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6年，霧都重慶。
六十四歲的辛亥元老李烈鈞閉上了眼睛。
國民政府這邊的動靜大得嚇人，直接給辦了“國葬”。
你得知道，在那個炮火連天、江山易主的年頭，這倆字可不是隨便給的。
除非你是開國的柱石，或者是救亡圖存的大英雄，否則想都別想。
那時候，軍政兩界的大佬全來了，靈堂里白花花的挽聯掛得滿滿當當，連蔣介石都親自提筆寫了詞，面子是給足了。
可就在這哀樂陣陣、香煙繚繞的靈堂里，來吊唁的人群中間，總有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暗流。
大伙嘴上都在夸他當年的戰績：辛亥革命打得猛，護法運動沖在前，抗日戰爭也是硬骨頭。
可唯獨有一個名字，像塊大石頭一樣壓在所有人心口，誰也不敢大聲提——龔永。
這位是李烈鈞當年磕過頭的把兄弟，也是那個讓他背上一輩子“殺友奪妻”惡名的冤死鬼。
若是翻開李烈鈞這輩子的人筆賬，你會覺得特割裂。
看前半截，這人就是個為了私欲不擇手段的狠角兒；看后半截，他又成了個為了國家能把自己兒子送去填戰壕的圣人。
這么兩個截然相反的魂兒，是怎么擠在一個身體里的？
李烈鈞跟龔永，原本那是鐵打的交情。
兩人在日本留學時候碰上的，那會兒都才二十出頭，一腔熱血，在那邊學軍事，天天琢磨著怎么把清朝廷給掀了。
兩人意氣相投，酒一喝，頭一磕，就成了異姓兄弟，發誓要一塊兒上戰場。
回國沒幾年，李烈鈞混得風生水起，坐上了江西都督的高位。
他倒也沒忘本，把這位“老弟”龔永拉到身邊，給了個副官長的位子。
壞菜就壞在龔永娶媳婦這檔子事上。
龔永回老家成親，娶的是位大家閨秀，叫華世琦。
這姑娘知書達理，長得那叫一個標致。
李烈鈞當時忙著公事沒去喝喜酒，但禮錢給得厚實。
本來挺好的一樁美事，直到有一天，李烈鈞無意中瞅見了華世琦的一張結婚照。
就這一眼，李烈鈞心里的那個“魔鬼”醒了。
雖說就是張黑白片子，可華世琦那股子氣質，直接把李烈鈞給勾住了。
按江湖規矩，那是弟妹，是絕對不能碰的高壓線。
這會兒，擺在李烈鈞面前的路其實就兩條。
要么當個君子，把這股邪念壓下去，守住那點兄弟情義；要么當個梟雄，利用手里的權勢，把想要的搶過來。
李烈鈞連猶豫都沒有，直接選了后面那條路。
而且，他這事兒辦得那叫一個陰，那叫一個絕。
他沒那種沒腦子的強搶，那樣太跌份。
他布了個局，是個死局。
沒過多久，李烈鈞找個理由，派龔永去福建公干，說是去見孫道仁都督，還特意大筆一揮，批了三個月假，讓他在那邊好好玩玩。
龔永哪知道這里面的彎彎繞，還以為大哥體恤下屬，樂呵呵地拎著包就走了。
他這一走，那就是踏上了黃泉路。
龔永前腳剛踩上福州的地界，后腳就被扣了。
扣他的罪名能嚇死人：“泄露軍機”。
還沒等龔永喊冤，也沒經過什么公堂對質，直接就被秘密槍決了。
這事兒是誰在背后捅刀子？
雖說沒看見簽字畫押，但只要腦子沒進水的人都明白：要是沒有江西都督點頭，福建那邊吃飽了撐的，去動一個來訪的副官？
這招“借刀殺人”，李烈鈞算計得那是滴水不漏。
人不是我親手崩的，罪名是通敵的大罪，在那個亂世，這種借口讓你渾身是嘴也說不清。
接下來，李烈鈞的戲做得那是足足的。
聽到死訊，他哭得那叫一個傷心，親自跑到龔家去吊喪。
看著剛沒了丈夫、孤兒寡母的華世琦，他表現得特別“仗義”。
那年華世琦才二十出頭，天塌了。
李烈鈞利用手里的權力，給華家的大舅哥安排了差事，生活費更是流水一樣送過去。
他把自己包裝成了一個“替兄弟照顧孤兒寡母”的好大哥。
這種溫水煮青蛙的套路，對于一個走投無路的年輕女人來說，根本就沒法擋。
折騰到最后，華世琦真就成了李烈鈞的姨太太。
這一手，最狠的地方在于“徹底”。
他不光占了人身子，還要占著名分。
后來李烈鈞的大老婆沒了，華世琦直接被扶正，成了正兒八經的“李夫人”，后來還給他生了十個娃。
要是光看私德，這人簡直爛到根兒了。
朋友妻不可欺，他倒好，不光欺了，還把朋友給送走了。
