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傻傻競標了！從公開拳擊臺到私密會議室，奧運申辦要變天了？

在奧林匹克運動的歷史長河中，2026年冬奧會注定將寫下特殊的一筆。這將是史上首次由兩座城市聯合承辦的冬奧盛會：一座是坐落于壯麗多洛米蒂山脈的滑雪名城科爾蒂納丹佩佐，另一座則是距離其410公里之遙的意大利工業與時尚之都米蘭。

對于科爾蒂納而言，這是時隔70年后的故地重游——它曾在1956年見證過五環旗的升起；而對于米蘭，這則是其首次登上冬奧會的舞臺。面對這一歷史性的雙城敘事，人們不禁好奇：在層層篩選的國際政治與經濟博弈中，主辦城市究竟是如何脫穎而出的？

回溯2026年冬奧會的申辦歷程，最初的競爭名單星光熠熠，包括瑞典斯德哥爾摩-奧勒、加拿大卡爾加里、奧地利格拉茨、土耳其埃爾祖魯姆、日本札幌和瑞士錫永。2019年6月，在洛桑舉行的第134屆國際奧委會全體會議上，米蘭-科爾蒂納以47票對34票的優勢擊敗斯德哥爾摩-奧勒，正式獲得主辦權。

這一選舉結果的背后，折射出國際奧委會選拔機制的深刻變革。作為“2020議程”改革方案的核心組成部分，國際奧委會已徹底告別了過往那種傳統的、基于城市競標的舊體制，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以“定向邀請”為特征的新路徑。

這場變革最顯著的特征在于，奧運主辦權的誕生已從公開的“拳擊臺”轉變為私密的“會議室”。

第一步是國際奧委會、國家奧委會與意向城市之間的非正式交流。這種非正式性賦予了雙方巨大的緩沖空間，只有當初步溝通達成共識，且各方表現出持久的興趣時，流程才會實質性推進。

進入此階段后，所謂的“意向方”開始在國際奧委會的定制化支持下，完善其奧運項目愿景。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話不再受限于特定的屆數或年份，其核心訴求也轉向了如何最大限度地造福當地社區。

在這一階段，尚未涉及任何法律或財務擔保，亦無需提交書面承諾。國際奧委會會同步啟動可行性研究，并委派專家進行獨立的人權評估，以確保奧運會的舉辦不以犧牲基本人道原則為代價。

一旦評估報告呈陽性，流程將轉入與“首選東道國”的有針對性對話。此時，國際體育聯合會將深度介入，獨立機構也會受托撰寫評估報告，對場地成本、民意支持度及潛在的環境沖擊進行“體檢”。

最終，國際奧委會執委會將提名一個或多個候選主辦城市供選舉。即使在這一階段，候選者仍擁有退出并返回對話階段的選擇權。執委會將在陳述結束后舉行秘密電子投票，勝選者將立即簽署主辦合同。

這種選拔機制的巨變，其動力源頭可追溯至20世紀90年代末震驚世界的鹽湖城丑聞。

1998年11月，一場聲譽危機席卷國際奧委會。起因看似微小：一名國際奧委會成員的女兒獲得了美國一所大學的獎學金，而其出資方正是2002年鹽湖城冬奧會組委會。但這僅僅是冰山一角，隨后展開的調查揭開了申辦過程中受賄、串謀與欺詐的腐敗黑幕。

盡管美國司法部最終因證據不足及缺乏明確犯罪意圖而判處相關被告無罪，但國際奧委會官員的行為已引起美國國會的嚴厲審視。這場丑聞徹底暴露了舊有競標制度在監督層面的重大缺陷。

諷刺的是，在多年后的今天，鹽湖城憑借其成熟的治理模式再次贏得了2034年冬奧會的主辦權。在89張有效選票中，它獲得了83張支持票。

經歷過聲譽危機的洗禮，國際奧委會深刻領悟到了良好治理與制度透明的重要性。相比舊體制，現行的申辦流程顯著簡化。它不僅是一項旨在止損的建設性舉措，更是一種價值錨點的重塑：將可持續性、成本控制（主要涉及公共資金安全）、人權保障以及對地方經濟的提振作用置于評價體系的最高優先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