指頭都快戳到人臉上了，扯著嗓子大罵這是“逃跑主義”。

彭德懷那是什么脾氣？

沾火就著的主兒，當場就硬邦邦地懟了回去。

兩邊越吵嗓門越高，就在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李特腦子一熱，干了一件極其危險的事——他把手槍給拔了出來。

要知道，毛主席當時就站在邊上。

眼看就要擦槍走火，就在大家心都提到嗓子眼的時候，誰也沒想到的事發生了。

一個身材魁梧的外國人猛地竄了出來，但他沒去搶槍，而是從后頭一把熊抱住了李特。

這老外兩只手像鐵鉗一樣箍住李特，嘴里冒出一連串流利的俄語，又是大聲呵斥又是苦口婆心。

李特是聽得懂俄語的。

在這個外國人軟硬兼施的強力干預下，他那股沖頭的火氣終于慢慢壓了下去，最后悻悻地收起了槍，帶著隊伍調頭走了。

這個在關鍵時刻撲上去給毛主席當人肉盾牌的外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德。

這一幕，跟大伙兒腦子里的固有印象太擰巴了。

提起李德，很多人第一反應是什么？

那是把中央蘇區搞丟了的“倒霉星”，是只會紙上談兵、害得紅軍不得不萬里長征的“洋教頭”。

按常理推斷，這么一個人，跟中國將領的關系應該僵到了極點，甚至得被人戳脊梁骨才對。

可偏偏在那個命懸一線的節骨眼上，他卻用一種近乎摔跤的方式，拿自己的身軀擋在了中國革命領袖的前面。

這事兒，光用“勇敢”兩個字解釋不通，它透出的是這個人物身上那種讓人琢磨不透的復雜勁兒。

要想把那段歷史看明白，咱們就不能簡單粗暴地給李德貼個“壞蛋”或者“草包”的標簽。

真正值得咱們深挖的是：一個本來只負責出主意的外國顧問，怎么就在中國革命最要勁的時候，把全軍的指揮大權都攥在手里了？

把這層窗戶紙捅破，里面其實藏著一筆精細的權力算盤。

咱們把鏡頭拉回上世紀三十年代初。

那會兒的中央蘇區，領導層的權力架構其實挺尷尬。

當時坐在中共中央負責人位置上的博古，才二十六歲。

二十六歲啥概念？

擱現在也就是剛從學校出來沒兩年的愣頭青。

可他手底下帶著的是誰？

是彭德懷、林彪這種在死人堆里滾過好幾遭、身經百戰的悍將。

這些帶兵打仗的人，心里服的是毛主席，認的是實打實的勝仗。

對于博古這么個年輕、沒在基層摸爬滾打過、張嘴閉嘴蘇聯理論的“書生”，這些戰將打心底里是很難買賬的。

博古心里跟明鏡似的，他知道自己屁股底下的位置不穩。

擺在他面前的路就兩條：

要么，承認自己不是那塊料，把指揮權交出去，讓懂行的人來。

但這么一來，他這個“一把手”也就被架空了，說話不算數了。

要么，就得請尊能鎮得住這幫驕兵悍將的“大菩薩”。

博古琢磨來琢磨去，選了第二條路。

李德，就是他請回來的那尊“神”。

李德這層身份簡直太好使了：共產國際欽點的軍事顧問、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高材生、國際反法西斯戰士。

