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戰后，美國的成功馴化，如何讓親美意識，根植于日本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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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美國的思想資源在構建戰后日本國家認同的過程中占據重要地位，對美國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推崇和認同，對美式民主主義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對美國先進技術和文化的引入和迷戀，潛移默化地塑造了戰后日本人所擁有的濃烈的“親美”情結。

戰后美國主導的對日占領保留了天皇制，使之成為維系日本國家認同的精神資源，天皇依然在政治架構中發揮權威作用。然而，鑒于《明治憲法》體制中天皇擁有總攬國政的統治權，在追究戰爭責任問題上，天皇首當其沖，而這是保守勢力最不愿意看到的景象，因此，保守勢力千方百計地與盟總進行溝通斡旋，著力將戰爭責任轉嫁到以東條英機為首的軍國主義分子身上。

1、日本的“美國化”

日本接受戰敗是以昭和天皇“圣斷”的方式實現的，這一舉措不僅將天皇的戰爭責任擱置起來，而且在將天皇制體制轉變為戰后新體制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此過程中，不再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天皇制得以保留。

昭和天皇因為“圣斷”而變身為“和平”天皇，事實上，戰后保守勢力在其重新組織強化的過程中，也利用了這一富有“象征”意味的新天皇。

日本政府在戰后初期成立的“戰爭調查會”在戰敗后不久遭遇挫折，也許具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倘若揭開調查責任的真相，即使是貫徹“無答責論”的原則，也不得不討論天皇的責任，還要面臨與盟國組織的國際法庭如何交涉的難題。有鑒于此，美國利用天皇權威維系政治體系的穩定，追究天皇戰爭責任這一問題也就被擱置起來。

戰后日本人理解的戰敗是在太平洋戰場上對美軍的慘敗，而非在中國戰場上的失敗。曾在中國戰場指揮航空部隊的遠藤三郎少將寫道：“我本人從軍后直接參加的戰斗中從未失敗過，因此我無法從心里接受失敗。戰爭之所以失利，是因為戰爭目的不純以及物資不足，中央對戰爭指揮的拙劣更是主要原因。”

敗給中國的意識如此淡薄，意味著日本對過去戰爭的反省和總結，只是一味地局限于美國的戰爭觀與正義論，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東京審判“在不歪曲戰爭責任的問題上反而造成了阻礙”。

東京審判中回避的重要議題之一即是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根據粟屋憲太郎等學者的研究，遠東委員會駁回了澳大利亞等國的“天皇戰犯論”，最終決定將天皇排除在審判之外是在1946年4月。

雖然盟總和麥克阿瑟的意向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天皇被免于追訴，既不是由于盟國方面接受了立憲君主的“無答責論”，也不是單純出于占領統治的需要，原因在于欲維持戰后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國際秩序，一個親美并穩定的日本政府的存在不可或缺。換言之，這是為了維持穩定的議和體制不可缺少的決斷。

大沼保昭也指出，東京審判中天皇不僅沒有作為侵略戰爭的責任者受到追究，甚至也未作為證人受到傳訊。這是因為美國為了順利有效地實施占領，基于占領政策上的判斷，認為天皇是一位非常有用的人物。深刻領會此意的基南檢察官，為了從東條那里引出免除天皇責任的證言，挖空心思地說教誘導，甚至到了滑稽的地步，這在今天已為世人所知。由此可見，審判最終還是從屬于美國的占領政策。

為了實施占領政策，美國不惜無視最本質的問題，采取政治優先和權宜主義的政策。

開啟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端的德國企圖實現“歐洲的德國化”，而日本則試圖實現“亞洲的日本化”，力圖在“八纮一宇”的口號下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戰敗之后，德國主動迅速地選擇了“德國的歐洲化”路線；與之相應，本來應該朝著“日本的亞洲化”努力的日本，卻全力地沿著“日本的美國化”的道路疾速前進。

在沖繩普天間基地搬遷、橫須賀美軍基地配備核動力航空母艦，以及美國駐沖繩海軍陸戰隊遷移到關島等問題上，日本政府不遺余力地協助美國，這種親美主義思維不僅主宰著日本政治家，也具體地貫徹至內政和外交的實踐之中。

