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宇宙第一大站”見證2026年春運：那些奔波中的努力與期盼｜故鄉里的中國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銳

廣州南站再一次成為中國春運中的“頂流”。

根據廣州南站（廣深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南車站）公布的數據，春運以來，截至2月14日（春運第13天），廣州南站及管內46個站累計到發旅客1163萬人次。其中，發送旅客692.5萬人次、到達旅客470.5萬人次。2月14日當天，廣州南站本部發送旅客、到達旅客共計約67萬人次。

今年春運開啟以來，廣州南站“分鐘級發車（頻率）”“宇宙第一大站”等話題在多個社交平臺引發熱議。2月14日，經濟觀察報記者在已經開啟“通宵運營”模式的廣州南站，采訪了數位這場春運里的普通人。他們雖然匆忙奔波，但也滿懷著對新年的期待。

備戰接班的“零零后廠二代”

在廣州南站的候車大廳，唐星正等著回湖南老家的高鐵。他手里拿的是站票——因為票太難搶了。

這位“零零后”年輕人在廣州出生，2022年從珠海電子科技學院畢業，大學主修專業是平面設計。唐星的父輩早年從湖南到廣東創業，目前在中山經營一家小規模的燈具公司。

出于對家鄉的“好奇”，2022年畢業以后唐星沒有立即接手家里的生意，而是先去長沙闖蕩。“（畢業）第一年入職了長沙一家電商公司，算是行業內的腰部企業，后來他們資金流出問題就開始裁員，我就離開了。”唐星說，緊接著他與女朋友分手，生活狀態陷入低谷。

唐星說，他的學歷并不優秀，面臨的職業選擇非常有限，大多數是門檻較低的初級銷售、催收等工作。“感覺去年很糟糕。”唐星說，他大概在國內旅游了半年，最后決定回家，與父母一起努力，“好好干家里的生意，創一番事業”。

2025年開始，唐星干勁十足，每天工作14個小時，什么活兒都干。“剛畢業的時候很憧憬外面的世界，想走出家里，得到社會的認可。”唐星有些尷尬的笑著，自嘲“年輕不懂事”。 據唐星介紹，他的父親今年大約47歲，2000年左右從老家到廣東打工，從電子廠干起。2012年左右，他的父親創辦了自己的公司，主要從事燈具產品零部件的制造，客戶則主要是國內的燈具企業。

“這幾年競爭非常激烈。”唐星表示，過去幾年出口訂單一直受到國際形勢變化的影響起起伏伏，而國內訂單基本處于飽和、內卷的狀態，“內銷、外銷各有各的困難，供過于求，對中小企業來說壓力太大了”。

唐星回憶稱，家里的工廠2018年以前生意都不錯。“去年非常難，明顯能感受到資金壓力很大，回款、訂單都出現了問題。”

過去一年多，唐星接手家里的生意還比較順利。“上陣父子兵，我爸爸今年47歲，還是打拼的年紀，我們相互配合。”唐星說，他的專業是平面設計，雖然與現在的主業不匹配，但可以幫家里在產品設計、宣傳方面出主意。

相比父親，唐星認為自己更有創造性、更敢突破。“我回來上班的第一天，陌生拜訪，就去談成了一個‘大客戶’，當時很受鼓舞。”他說。

“父輩的經營理念可能比較保守，不太敢面對超越我們體量級別的企業，但我現在就敢單槍匹馬地過去，從保安開始突破。”唐星說，今年他會按照這個思路，進一步拓寬客戶資源。

低收入群體的“中年危機”

今年55歲的謝先生感覺終于走出了“中年危機”的陰影。

“去年感覺好了，不吃藥了，心態變了。”謝先生對經濟觀察報記者笑著說，并沒有掩飾自己缺掉的門牙。

謝先生的人生軌跡頗為曲折。他回憶稱，自己老家是安徽的，父親在世時是一位縣委書記，母親在世時是一位人民教師。1989年，謝先生畢業于北京中醫藥大學，并進入父親所在縣城的縣中醫院。

“在中醫院干了兩、三年，因為‘超生’第二個孩子，我就離開了單位。”謝先生說，后來他在當地開設了一家中醫診所，因為醫術受認可，一干就是20多年。

大約2010年的時候，當時四十多歲的謝先生遭遇了嚴重的家庭變故，他因此身心俱疲。“我自己當醫生，也治不好我的病，我父親去世前（2012年）建議我到南方來，寬寬心。”謝先生說。

“每個月能掙2000元，夠吃飯花銷，保命即可。”謝先生說，這是母親在他離開家時唯一的要求。

就這樣，謝先生從安徽的一個小縣城，一路南下“停在佛山”，干起了叉車工人的活。2012年至2025年，謝先生每年會回一兩次老家，與家人團聚。他的孩子們都很讓他放心，一個從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一個從復旦大學研究生畢業，分別在南京、廈門找到了理想的工作，也各自成家立業。

2025年，謝先生的母親去世了。“今年春節我就不回去了。”謝先生向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當天，他到車站是送工友回南寧過年。