在那個全黨上下都“以俄為師”的年代，這幾塊金字招牌往那一亮，那就是絕對的真理。

于是，博古搞了個大動作：他把李德拉進了軍事指揮的“三人團”。

這一招，說白了就是“借鐘馗打鬼”。

博古把李德當成了那個鐘馗，借著李德背后的共產國際和學院派資歷，來壓制國內那些土生土長的實戰派將領。

這么一通操作下來，原本只是個顧問的李德，實際上拿到了最高的軍事指揮權。

因為在我軍的規矩里，軍令如山，下級必須無條件服從。

當李德的那些瞎指揮變成了“三人團”正式下達的命令，前線的彭德懷、林彪他們就算心里有一百個不樂意，也只能硬著頭皮去執行。

但這筆賬，博古只算對了一半。

他把權抓穩了，卻把仗給打爛了。

李德懂軍事嗎？

在蘇聯的課堂上，他肯定是懂的。

可問題在于，他根本不懂在中國的山溝溝里該怎么打仗。

當時給李德當翻譯的伍修權，后來回憶過這么個細節，聽著都讓人哭笑不得。

李德指揮打仗教條到了極點。

他趴在地圖上拿圓規畫圈，硬性規定機關槍必須架在這個點，碉堡必須挖在那個坑。

乍一聽挺專業是吧？

可要命的是，當時紅軍手里的地圖誤差大得離譜。

李德在地圖上看著是個制高點，到了實地可能就是個爛泥塘；地圖上標著是條大路，實地可能連個兔子都鉆不過去。

這種完全不接地氣的“地圖作業”，帶來的后果是災難性的。

在廣昌戰役里，李德非要搞什么“堡壘對堡壘”，拿紅軍的血肉之軀去跟國民黨的飛機大炮硬碰硬拼消耗。

彭德懷眼瞅著戰士們像割麥子一樣倒下，心疼得直哆嗦。

他沖到李德跟前，指著鼻子罵出了那句傳遍全軍的狠話：“崽賣爺田心不疼！”

這話翻譯過來就是：這些兵不是你帶出來的，你當然不心疼，可這都是紅軍攢下的家底啊！

結局大伙兒都清楚：第五次反“圍剿”輸了個精光，紅軍只好被迫開始長征。

那咱們得問了：這口又黑又大的鍋，到底該扣在誰頭上？

這么多年來，大家習慣了把李德當成“替罪羊”。

好像只要把責任往這個老外身上一推，所有的失敗就都有了解釋。

但要是咱們把這個決策過程拆開了揉碎了看，這個說法其實站不住腳。

伍修權后來有句話說得特別透徹。

他說：“李德手里的權不是他搶來的，是當時的中共中央負責人雙手捧給他的，所以這仗打輸了，主要責任在咱們中國人自己?！?/strong>

這邏輯沒毛病。

李德簽的合同上寫得清清楚楚是“顧問”。

啥叫顧問？

就是我提建議，聽不聽在你。

后來李德回了國，共產國際監委會在審查結論里也說得很明白：李德是不了解中國情況，出了不少餿主意，但對于他的意見，當時中共中央完全可以采納，也可以不采納。

把一個顧問捧成了太上皇，讓他去指揮一場連方言都聽不懂、地形都看不明白的戰爭，這個錯誤的根子，在于當時的中央負責人——博古，以及他背后那個缺乏自信、盲目迷信蘇聯教條的“國際派”班子。

他們自己沒那個戰略眼光，又急著樹立威信，結果把李德推到了那個他不該坐、也坐不住的位置上。

所以，把李德當成唯一的“背鍋俠”，這不公平。

李德自己對這事兒有沒有反??？

還真有。

到了晚年，李德在回憶錄《中國紀事》里寫過一段挺實在的話。

他承認：“中國同志比我更清楚怎么在他們自己的國家打仗，我沒有根據中國的地形和中國人的打仗習慣來指揮?！?/strong>

這就等于承認了自己在軍事上的無能和水土不服。

毛主席后來評價李德的時候，那話說得充滿了政治智慧。

他打了個比方：李德就好比是紅軍請來的一位“先生”（老師）。

有老師在的時候，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

但咱們最后明白了一個硬道理——咱們可以不請老師，自己讀書，自己寫字。

這才是遵義會議真正的分量所在：它不光是換了領頭人，更是換了腦子。

中國革命從那以后，告別了對“洋先生”的盲目依賴，開始走自己的路。

回過頭再看李德這個人，他其實就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他犯了大錯，造成了慘重的損失，這點洗不白。

但他并不是一個心懷鬼胎的破壞分子，而是一個在錯誤的時間、被擺在了錯誤位置上的國際主義戰士。

在長征路上，當他毫不猶豫地抱住發瘋的李德、用身體護住戰友的那一刻，他身上那種布爾什維克的忠誠和奉獻，是作不得假的。

他是一個打敗仗的指揮官，但他不是敵人。

對于這段往事，咱們不需要一個臉譜化的大反派。

咱們需要看到的是，一個年輕的政黨在走向成熟的過程中，不得不交的一筆學費。

就像毛主席說的那樣，只有當我們敢于“自己讀書自己寫字”的時候，勝利才真正攥在自己手里。

這筆學費雖然貴得讓人心疼，但最終換來了中國革命的獨立與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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