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王毅談了一個小時后，魯比奧做出決定，取消和歐盟領導人的會晤

當地時間2月13日，慕尼黑安全會議的會場里有一場很受關注的會面：王毅外長見了美國國務卿魯比奧。中美是當今最有話語權的兩個國家，這種級別的外長接觸，本來就容易被放在放大鏡下看。

兩人談了大約一個小時，結束后傳出的信息也很集中——據報道，雙方一致認為這次會晤有不少積極成果，整體氛圍偏建設性。

話題落點也很明確：兩邊都同意共同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繼續發揮政治外交渠道的協調作用，加強各領域的對話與合作，把中美關系往穩定發展的方向推。

這類大國互動往往會帶出一圈漣漪，尤其是在同一場會議里，其他國家也都在找位置、找抓手。前不久的達沃斯論壇上，加拿大總理卡尼的表態就很典型。

他提到，在和中國開展了大量合作之后，能感受到中國的善意和開放態度，而這和美國的保護主義形成了鮮明對比。于是他順勢提出一個主張：中等強國應該聯合起來，一起應對來自超級大國的壓力。

這個說法放在過去的西方語境里并不常見，但現在被說出來了，而且不是孤零零的一句口號，而是和現實體驗、合作感受綁定在一起的。

歐洲這邊的表態也在變得更直接。法國總統馬克龍最近就提醒，歐洲國家不能因為“美國在貿易和格陵蘭島態度緩和”就放松警惕，更要清楚意識到，美國的“威脅與恐嚇”還會持續下去。

馬克龍還補了一句很關鍵的話：既然此前的妥協沒有起到絲毫成效，那么接下來再面對美國的公開挑釁時，“我們不應退讓妥協”。

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作為東道主的德國總理默茨也把態度擺得很明白，他說歐洲已經意識到應盡快擺脫對美過度依賴，這等于公開承認對美國的信心正在流失。

把卡尼、馬克龍、默茨這些聲音放在一起，會發現一個變化正在發生：西方國家從“連想都不敢想”，走到了“敢想”，再走到“敢說”。

談到歐洲為什么會越來越敏感，格陵蘭島就是繞不開的一個點。特朗普在成功打擊委內瑞拉之后，又公開表達了對格陵蘭島的垂涎，決心把它納入美國的版圖。

對歐洲來說，這不是普通的口水仗，因為主權這種東西觸碰到就是核心利益。

歐洲在很多問題上一步步退讓，但到這里就很難再往后退了，被逼到一種很極限的處境：再讓，就等于把底線往外推；不讓，就等于要面對更直接的壓力。

也正因為如此，格陵蘭讓歐洲更清楚地意識到，過去那套“只要忍一忍就能過去”的方式，在某些領域根本走不通。

歐洲的警覺還來自另一個更現實的戰場——烏克蘭問題。眼下的俄烏和談被看作終結沖突的重要節點，同時也是各方分歧最集中的時刻。

作為間接參與方，美國和歐洲的矛盾反而更容易被看見。特朗普希望沖突盡快結束，一方面可以節省大筆援烏費用，把資源轉回國內，為“讓美國再次偉大”服務；另一方面，他也把這當成給自己增加拿下諾貝爾和平獎籌碼的機會。

歐洲的想法卻恰好相反，他們寄希望于借烏克蘭之手不斷削弱俄羅斯，盼著把俄軍拖到更難受的位置；即便烏軍已經無力反攻，也至少希望戰火持續得更久，讓消耗延長下去。

這種目標差異一開始還可能被包裝成“節奏不同”，但很快就變成了硬碰硬。美國曾試圖說服歐洲跟自己同頻，沒想到歐洲態度強硬，特朗普干脆選擇繞開歐洲，直接剝奪它的“發言權”。