對于大多數日本人而言，美式民主價值觀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占領本身往往伴隨著心理上的糾葛、挫折、失落和自卑。

盡管如此，美國的占領政策還是得以順利推進，對于其中緣由，美國史專家猿谷要分析道：

“無論是農地改革，還是解散財閥、賦予女性參政權、制定和平憲法，任何一項舉措單靠日本人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在作為盟軍進入日本的美國人當中，似乎有力圖將在本國國內無法實現的理想方案，在日本付諸實踐的自由主義人士。如果不發生如此重大的變化，日本人也不會那么喜歡美國。日本人出現這種重大變化與原來熱衷于美國的大眾文化也不無關系。這種情感盡管曾被戰爭期間提出的‘鬼畜美英’的口號壓制，但實際上是以一種無法直接觀察到的暗流涌動的狀態持續著。正因如此，隨著戰爭結束后的解禁，暗流遂噴涌而出并瞬間席卷日本。”

槙枝元文曾在戰爭期間擔任中學教師，戰敗后其思想認識發生了巨大轉變：

“對美國式民主懷有一種既可以說羨慕，也可以說期待的感情。對隨之由美軍主導的教育改革，槇枝元文懷有質樸的信賴感，并決心作為中學教師重新返回講臺。也就是在返回講臺的同時，他從原來的皇國精神鼓吹者，轉變為民主主義的信仰者。事實上，這不僅是他一個人的行為，而是‘日本的教師們’共有的變化。”

2、美式進口民主

與德國相比，日本對美國文化的接受程度更深。1944年11月，一批法國記者受邀訪問美國，以深入了解美國在戰時的運作情況，薩特也在受邀者之列。據西蒙娜·德·波伏娃回憶，她“從沒見過薩特如此亢奮”。

波伏娃在回憶錄里對美國的魅力有所論及，她的話代表了全世界千千萬萬人的心聲：

“美國，真是內涵萬千！先說說我們看不懂的東西吧：美國的爵士樂，電影和文學滋養了我們的青年，但美國對我們一直就是個巨大的謎…美國還給我們帶來解放，她是冉冉上升的未來；她物資豐饒、有著無限可能；她是盞瘋狂的神燈，能照映出傳奇般的畫面；只要一想到能親眼看到這些畫面，就讓人頭暈目眩。我興奮異常，不光是為薩特感到開心，也為我自己，因為我知道有朝一日我定會追隨他，在這條康莊大道上走下去。”

美國在當時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見一斑，戰后日本人對美國的崇拜和憧憬，也建立在對其流行文化的追捧和迷戀的情感之上。

頗有些吊詭的是，性風俗的變遷和美國人企圖“改造”日本民族性的宣傳工作十分契合。

若轉型成為民主國家，日本人被告知女性必須被平等對待。“潘潘女郎”（賣春婦）的出現也許是改造者無心插柳的結果，但他們鼓勵日本人學習美國人，更加開放地通過肢體動作表達愛意。

拜美國人的循循善誘所賜，1946年日本銀幕上第一次出現了接吻鏡頭，這部電影名叫《年輕的心》，使日本觀眾受到熏陶，影片在年輕觀眾中風靡一時。當然，日比谷公園里招攬美國兵的站街女與開創先河的銀幕一吻可謂天壤之別，但是公眾對色情娛樂和有著豐富性暗示的流行音樂的確胃口巨大，這顯示出被解放民族和戰敗民族之間的區別其實并非人們想象得那么大。

對日本人而言，隨著格倫·米勒的《情緒剛剛好》一起到來的還有一種嶄新的自由意識。

1946年，東京的某位歌舞表演者唱了一首歌，歌詞包含以下內容：“人人高談民主，但一國有二皇，民主從何談起？”麥克阿瑟將軍的屬下接到線報后，這首歌就被禁了。

東京的一家歌舞伎劇場，某位名伶的精彩演出引得滿堂喝彩，“東京第一！”某人叫道。“日本第一！”有人跟著起哄。“麥克阿瑟將軍！”又有人大喊道。劇場里頓時鴉雀無聲，因為沒人還能給出比這更高的形容了。除了“太上皇”麥克阿瑟外，日本還有一位天皇，但在劇場里喊他的名字一來十分不妥，二來日本人也明白如今麥克阿瑟將軍才是“大統領”，而不是處在其卵翼之下的天皇，況且天皇自己也是美國人的學生，正被塑造成日本轉型的象征。

