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楚歌！同時對中俄出手后，高市幫手到位：不許中國一家獨大！

大家好，我是小漢。日本真敢同時向中俄發難？

2026年2月剛過一半，東京的動作卻一個比一個猛：高市早苗一邊公開要求俄羅斯“歸還北方四島”，一邊宣布掏錢幫烏克蘭買美制軍備，

防衛相小泉進次郎在慕尼黑緊鑼密鼓推進日英意三國新一代戰機合作；經濟產業相赤澤亮正則飛赴華盛頓，參與G7主導的關鍵礦產供應鏈重組會議。

短短一周內，日本在安全、外交、資源三大領域同步出擊，目標直指擺脫對中美任何一方的依賴。

這并非偶然，就在2月8日，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拿下316席，單獨超過修憲所需的三分之二門檻。

高市早苗由此成為戰后權力最集中的日本首相。她不再需要公明黨點頭，也不必顧忌在野黨阻撓，甚至連修憲程序都已掃清障礙。

勝選即亮劍，她的策略很清晰：用外部強硬塑造內部團結，用多邊合作替代單邊依附，在美中博弈的夾縫中強行開辟“第三條路”。

但這條路走得通嗎？

高市早苗在勝選第二天就重提北方四島問題，要求俄羅斯恢復原居民登島掃墓，并重啟和平條約談判。表面看是老調重彈，實則時機兇險。

2024年3月，普京已正式宣布中止與日本的和平條約談判，并取消免簽政策——起因正是日本跟隨西方制裁俄羅斯。

此后兩年，無論東京如何示好，莫斯科始終未松口。如今高市再度高調喊話，顯然不是期待俄方讓步，而是借民族主義鞏固國內支持。

更關鍵的是，她幾乎同步宣布日本將加入北約主導的“烏克蘭優先需求清單”（PURL）機制，出資購買雷達、防彈衣等非致命裝備支援烏克蘭。

雖然不涉及進攻性武器，但這標志著日本首次以財政方式直接介入歐洲戰事。

過去，日本對烏援助僅限人道物資或貸款擔保；現在，卻通過北約渠道參與軍事供應鏈，實質是變相加入對俄制裁體系。

這兩項動作形成戰術配合：一邊在遠東制造領土爭端壓力，一邊在歐洲掏錢延長沖突烈度，試圖迫使俄羅斯在東西兩線同時承壓。

高市團隊或許認為，隨著西方援烏疲勞顯現，日本的“新血”注入能成為杠桿。

但現實是，俄羅斯早已將日本劃入“敵對陣營”，且中俄關系在對抗西方壓力下日益緊密。

指望莫斯科因幾億美元援助就松口歸還島嶼，近乎政治幻想。

就在高市對俄強硬的同時，日本軍工迎來實質性突破。

2月13日，防衛相小泉進次郎在慕尼黑透露，日英意三國聯合開發的下一代戰機項目已進入簽約最后階段。

負責管理的國際機構“GIGO”與合資企業“Edgewing”即將敲定協議，目標2035年前部署新型戰機。

這個名為“全球空戰計劃”（GCAP）的項目，不只是技術合作，更是戰略捆綁。

英國希望維持高端軍工能力，意大利尋求提升歐洲防務話語權，而日本則意圖通過國際合作合法發展進攻性空中力量。

即，繞開美國F-35體系，打造自主國防工業鏈。

更意外的是，德國也傳出有意加入。

據《法蘭克福匯報》報道，由于德法西聯合研制的“未來空戰系統”（FCAS）因技術標準和主導權爭執進展緩慢，德國開始將GCAP視為替代選項。

若德國最終加入，不僅帶來資金和技術，還將使該項目從“邊緣合作”升級為跨大西洋核心防務工程。

對高市而言，這是天賜良機。日本軍工長期受出口限制束縛，企業只能內銷，規模難以擴大。

如今通過多國聯合開發，既能分攤成本，又能打開國際市場。

三菱重工已拿下澳大利亞11艘護衛艦訂單，正是“借船出海”的初步成果。

高市內閣更明確表示將廢除現行“防衛裝備轉移五原則”中的殺傷性武器出口限制。

這意味著未來日本不僅能賣雷達、裝甲車，還可能出口導彈、無人機甚至艦載武器系統。

軍工產業從“自衛專用”轉向“全球競爭”，將成為其“國家安全即經濟安全”理念的核心支柱。

如果說軍事合作是高市對外戰略的“硬支撐”，那么關鍵礦產和供應鏈重組則是其“軟底盤”。

2月9日，高市早苗公開表示，將在3月與特朗普會談時推動美日共同開發南鳥島周邊富含稀土的海底淤泥。

這片海域稀土濃度極高，雖開采成本高昂，但戰略價值巨大——可大幅降低對中國的稀土依賴。

這一動向并非孤立。2月13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召開關鍵礦產部長級會議，G7加上韓、澳、印、墨共12方參與，日本經濟產業相赤澤亮正面出席。

會議明確目標：構建“志同道合國家”的強韌供應鏈，加速擺脫對中國關鍵礦產的依賴。

此前1月的G7財長會議已達成共識，要“迅速降低稀土對華依存度”。

高市政府正將資源安全納入國家戰略核心。除了南鳥島項目，日本還在推動與澳大利亞、加拿大、越南等國的礦產合作，并加大對回收技術和替代材料的研發投入。

臺積電宣布將在日本熊本建設3納米先進芯片廠，日本政府提供7320億日元補貼。

這不僅是技術引進，更是確保半導體這一“數字時代石油”不在關鍵時刻被卡脖子。

這些舉措共同指向一個目標：建立一個排除中國的“友岸供應鏈”。

高市多次強調，“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在美中科技脫鉤背景下，日本必須站隊，但不能只做美國附庸。

通過主導或參與多個小多邊機制，日本試圖成為連接歐美與亞太的技術與資源樞紐。

這條路充滿風險。

南鳥島稀土開采尚處試驗階段，經濟可行性存疑；半導體工廠雖落地，但人才、電力、配套生態仍薄弱。而過度依賴美歐，也可能在未來美日貿易摩擦中淪為犧牲品。

更關鍵的是，一旦中日關系進一步惡化，中國完全有能力在稀土、電池材料、電子元件等領域實施精準反制，屆時日本制造業或將首當其沖。

高市早苗的豪賭，本質上是一場“以攻代守”的戰略突圍。

面對國內經濟停滯、人口萎縮、財政懸崖，她選擇用外部危機凝聚共識；面對中美兩極擠壓，她試圖通過價值觀同盟構建“第三條路”。

短期內，她確實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資本和國際關注。日英意戰機合作、G7礦產聯盟、援烏機制參與，都為日本提供了新的戰略支點。

但歷史經驗表明，過度依賴對抗性外交往往適得其反。

北方四島問題80年無解，根源在于地緣現實與法理主張的巨大落差；對烏援助雖能博取西方好感，卻無法換來領土讓步。

而軍工擴張與修憲議程，更是在挑釁中國周邊安全，最終損害日本自身安全。

中方已發出明確警告：“殷鑒不遠，不可不察。”這句話既是提醒，也是底線。

高市早苗或許以為，有了歐美幫手，就不必再顧忌中國反應。

但東亞的和平穩定，終究繞不開中日關系的基本盤。若執意將日本推向軍事化、對抗化的快車道，即便一時風光，終將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