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日本家長敢于讓小學生獨自上學？其中原因值得我們深思

我相信在國內大多數城市，父母不敢讓小學的孩子獨自上學、回家，甚至對獨自在小區里玩耍這件事也充滿擔憂。實際上，這的確是一個世界問題，無論是上海，還是紐約、倫敦，我們的城市變成一個對孩子來說充滿危險的空間，比如無法預料的交通事故、搶劫或拐賣兒童的犯罪行為。然而，日本卻是一個例外，即使在東京，父母也敢于讓一個9歲左右的小學生獨自乘地鐵回家。他們是如何做到的？

當我們最終想把這個世界交給孩子，我們可以為他們做的，其實不止吃飽穿暖、好的教育，還有來自社會秩序的安全感。

即使是在東京這樣的大城市，日本的小孩子也是自己乘地鐵跑東跑西的。而這一現象的背后是一種群體動力。

在日本的公共交通上常常會見到這樣的場景：小孩子獨自一人或是三兩人結伴在列車上尋找空位。

他們穿著及膝的長襪，锃亮的漆皮鞋和格子衫，頭戴寬沿帽，緊緊地系在下巴下面，地鐵卡就別在他們的背包上。

這些孩子頂多6,7歲的樣子，他們正在去學校或從學校回家的路上，而身邊完全沒有監護人的蹤影。

一檔日本很火的電視真人秀Hajimete no Otsukai，中文譯名為我的第一次跑腿，就刻畫了一群只有2、3歲的日本孩子被派出去為家庭做任務。

他們摸索著找到菜販子或是面包店的全過程都被隱藏的攝影機拍攝了下來。這檔節目在日本已經制作了超過25年了。

Kaito是住在東京的一個12歲的小男孩，從9歲開始，他就自己一個人乘地鐵往返于他父母各自的家，兩人離婚之后共享撫養權。

“一開始我有那么一點點擔心”，他承認，“我不確定自己能不能一個人乘地鐵。但也僅僅是一點點擔心罷了。”

現在的他覺得這簡直是小case。一開始他的父母也憂慮不安，但是他們后來還是決定放手，因為一方面覺得他年紀已經夠大了，另一方面也有許多其他孩子自己一個人出行也很安全。

“老實說，我當時的想法就是，地鐵很安全，也準時，而且乘坐起來也很容易，而且Kaito也很聰明，”Kaito的繼母說。

她的繼母回憶起自己的經歷說她比Kaito年紀還小的時候就自己乘地鐵跑來跑去了。“那個時候我們也沒有手機，但我還是可以乘地鐵從地點A到地點B。現在的話，如果他迷路了，他會打電話給我們。”

那究竟日本孩子這種超出常人理解的獨立是如何養成的呢？事實上這種獨立性不是自己養成的，而是靠“群體依賴”。

文化人類學家Dwayne Dixon曾經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日本的孩子，他說：“日本的小孩兒從小就有這樣的認知，認為理想情況下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會在有需要的時候出手相助。”

這一論調在學校里也被再三強調，孩子們輪流負責清潔和發放午餐的工作，而不是依靠學校的教職工來擔負這一責任。這樣的做法“將工作分配給多個人，每個人都有期待。

舉個例子，這也教會每個人洗廁所具體要怎么做。”Dixon說。

在一個公共空間里給孩子分配責任意味著孩子能感受到一種所有權，并且扎扎實實地體會到弄亂一切的后果，因為他們得自己打掃干凈。這一理念延伸到了更大的社會領域。（也就是為什么日本的街道通常都很干凈的其中一個原因）

日本的孩子知道，在公共場合他可以依靠他身邊的陌生人在情急之下施以援手。

日本的犯罪率非常低，這當然也是父母們能放心讓孩子一個人出行的重要原因。但是較小范圍的城市區域以及人們傾向于走路和使用公共交通的的戶型方式也增強了安全度，或者說是人們的安全感。

Dixon說，“日本公共空間的規模也比世界其他地方好很多——古老的、只能走人的空間控制了人流和速度。”

在日本的城市，人們習慣走路去任何地方，公共交通也戰勝了汽車；在東京，一半的出行依賴地鐵或公交，還有四分之一是走路。汽車司機也習慣和行人和騎自行車者共享街道。

Kaito的繼母說只有在東京她才敢讓一個九歲的孩子自己一個人乘地鐵，如果是在倫敦或紐約這是絕對不行的。

這也不是說東京的地鐵就絲毫沒有危險。女性在地鐵上被咸豬手侵犯的問題就一直都存在著，這也使得從2000年開始日本引入了女性專列。

然而，還是有許多城市中的日本小孩在沒有監護人在身邊的情況下，獨自一人乘地鐵去學校或是四處走動。

給孩子這樣的自由，是因為家長們不僅信任他們的孩子，更重要的是信任整個社會。

“很多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孩子的安全感是自己尋求的。”Dixon觀察到，“但是日本社會的這一現象可能使西方人對這種無需言明的信任和合作深深觸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