談及春節，謝先生并不感到孤獨，反而有另一種輕松。他沒有購買醫保、社保，孩子給的生活費他也不收，倒是對未來充滿信心。

“我現在還不到60歲，等廠里不干了，我可能會考回行醫資格證，再當醫生。”謝先生說，他覺得60歲退休都還早，只要保重身體，自己能干到70歲。

不過，謝先生同時表示，過去幾年，社會經濟壓力大，他在工廠里看到中老年工友生活困頓。“疫情之后，工廠的訂單斷崖式的下降，降薪裁員頻繁，我也換了一家公司，從本田（佛山基地）換到了大眾（佛山基地）。”他說。

相比起城市里精英人群的“中產滑落”，謝先生認為低收入群體的“中年危機”缺少社會的關懷和幫助。他進一步稱，他的工友們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僅有小學、初中文化水平，主要分兩類：一類是“有家庭的上有老，下有小，工資只有兩三千，活得就剩一口氣”；另一類是“存不下來錢，給不起彩禮，沒有組建家庭，沒有妻子、孩子”。

“都在生存的邊緣掙扎，如果再多一些壓力，生活中那根弦很容易就崩斷了。”謝先生說，這兩年很多企業因為收入下降，一再把內部壓力向下轉移給普通員工，希望國家能重視這樣的現象。

“現在的社會對收入相對有限的人還是很不友好，我們國家過去這些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希望在貧富差距、收入分配問題上還能有更好的改善。”謝先生說。

談及對過往人生的感受，謝先生說：“個人的命運與國家命運相連，國家越來越好，個人命運就越來越好。”

還在適應“反向過年”的老父親

57歲的隆先生在廣州南站候車大廳里焦急地找檢票口，拿著智能手機，卻不太會用。

2月14日，他從湖南坐高鐵到廣州，還需要轉車至佛山才能到兒子家過年。這是隆先生第三次“反向過年”。

隆先生稱，他的兒子在廣鐵集團工作，前年與兒媳定居佛山，今年迎來了孫子的誕生。“今年我自己過來，和孩子、孫子一起過年，老婆也在這邊。”他說著，接到兒子的電話告訴他“轉車檢票口在24號”。

隆先生感慨“（社會）發展太快，我們老了”。隆先生回憶稱，他年輕時在國營單位工作，后來因企業改制離開了卷煙廠，進入駕校公司做教練。

隆先生稱，經歷了疫情的沖擊，駕校的生意下滑很明顯，雖然最近幾年一直在恢復，但還是難有大的起色。“2018年、2019年的時候，每年我們大約接5000名學員，疫情之后從1000人/每年，恢復到現在3000人/每年。”

“（一方面是）大家收入下降，報考人數減少，（另一方面是）人口增速下降帶來的影響。”隆先生說。

眼下的隆先生最期盼快一點見到家人。因此，盡管一路上匆忙、笨拙，他還是很高興。“我離開卷煙廠的時候領了補償金，現在的公司五險一金也齊全，我個人沒什么擔心的了，就是照顧好自己，搭把手給下一代減減負。”隆先生說。

隆先生同時表示，“反向過年”這三年，能感受到交通越來越便利，但是智能化程度也越來越高，他希望社會能給予他們這些“慢下來”的人更多適應的時間。

想存錢、進修學業的“職場人”

22歲的楊小姐自己帶了折疊小馬扎，坐在候車大廳的地上。“春運嘛，來之前就在網上刷到這里‘人山人海’。”楊小姐說。

楊小姐是廣東人，在廣州工作，此次行程是返回茂名過年。因為廣州、茂名之間往返方便，楊小姐并沒有帶太多行李，一路上心情愉悅、輕輕松松。

楊小姐也是初入職場的新人，正處于從大學生到“社會人”的適應階段。2025年，畢業找工作初期，楊小姐發現，比起有發展有前景，“雙休”似乎是擇業中更難的標準。2025年，她“千辛萬苦”才應聘到了一家國企做前臺。

“找工作太難了，想到難，沒想到那么難。”楊小姐向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目前的工作不太符合她對未來的職業規劃，但一時間難有突破性改變。

楊小姐稱，她的父母在茂名以務農為生，她目前的月收入大約5000元，刨除日常生活成本很難有積蓄，因此還不能改善家里的經濟條件。不過，父母對她也很寬容，只希望她“畢業出來工作能養活自己就好了。”

進入工作崗位后，楊小姐也意識到自己的專業技能不足。“我念的是市場營銷，似乎沒有什么競爭力，所以也想跨專業考研。”楊小姐說，她希望自己能成為某一個專業領域的人才，循序漸進地成長，這樣會比較有成就感。

談及未來，楊小姐充滿期待。“人本來就要走上坡路，然后會越來越好。”她說。

同樣在候車的“職場人”吳小姐則更為沉穩。

吳小姐向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她今年38歲，剛剛度過了職場的“瓶頸期”，已經重新調整了自己的人生節奏。

“繼續努力是肯定的，心態沒有那么緊繃了。”吳小姐說，她越來越覺得人生是一趟豐富的旅程，不必太較真，并開始期待自己的“四十不惑”。

（作者 張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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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銳

記者。關注外貿動向，以及大消費、生物醫藥等領域重點公司。聯系方式：zhangrui@ee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