在某些人看來，“他依然在位”這一點恰恰襯托出美國人的智慧，說明最高司令官對日本人的心理洞若觀火。

直至1945年還是法西斯集權國家的日本，卻因為戰敗和被占領而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完成了制度上的民主化。主導這一過程的是美國這一現代民主國家，但是在朝鮮戰爭時期它卻倒向了“麥卡錫主義”。

即使未推行“麥卡錫主義”，在二戰結束時迅速確定占領政策并在日本駐軍，從而控制東亞和南亞的美國議會，也依然是將“民主”作為控制手段而非社會理念輸入日本。

在此意義上而言，美式進口民主在日本的社會功能與象征天皇制是一致的——不過是防止日本“赤化”和將日本捆綁在美國戰車上的工具而已。

日本學者龜井勝一郎認為：

“因為戰敗日本國民的自我評價發生逆轉，從戰爭中的極端優越感轉變為極端劣等感，而且在戰后一直持續。這大概也是明治時代以來的一種傾向，日本通常會選擇任意一個外國當作模范國進行模仿，在戰敗之后這一傾向依然非常明顯。比如從英國、法國、美國、瑞士、蘇聯、中國、印度等國，任意選擇這些國家中的一個作為榜樣，并且賦予相當程度的理想化色彩。與此同時，日本國內發生分裂，隨著美國對日占領政策發生轉變，形成了所謂的‘親美派’和‘親蘇派’。這與共產主義勢力的崛起不無關系，此時預感到將會發生革命甚或即將面對革命產生的不安心理十分強烈。”

3、親美的馴化

關于美國對日占領問題，眾說紛紜，其中之一即是美國人一手鑄就了日本的現代國家制度。日本的“西方化”始于1945年，得益于美國人的循循善誘，日本在戰敗后僅用一到兩年時間便從“封建主義”國家一舉轉型為民主國家。

事實上，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日本就已建立民主制度，只是存在諸多缺陷，而且很脆弱。西方盟國不過是在戰后日本和德國創造了恰當條件，使這些制度得以恢復，根基更為穩固。這一過程并不總是自然而然進行的，日本政客和官員往往都是在受到外壓之后才著手推行大快人心的改革。然而，讓美國人和日本人始料未及的是，完全由美國人主導的改革既會成為戰后日本身份認同的基石，也會成為一種負累。

20世紀50年代中葉以后，“五五年體制”與經濟高速增長并駕齊驅，日本人先后經歷了皇太子成婚與家電熱潮、神武景氣與巖戶景氣、東京奧運會和大阪世博會，見證了日本經濟的高度成長，倍受鼓舞。這是日本內在化的“美國”的具體呈現，包含某種被隱匿起來的構造，也就是以消費欲望與軍事暴力互為表里的占領者，在日本人面前展現國際消費生活形象的同時，也在逐步改變樣貌，美國文化潛移默化地滲透至戰后日本人的日常意識當中。

戰后日本社會以世界上史無前例的熱心推動美國式的大眾消費。此時，美國發現往昔帝國日本的后裔具備附屬于自己的模范條件，日本社會則是將“美國”當作優秀的典范，并尋求重新進行“自我”定位的可能性。

20世紀50年代以后，廣泛存在于日本的“美國”消費體系，從卡通、電視連續劇、民謠，甚至到迪士尼樂園，生產出無數復制的“美國=日本”的產品。同時，通過這種美國主義的媒介，日本也重新建構了戰后的自我。

占領日本長達7年的“美國”，對某些人而言是“解放者”，對某些人來說則是“征服者”，既是欲望的投射對象，也是形成恐懼的理由，富裕卻又略帶頹廢。

由于階級、年齡、性別、地域及個人體驗不同，存在無數形象迥異的“美國”。與其說美國僅僅是單純的形象，莫如說更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所面對的現實，是人們面對基地的美軍士兵或制度變遷的直接體驗。