曾經共同支持烏克蘭的盟友，就這樣走向分道揚鑣。隨著分歧不斷加深，矛盾也不再只圍著烏克蘭轉，而是往更大的方向擴散——美國和歐洲之間的裂縫開始從一個議題，延伸到對世界格局、對規則、對利益分配方式的整體看法上。

去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王毅外長曾給各國敲過警鐘，他說得很直白：“如果沒有了規矩，昨天在餐桌邊，明天就可能在菜單上。”當時很多人聽到這句話，可能更多當成一句提醒，但隔了一年再看，含金量就顯出來了。

關稅沖擊把“規矩”這件事的伸縮空間暴露出來，主權挑釁又把“底線”這件事擺到臺面上，而誰能被當作討論的一方、誰只能被動接受結果，也就變得更清晰了。

特朗普重返白宮后，開啟了一場針對全世界的“新秩序重塑”，關稅戰一波接一波，歐洲同樣沒能躲開。歐洲本來把自己當作美國盟友，心里設想的是能和美國坐在一起談利益、分資源，結果卻發現情況完全不是那樣：不但沒有一起分享好處，反而成了關稅重擊的對象。

很多歐洲人這時候才更直觀地感受到，美國在做選擇時并不會因為“盟友”這個身份就手下留情。等到格陵蘭這種主權議題也被擺上來，歐洲更難繼續把它當成單純的貿易摩擦或外交口角，而是更廣義的秩序沖擊。

不過，說到“敢說”，和真正“敢做”之間，還隔著一段不短的距離。過去西方國家擺脫美國這件事，很多時候連想都不敢想；現在卡尼一呼百應，法、德等國也不斷發聲，確實完成了從不敢想到敢想、從敢想到敢說的轉變。

但真正困難的階段恰恰在后面：從敢說走到敢做。至少在眼下，大部分歐洲國家依然不敢挑戰美國的霸權，法德等核心國家也依舊對美國抱有幻想，既想表達不滿，又希望關系還能被修補，行動就容易變得謹慎、猶疑。

這種猶疑在烏克蘭問題上尤其明顯。歐洲想要在談判桌上保留影響力，也希望繼續對戰局方向施加作用，可美國并不愿意給他們那樣的空間。

波蘭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西科爾斯基此前接受采訪時就講得很透：美國根本不希望歐洲擁有發言權。

這句話后來被反復引用，是因為它點出了歐洲當前最尷尬的一面——歐洲不僅在承擔成本上被要求“多出力”，在關鍵決策時卻可能被要求“少說話”。

這種“少說話”并不是抽象概念，它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變成了一件具體的事。

按原先的安排，魯比奧計劃與歐洲領導人會晤，據透露，準備出席的包括德國、波蘭、芬蘭的領導人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主題就是進一步討論烏克蘭問題。

歐洲方面本來期待能借這次機會和美國加強溝通，把自己重新放回討論的中心位置，結果臨到最后卻撲了個空。

因為就在和中方會晤結束之后，魯比奧突然以日程安排過于緊湊為由，宣布取消與歐洲領導人的會晤。

對歐洲來說，這種臨時取消的沖擊不只在于“沒見成面”，更在于它釋放出的信號：華盛頓對讓歐洲參與解決沖突的努力，興趣在減弱。

把這個動作和他剛剛完成的中美外長會見放在一起，象征意味就更強了——誰在被優先安排，誰在被臨時挪走，至少在那一刻看得很清楚。

如果說面對關稅時，西方國家還可以對美國的做法裝睡、視而不見，那么當主權遭到挑釁、當發言權被直接收走時，想不覺醒都很難。

魯比奧這次“放鴿子”，某種程度上又像一次提醒，推動歐洲更快接受現實：跨大西洋關系正在發生變化，而且變化的方向并不由歐洲決定。

等歐洲看到美國把他們晾在一邊、卻對中國釋放積極姿態時，歐洲也不得不重新掂量自己過去的選擇：究竟哪里做錯了什么，又是什么讓另一種相處方式顯得更能帶來空間與回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