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排名第17的戰犯將財產變現，匯到國外，僅一年后就命喪香港

1948年12月的南京，凜冽的北風卷著落葉，國民黨政府機關里卻彌漫著另一股寒意——新華社公布了第一批戰犯名單。茶房小聲嘟囔：“唉，連吳鼎昌都上榜，排第十七哩。”在場官員一驚，目光齊刷刷投向那位頭發花白、仍習慣整理袖口的總統府秘書長。吳鼎昌沒有說話，只是捻著胡須，臉色比天色更灰。

兩個月后，渡江戰役炮聲隆隆，南京氣氛窒息。吳鼎昌已覺出大勢去也，卻仍幻想能留在蔣介石身邊。2月初，他匆匆趕往靈谷寺旁的官邸聆聽“委員長”部署。會后，他低聲提醒：“委員長，機關想及早安排外遷。”蔣介石皺眉，“急什么？先聽我號令。”寥寥數語，態度冷硬。吳鼎昌第一次真切感到，自己被拋在外面了。

回溯三十余年，這位出身成都、祖籍浙江的讀書人，本是金融行當急先鋒。1916年坐上中國銀行總裁寶座，其后又做過鹽業銀行總經理、財政部次長兼天津造幣廠長。造幣廠那筆向日本購銅的回扣，讓他第一次嘗到大錢滾來的滋味。小算盤一撥，他明白：金融是條金光大道，政治則是護身符，兩者缺一不可。

1926年，他砸下五萬元收購舊《大公報》，聯手胡政之、張季鸞發誓“只辦報，不沾政”。幾年后版面飄紅，發行量暴漲，他卻突然“食言”。1931年秋，蔣介石在廬山一口氣同他談了七天，承諾官職、資源、后臺。吳鼎昌心動，索性放手去當“實業部”頭牌，丟下新聞理想，只留下“中立四不”口號掛在墻上落灰。

1935年的“赴日經濟考察團”，是他為蔣系探路的代表作。那時東北已淪陷，日本軍靴還在松花江邊抖落血跡，他卻領著三十余位工商巨頭去東京高唱“中日經濟提攜”。考察團回國，他帶回一疊方案，包裝成“工業化藍圖”，實則為四大家族圈錢設局。不久，中國茶葉公司、中國造紙公司等官僚資本企業陸續掛牌，利潤源源不斷流進那些家族金庫。

抗戰爆發，貴州成后方。1937年冬，他被任命為貴州省主席，順帶保安與軍管數職，權力傍身。貴陽街頭貨棧林立，商賈云集，表面生機勃勃，背后是北方戰區無法經營而被逼南遷的資金。1939年至1943年，貴州公司總股本從六百萬飆到三千萬元，五倍增幅將他送進“經濟奇跡”的神壇，普通百姓卻只見米價節節高，生計愈發艱辛。

1945年春，他躍升為文官長，負責蔣介石的文牘與謀劃。抗戰勝利前夜，他建言邀毛澤東赴渝“談和”。在吳鼎昌看來，共產黨領袖必不敢來，誰料毛澤東真的登機飛抵重慶。陪都街頭人聲鼎沸，蔣介石措手不及，吳鼎昌則悄悄咬碎了一口白牙，這一敗筆讓他的謀士光環瞬間黯淡。

1948年，蔣介石就任總統，他卻沒料到“德鄰入閣”的傳言竟成事實。吳忠信被扶上秘書長寶座，舊日同僚們來道賀，吳鼎昌心知前途暗淡。回到官邸，他連夜整理賬冊，將多年搜括的金條、美元電匯至瑞士、美國兩地。臨行前，他悄悄告訴秘書：“船要沉了，咱得先上岸。”當年12月31日夜，他躲進輪船底艙，漂向香港。

初到香港，吳鼎昌租下山頂道一處公寓，窗外是迷人海港，室內卻彌漫消毒水氣味。醫院確診：晚期胃癌。消息傳到島上親友耳邊，探病者寥寥。有人勸他返鄉求醫，他搖頭苦笑：“回去做什么？”言罷長嘆。昔日呼風喚雨的財閥，如今靠注射嗎啡茍延。用黃金換來的舒適病房，無法換回早年的異鄉豪情。

1950年8月23日清晨，病床旁只剩微弱呼吸。護士記得，他最后嘟囔的是“回……家……”，隨即氣絕，終年六十七歲。彼時大陸已完成解放大業，公安部接手戰犯檔案才得知：排名第十七的吳鼎昌，已在香港去世，“行止迄未悉詳細”。這份結案報告，字里行間透著惘然，也帶著幾分唏噓。

有意思的是，那批提前轉移的資金，因為繞經多國賬戶，部分最終落入海外投機商手里。吳氏家族隨后分崩離析：次子在臺灣抑郁，長女遠嫁英倫，彼此反目。巨款如脫韁野馬，隨金融風浪飄蕩，難有歸宿。人們說他“機關算盡”，卻忘了刀口舔血終究割在自己身上。

若論政學系元老，吳鼎昌并非最兇，亦不屬最狠。但他的一生像一幅教科書：銀行起家，報紙立威，官僚資本套現，戰爭紅利致富，等到時代翻篇，灰飛煙滅。1950年秋，香港《工商日報》發訃告，寥寥百字。讀者掃過標題，很快翻頁，仿佛只記得他在抗戰最焦灼時分還在談“提攜”。這般凋零，倒也切合那句古語——惡貫盈，命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