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時間定格在1872年臘月二十六。
大理這座古城，這時候連呼吸都帶著血腥氣。
往外看，清軍把城圍得那是水泄不通，連只鳥都飛不出去；往里瞧，米缸早見底了。
他沒去拿刀，也沒去整兵，而是讓人備了一碗特殊的“湯”——孔雀膽。
穿戴整齊，那是他那身顯眼的“總統兵馬大元帥”行頭，仰脖子一口悶了毒藥，然后坐上轎子，晃晃悠悠出了城，直奔清軍大營去“投降”。
這完全是在拿命換命。
他盤算著，用自己這顆腦袋，給城里那幾萬老百姓換張活命的通行證。
也就是這一把，他輸了個精光。
緊接著，大理城的城門被撞開，隨之而來的，是一場讓人頭皮發麻的清洗。
可要是把目光放長遠點，你會發現，這場打了十八年的拉鋸戰，說白了就是一場關于“怎么選”的生死局。
要把日歷翻回1866年，不管橫看豎看，劉岳昭接到的活兒，那就是去送人頭的。
官銜是好聽，可劉岳昭心里那把算盤一撥拉，全是虧本買賣。
咱們瞅瞅當時的云南是個啥光景？
再看看劉岳昭手里的底牌？
湘軍滿打滿算七千人。
哪怕后來拼了老命招兵買馬，連一萬的整天數都沒湊齊。
領著不到一萬的外地兵，去跟三十萬熟門熟路、民風強悍的本地回軍硬碰硬？
這就不是螳螂擋車了，純屬是老壽星吃砒霜——嫌命長。
換個愣頭青，沒準腦子一熱為了皇恩浩蕩就沖進去了。
但劉岳昭是老油條，擺在他面前的這道選擇題太要命：去，還是不去？
打，還是不打？
他眼珠一轉，選了個偏門：磨洋工。
劉岳昭給上面回話，理由找得那叫一個溜：貴州那邊的苗民還沒安頓好，我這心里不踏實，走不開啊。
這一磨蹭就是整整兩年。
一直拖到1868年，朝廷那邊實在坐不住了，直接給他扣了個云貴總督的高帽，那意思很明白：這回必須得動身了。
官位升了，躲是躲不過去了。
進了云南地界，劉岳昭又得面對第二個大難題：這仗，到底該咋打？
硬拼肯定是找死，那點家底填進去連個響都聽不見。
劉岳昭敏銳地嗅到了云南戰場的一個特殊味道——這地方不缺賣命的打手，缺的是能“鎮場子”的大佬。
當時的棋盤上蹲著兩只猛虎：
一只是岑毓英帶的“滇軍”，正宗的地頭蛇，打仗猛，但在朝廷沒啥根基。
另一伙更有意思，馬如龍、馬德新這幫“招安回軍”。
這幫人原先是造反派，后來改換門庭投了清廷。
槍桿子有人也有，就是身份尷尬，急著找個大樹好乘涼，把自個兒洗白。
劉岳昭這筆賬算得賊精：與其讓自家那點湘軍去當炮灰，不如把這兩把“借來的刀”耍起來。
史書《湘軍記》里把這層窗戶紙捅得很破：“馬如龍則倚劉岳昭自固，師事岳昭。”
說白了，馬如龍得管劉岳昭叫聲恩師，借著總督這塊金字招牌保平安；劉岳昭呢，就借馬如龍的兵去壓制其他造反的回軍。
至于那些攻城拔寨、把腦袋別褲腰帶上的苦活累活？
“凡有部署征伐，一推岑公（毓英）。”
這招簡直絕了。
劉岳昭直接轉型成了“總包工頭”，具體的施工任務，全分包給了岑毓英和馬如龍。
事實證明，這套活法才是湘軍的保命符。
1868年，劉岳昭也試著“親自操刀”過一回。
為了保昆明的糧道，他帶兵去偷襲尋甸。
結果咋樣？
最后咋整的？
還是得靠那套軟硬兼施的把戲，連打帶哄，把守城的將領招安了，這才勉強進了尋甸城。
經此一役，劉岳昭徹底死了心，鐵了心要當“縮頭烏龜”。
他當初起兵，純粹是被逼得沒活路了。
1845年，保山那邊漢回兩族打群架，官府拉偏架拉得沒邊，清軍一口氣殺了他全家十五口，連未婚妻都被搶跑了。
攤上這事兒，一般人要么忍氣吞聲，要么直接造反。
1847年，他硬是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去都察院告狀。
一個邊疆窮秀才，想在皇城根下告倒封疆大吏？
結局用腳趾頭都能想出來。
不但官司輸了，回到云南還成了通緝犯，直接被關進大牢。
直到1856年起義火起，大伙把他從牢里救出來，推舉他當“總統兵馬大元帥”，這條路，實在是沒轍了才走的。
他搞那個“平南國”，非要推行全面伊斯蘭化，連通用語都換成了阿拉伯語。
這在當時的云南，聚攏回民是行，可把大把的漢族、彝族全推到了對面。
加上兩邊常年仇殺，仇恨深得解不開。
史料上寫著，大理周邊那是“百里無人煙，十里無雞鳴”。
這種焦土搞法，讓他后期的兵源徹底枯竭，本來想搞人民戰爭，結果自己成了被人民包圍的那個。
到了1871年，大勢已去。
他派義子劉道衡帶著一個八人團，揣著大把金銀珠寶，漂洋過海去搬救兵。
找誰？
找英國人，找土耳其人。
他指望著能蹭上“日不落帝國”的大腿，更想從土耳其那借來天兵天將。
這完全是溺水的人亂抓稻草。
別說路遠得要命，遠水救不了近火，單看那時候的國際盤口，列強眼里只有利益。
一個眼瞅著要完蛋的內陸割據小朝廷，有半毛錢投資價值嗎？
當劉道衡還在海上飄著呢，大理城的喪鐘就已經敲響了。
回過頭來復盤這場仗，劉岳昭的湘軍到底演了個啥角色？
說難聽點，就是個跑龍套的。
從1870年到1872年，云南收復五十多個州縣的硬仗，全是岑毓英的滇軍和馬如龍的降軍拿命換來的。
劉岳昭的湘軍干啥了？
守著東邊的昭通、曲靖，只要后路不斷就算完事。
可這也正是劉岳昭的高明之處。
他早把朝廷的底牌看穿了：上面要的是“平定”這兩個字，至于誰打下來的，不重要；只要總督大印在他劉岳昭手里，功勞簿上頭一份就跑不了。
而現在，他也是勝利者，穩穩當當坐著總督的位子，看著岑毓英和馬如龍在前線拼死拼活。
這筆賬，算得那是相當通透。
當他在大理城頭最后一次眺望蒼山洱海的時候，不知道腦子里會不會閃過1847年那個充滿希望去北京告狀的秋天。
那會兒他信的是公理。
臨了，他只能信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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