20世紀40年代末，在戰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美軍的存在是明白無誤的事實。然而，盡管戰后日本文化與美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日本人卻對此予以否認，力爭置換為與過去占領記憶斷裂的修辭。

換言之，占領期結束后，戰后日本開始努力忘卻與昔日占領者的不快記憶。于是，當美國明顯的暴力消失之后，日本反過來又以奇特的方式與暴力美國結合在一起，從而對“美國式消費主義”表現出無盡的欲望。

依托這種反向互動的思路，美國對于戰后日本而言，尤其是對于日本本土而言，明顯展現出與冷戰時期的沖繩以及韓國、中國臺灣及菲律賓等地迥然有異的“形象”。也就是說，美國不再是暴力脅迫的“他者”，而是融入了自身消費欲望的“他者”。

20世紀70年代以后，美國甚至已不再被日本指稱為“他者”，至此日本社會業已將美國熔鑄于自身之中，同時將自身他者化。

70年代末，近七成日本人對美國依舊抱有好感，日本社會的確是極端穩定的親美社會。這種穩定恰好與軍事獨裁政權下被迫親美的國家，如韓國、菲律賓，在獨裁政權崩潰后反美意識逐步高漲形成鮮明對照。

戰后日本國內存在著較為普遍的親美輿論，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施加的外壓在日本國內相對不容易激起極端的排外思潮和民族情緒，從而具有了某種“正統性”。盡管日本社會中始終存在程度不一的“反美”和“厭美”情緒，但是整體上而言，日本國內從官員到民眾都對美國抱有一種近乎自然的“親近感”。

這種非對稱性相互依存關系一方面決定了美國易于利用這一失衡關系對日施壓，另一方面提高了美國對日施壓的成功率和對日施壓有效性的期望值。因此，維護日美同盟體制逐漸神圣化，成為日本國內不可觸碰的底線。

即便是在1960年修訂《日美安保條約》使輿論嘩然之際，在“喜歡的國家”一欄填選美國的日本人的比例也高達47.4%，遠遠超過選填美國為“討厭的國家”者的比例(5.9%)。這與選填蘇聯為“喜歡的國家”者不到3.3%、選填蘇聯為“討厭的國家”者多達50.4%形成鮮明對比。

在日本全國上下掀起反安保運動風潮、認真勾勒社會主義夢想的時代，全國性的親美情緒依然遠遠凌駕于反美情緒之上，而親蘇情緒則遠不及厭蘇情緒。

隨著國際格局的戲劇性演變，日美關系由戰爭結束時的戰敗國與戰勝國之間的關系，逐步向伙伴關系嬗變。日本之所以在戰后將美國當作學習的榜樣，一方面是飽嘗了與英美開戰的苦果，精英保守層對國家路線重新反省設計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將二戰中強大富裕的美國作為第二次開國后確立的奮力趕超的“目標”。

戰后日本人的價值觀主要以《日本國憲法》為中心構筑而成，可以將其命名為“和平與民主主義”，主要以和平主義、主權者意識及人權感覺為核心，涵蓋尊重生命、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及平等主義等觀念，對外意識中的主流是親美思想和國際協調主義。

戰后日本人具有強烈的親美意識，在2002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前夕，喜歡美國的日本人比例達72%，遠高于韓國的53%。

2006年春天，美國民意調查機構在世界14個國家進行的輿論調查中，對美國抱有好感者的比例，英國為56%，法國為39%，德國為37%，土耳其為12%，日本最高，為63%。從2003年至2005年，日本國民從親美轉向反美和厭美，但還不至于全盤反美。

其后，隨著感覺來自中國及朝鮮的“威脅”與日俱增，進而形成的“還是美國比較可靠”的意識再度增強。盡管布什政府的霸權主義行徑一度激起反美情緒，但這一情緒并未成為社會的主流。

日本人這種根深蒂固的親美意識，并非近年來驟然形成，最早源于戰后盟軍占領時期，歷經半個多世紀醞釀而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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