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年關底下，讓人最心煩的是什么？
回家過年堵車，買年貨堵車，出去旅行堵車，哪哪都是堵車。
車子咬著車子，人頭挨著人頭，寸步難行，仿佛滿世界到處都是焦灼的喧鬧聲。
在古代，造成交通擁堵的居然是過年為領導送禮的官員。
《后漢書·梁冀傳》記載：...冀、壽共乘舉車……游觀第內……鳴鐘吹管……或連繼日夜……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今日所謂門包，殆肪于此。”
也就是說，最遲在東漢，就流行送“門包”了。
拜謁梁府的人太多，想要進入東漢權臣梁冀豪華、堂皇的府第，得先打通看門人關節，塞了“門包”銀子才能通稟。
結果，梁府門前排了長龍，堵得那叫一個水泄不通，看門人收銀子賺了個盆滿缽滿。
宋朝時，官場走門路、通關節之風大盛。
吳處厚在《青箱雜記》中寫道：“皇祐、嘉祐中，未有竭禁，士人多馳騖請托，而法官尤甚。 有一人號‘望火馬’，又一人號‘日游神’，蓋以其日有奔趨，未嘗暫息故也。”
皇祐（1049-1053)、嘉祐(1056-1063)都是宋仁宗的年號。在那個年代有專門負責幫忙“跑官”的掮客，兩邊傳遞消息替人弄一頂烏紗帽。
其中有兩個人腿腳利索，替人辦事一路小跑。一個人外號“日游神”一樣，另外一人叫“望火馬”，終日奔忙不息。
送禮之風的根子不在于禮，而在于權；不在于送，而在于求。
如果趙匡胤看到自己打下來的《太平年》被這幫不肖子孫如此糟踐，會不會氣的從棺材里爬出來？
春節送禮收禮，是古代官場盛行千百年長盛不衰的“潛規則”。
明朝周暉在《二續金陵瑣事》：同樣記載了萬歷年間南京春節送禮的壯觀場面：
除夕前一天，周暉外出訪客，至南京內橋，看到中城兵馬司衙門前聚集了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每人手捧食盒，竟使道路堵塞。
經打聽，原來這些人都是來給中城兵馬司送春節禮物的。
當時的南京設五城兵馬司，每城兵馬司分設正副指揮，掌管本城區巡捕盜賊、疏理街道溝渠、看守囚犯及消防等事項。
名為兵馬司，實際不掌兵。銜門不大，正副指揮品級都很低。春節之前，中城兵馬司門前都有這么多送禮的人，其他更大、更熱的街門，送禮的盛況可以想見。
歷史上每當一個王朝走下坡路時，貪腐之風總是愈演愈烈，春節送禮也更加盛行，并且堂而皇之地進行。
春節給上司或有關衙門送禮，由暗夜變為朗朗白晝，由地下轉為公開，世風、官場之風的敗壞一至于此！
有貪官自然也就有過年非但不收禮，還要出差“加班”的清官。
蘇軾就寫過一首詩《除夜》，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歲，鄉音無伴苦思歸。
重敘腳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發稀。
多謝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許相依。
這首詩寫的是過年這天，蘇東坡奉命前往常州、鎮江等地賑災。詩中寫出了當地老百姓因為受災而艱難的慘景，讓人感嘆。
在除夕之夜，他不愿打擾地方官員和百姓，獨自一人在河邊的小船上度過。于是，我們才看到這樣的詩句。
歷史是一面鏡子，照見的不僅是王朝的興衰，也照見了人性的幽暗。過年送禮本是人情往來的溫暖表達，卻在權力的催化下異化為攀附與交易的門徑。
從東漢梁冀門前的車水馬龍，到宋、明官場的趨炎附勢，有人在這面鏡前露出貪婪的嘴臉，有人卻如蘇軾一般，在萬家燈火時獨自駕一葉扁舟，去往那些更需要光亮的地方。
送禮之風之所以千年不絕，并非人情有多么身后，而是權力自帶的“吸附力”。
真正有效的反腐，不僅僅是查處幾個貪官、懲治幾個行賄者，而是要讓整個社會明白：靠送禮換來的安全感，永遠不如靠清白贏得的從容；靠關系鋪就的晉升之路，永遠不如靠本事走出的康莊大道。
當送禮從潛規則變成明規則，從私下變成公開，一個時代的價值觀便已病入膏肓——這不是簡單的世風日下，而是整個社會為貪婪支付的代價。
然而，歷史同樣告訴我們，總有人愿意做那逆流而上的孤舟。
蘇軾在除夕夜的奔波，是對百姓疾苦的擔當，更是對自身清白的堅守。他用行動證明，權力可以不被諂媚污染，節日可以不被利益綁架。
這種清廉不是裝出來的清高，而是一種深入骨髓的信念——當所有人都在低頭鉆營時，他選擇抬頭看路；當所有人都在忙著送禮時，他在忙著趕路。
歷史記住的不是那些門前車水馬龍的權貴，而是那個在寒風中默默趕路的背影。#天南?大北地?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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