可要是故事就到這兒，李烈鈞頂多算個仗勢欺人的混蛋軍閥，死了也就死了，哪配得上“國葬”這般哀榮。
李烈鈞這個人的復雜勁兒就在這兒：他私德虧欠得一塌糊涂，可在大是大非的公德上，他又硬氣得讓人沒話說。
1937年，“七七事變”一炸響，全面抗戰開始了。
這時候李烈鈞都五十多快六十了，身體是個藥罐子，早就帶不了兵了。
按常理，像他這種級別的元老，這種時候發個通電罵兩句，喊喊口號，哪怕把老婆孩子送去國外避難，也沒人會指指點點。
當時國民黨里頭，這么干的高官一抓一大把。
但李烈鈞心里的算盤，打得是另一套路數。
他把家里五個已經成年的兒子，全給叫到了跟前。
這五個兒子，大部分都是華世琦生的。
那是他費盡心機搶來的女人給他留的血脈，平日里寶貝得不行。
現在的選擇題是：把兒子藏在翅膀底下養老，還是送出去當炮灰？
李烈鈞拍板了：全送走。
他對兒子們撂下一句話：“老子老了，拿不動槍了。
你們去，替我去打鬼子?！?/p>
這不是作秀演戲。
那是絞肉機一樣的戰場，子彈又不長眼睛，管你是都督的公子還是老農的娃，碰上了就是個死。
他把這五個兒子分別塞進了黃埔軍校、遠征軍，有的去扛炮，有的去沖鋒。
后來，真就有兩個兒子把命丟在了戰場上，再也沒回來。
蔣介石聽說了這事兒，心里也是咯噔一下，大為觸動，提筆寫了一塊匾——“五子從戎”。
這塊木頭牌子的分量，比什么高官厚祿都要沉。
你回過頭再看李烈鈞這人，真的會覺得腦子分裂。
對著龔永，他是冷血的算計鬼，為了個女人能拿兄弟的命去填坑；
對著國家，他又成了熱血的硬漢，為了抗戰能拿親兒子的命去堵槍眼。
這就好比是黑與白兩種極端的顏色，硬生生涂在了同一張畫布上。
其實，這就是民國初年那幫軍閥的典型嘴臉。
在他們的腦回路里，“私欲”跟“大義”這倆詞兒是不打架的。
在那個法律是個擺設、槍桿子就是道理的年代，他們信的是叢林那一套。
看上女人了？
搶！
看上地盤了？
打！
在這個層面上，他們自私、野蠻，跟土匪沒兩樣。
可一旦外敵打進來了，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大坎兒，他們骨子里讀圣賢書讀出來的、受正規軍事教育練出來的“士大夫”勁兒，又全冒出來了。
在大義面前，這幫人心里有條底線，那是死也不能踩的。
李烈鈞就是這種矛盾體的頂配版。
他在江西搞治理的時候，那也是真刀真槍地干實事。
這也說明，他不是那種光知道刮地皮的草包。
1946年那場盛大的國葬，其實就是對他“公德”這本賬的最后結算是。
大伙兒都不約而同地把龔永那檔子事兒給忘了。
因為在那個山河破碎的節骨眼上，一個能把五個親兒子送上火線、一輩子跟著孫中山鬧革命、死磕日本人的老將，他的“功”實在太硬，硬到足以把那樁私德上的爛事給遮過去。
至于華世琦，她陪著李烈鈞走完了下半輩子。
1962年，她安安靜靜地走了，最后跟李烈鈞合葬在了江西武寧。
那個當年的“受害者”，后來成了風光的“李夫人”，又成了兒孫滿堂的老祖宗。
在那些漫長的日子里，她到底有沒有原諒李烈鈞當年的手段？
還是說，在那個亂世里，依附一個強者本身就是活下去的唯一辦法？
這些心事，早就爛在泥土里了，沒人知道。
咱們今天再看李烈鈞，很難簡單地給他貼個“好人”或者“壞人”的標簽。
你要是光盯著“龔永案”，他就是個卑鄙下流的小人。
你要是光看“五子從戎”，他就是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
真實的歷史往往就是這么粗糲。
英雄的袍子底下，可能爬滿了虱子；而那個滿身污點的人，在關鍵時刻，可能又是那個挺起胸膛擋子彈的人。
李烈鈞這一輩子，就是這種“灰色”最好的樣板。
他用兄弟的血染紅了自己的私欲，轉頭又用兒子的血洗刷了自己的靈魂。
這兩筆賬，歷史都給記下了，一筆也沒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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