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漁船被日本強行扣押,漁民被抓走,我國外交部的回應是怎樣的?如何來看石破茂告誡高市早苗“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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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的具體地點位于長崎縣五島市女島西南方向約165公里的海面上,這是一個在普通地圖上難以被精確標記的坐標點。就在2026年2月12日這一天,這里成為了中日海上摩擦的最新爆點。
這次事件的性質遠非一次普通的漁業糾紛。根據事后披露的信息,日本水產廳在此次行動中投入了異乎尋常的力量。以“白鷗丸”為首的四艘執法船,組成了一個圍堵編隊,對一艘正在該海域作業的中國大陸漁船實施了強行攔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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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動用多艘大型執法船圍堵一艘作業漁船的場面,本身就充滿了強烈的對抗性和威懾意味,顯示出日方此次行動是經過周密策劃和部署的,而非臨時起意的執法行為。
沖突的結果是,這艘中國漁船被日方成功控制,船上全部11名中國船員被扣留,船長更是被當場逮捕。這一結果令人震驚,不僅僅是因為涉及人員的人身自由受到了侵犯,更因為這一行動打破了中日雙方在東海漁業問題上維持了長達四年的某種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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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2年以來,日本水產廳再未對中國大陸漁船采取過如此激烈的扣押行動。因此,在2026年春節即將到來之際,日方突然采取如此強硬的手段,其背后動機絕非簡單的“依法執法”,更像是在中日關系這堆本已干燥易燃的木柴上,故意投下了一枚燃燒的火種。
日方為此次行動給出的官方理由是,該中國漁船在日本單方面主張的“專屬經濟區”(EEZ)內進行了無證捕撈活動。這一理由本身就觸及了中日兩國在東海劃界問題上的核心爭議。
對于事件發生的海域,中方一貫主張其屬于《中日漁業協定》中規定的“暫定措施水域”,在該水域內,雙方漁船應在各自國家法律的約束下作業,而非適用某一方的單邊管轄。
據報道,事發時,中國船長在面對日方登船檢查的要求時予以拒絕,并試圖駛離,這表明船長認為其作業行為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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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方最終通過強制手段將其截停,這一行為的潛臺詞非常清晰:日方意圖通過實際的執法行動,來強化其單方面劃定的界線,試圖將模糊的爭議水域變成其擁有絕對管轄權的既定事實。
事件發生后,中國方面在長達24小時內保持了相對的沉默,這種“留白”式的處理方式,與以往即時表達“強烈抗議”的做法有所不同,本身就傳遞出一種審慎和策略性的考量。
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最終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此事時,其表態平靜而克制,但言辭之間卻蘊含著精準而有力的外交反擊。林劍在回應中,首先并沒有如外界一些輿論所預期的那樣,激烈地抨擊日方的行為,而是先強調中方“一貫要求中國漁民依法依規開展捕撈作業”。
這一表態看似在自我約束,實則是一記高明的外交防御。它預先堵住了日方可能在國際輿論場上炒作“中國利用漁民進行灰色地帶挑釁”的路徑,明確了中方的官方立場是遵守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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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來,即使漁民個人行為存在爭議,也無法被上升為國家層面的授意行為,從而將事件的性質控制在可控范圍內。更為關鍵的是,林劍在整個回應中,巧妙地避開了日方極力想強調的“專屬經濟區”這一概念,轉而反復強調雙方都應“嚴格遵守《中日漁業協定》”。
這種話語策略的轉換,實際上是一場高明的法理博弈。它拒絕陷入由日方設定的關于“主權”和“管轄權”的辯論陷阱,而是將問題的核心拉回到雙方已經簽署并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協定上。
通過強調《協定》,中方將日方的“單邊執法”行為,降格為是否遵守雙邊協議的“履約問題”。這使得中方在法理上占據了主動,因為討論協定的執行問題,遠比討論尚未劃定的海域邊界歸屬問題,對中方更為有利。
林劍進一步引用了《中日漁業協定》第五條的相關規定,該條款涉及對違規漁船和船員的處理程序,其中包含了擔保機制。這相當于向日方發出了一個明確的法律信號:根據我們雙方共同簽署的協定,即使船員有違規行為,在提供擔保后也應予以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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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每多扣押船員一小時,其行為在法理上就多一分違約的嫌疑。這種基于國際法的施壓方式,遠比單純的情緒化抗議更具實際效力。
它將日方置于一個兩難的境地:要么遵守協定盡快放人,要么就得承擔公然撕毀雙邊協議的責任,從而在國際法和雙邊關系上陷入更為被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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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刻理解此次海上沖突的根源,必須將視線從海面轉向日本的政治心臟——永田町。就在事件發生前不久,日本舉行了眾議院大選,以鷹派立場著稱的政治人物高市早苗,帶領其領導的自民黨取得了壓倒性勝利,獲得了超過眾議院三分之二席位的絕對多數。
這意味著日本政壇的右翼保守勢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勢地位,而以往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平衡和制約作用的溫和派及反對黨勢力,則被嚴重削弱。整個日本政壇的政治風向,正在不可逆轉地向右轉。
選舉結果揭曉后僅僅四天,東海之上就發生了這次扣船事件,其時間上的高度重合,絕非偶然。這更像是一次精心策劃的政治宣示,是新上臺的強硬派政府為了兌現其在競選期間對右翼支持者的承諾,而采取的對外強硬姿態的展示。
高市早苗政府急需通過一場對外的勝利,來鞏固其執政基礎,并為其后續可能推行的修憲等更具爭議性的政策鋪路。前首相石破茂在大選后曾發出“獲勝不代表可以為所欲為”的警告,但這句忠告顯然被當權者當作了耳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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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事件最令人擔憂之處在于,它反映出日本國內政治生態的“剎車系統”似乎已經失靈。過去,當中日關系出現緊張時,總能有部分“知華派”或“理性派”政治家出面斡旋,起到緩和局勢的作用。
但現在,隨著這些聲音的邊緣化,日本政府的決策似乎越來越被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所綁架。這11名被扣押的中國船員,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日本國內政治狂歡的犧牲品。
日方試圖通過這種“小規模沖突常態化”的手段,來不斷試探中國的反應和底線,評估在2026年這個時間點上,中國的戰略耐心還剩下多少。
綜上所述,2026年春節前夕的東海扣船事件,是中日關系持續惡化的一個縮影。從核污染水排海爭議,到涉臺問題的出格言論,再到此次海上強硬執法,兩國間僅存的政治互信正在被一步步蠶食。這11名中國船員的命運,成為了衡量當前中日關系溫度的關鍵指標。
如果日方真的認為可以憑借單方面的強硬行動來重塑東海的規則,那么他們可能嚴重低估了中國捍衛自身核心利益和維護地區穩定的決心。
當一方長期秉持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默契被另一方單方面打破并踐踏時,指望對方在重大的節日期間依然保持克制和禮貌,或許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東海的風浪并未平息,這場圍繞著法律、主權和國家尊嚴的博弈,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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