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上旬,法國政府突然投下一枚震撼彈,在政府報告中渲染歐洲工業如何在中國面前面臨“生存危機”,更提出了對抗性極強的經濟干預建議,要么是全面對中國征收高達30%的關稅,要么就是讓歐元對人民幣匯率直接貶值30%,被廣泛解讀為針對中國的“廣場協議”。
連法國媒體都直呼這一建議“令人震驚”。
其實馬克龍政府也知道,報告中提出的建議并不具備可行性,貨幣貶值需要與中美協調,加征關稅則面臨貿易戰風險,歐盟內部難以形成共識。
可法國執意發布,有四大核心動機。
第一,是國內的政治經濟壓力迫使法國政府“唱高調”。
不只是法國,歐洲核心區正在面臨“去工業化”的切膚之痛,自2023年以來,僅德國就損失了20多萬個工業崗位,同時法國這邊的高端制造業,也面臨中國這邊的強勢競爭。
面對各方壓力,馬克龍需要迅速找到一個“替罪羊”,何況他過去沒少談及中歐經貿不平衡。在這份報告的語境下,中國扮演了參照物和競爭對手的雙重角色。
而激進的干預措施,往往被視為“立竿見影”,在政治層面會帶來一定正向反饋,至少這段時間,法國的這份報告確實引發了很高的討論度。
第二,是要在歐盟層面主導議事進程。法國長期以來對歐盟 “過于天真” 的自由貿易政策持頗有微詞。
通過復刻“廣場協議”這樣的極端選項,法國意在重新引導歐盟的政策重心。其邏輯不外乎是,把屋頂掀了就會有人同意開窗,但前提是,法國得具有這個掀屋頂的能力。
第三,這份報告本身也是談判策略的一種,法國希望通過展現更強硬的姿態,將市場準入作為籌碼,迫使中國在技術轉讓、市場開放或產能控制上做出讓步,進而解決中歐經貿關系里所謂的“結構性失衡”。
不過僅靠一份報告,還不足以測試中國的底線,外界已經習慣了法國示強,但馬克龍政府尚未證明自己有將威脅付諸行動的能力。
第四,則是要讓該報告起到地緣政治杠桿的作用,法國計劃在6月的G7會議上正式提出貿易不平衡問題。
通過重提 “廣場協議”,馬克龍可能試圖喚起西方當初遏制聯合遏制日本的共同記憶,爭取與美國協調,而不是坐視中國與美國積極互動,歐洲只能“靠邊站”,坐視自己的利益不斷受損。
但在2026年復刻廣場協議,對象還是中國,面臨著幾乎不可逾越的結構性障礙。中國絕非日本,法國也不具備美國那樣的能量。
另外更不要說,歐盟貿易政策需要成員國的高度共識。即便法國力推強硬路線,但德國的立場至關重要。
德國與中國的經濟聯系很緊密,承受不起任何風波,在對華決策上會更趨于溫和,沒有德國的支持,法國就難以推動這一議程。
這份報告還有一個重大意義,法國對華經貿戰略正在經歷從“競爭中合作”向“防御性對抗” 的重大范式轉變。
盡管復刻“廣場協議”的經濟與外交成本不可承受,但其關于中歐經貿失衡的核心邏輯在歐盟之中很受歡迎,也潛移默化地引導決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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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這份言辭大膽的政府報告,法國試圖爭取歐盟制定對華政策的主導權,充分體現了歐洲在喪失經濟安全感的應激心態,試圖用行政力量強行干涉市場,和此前的“去風險化”異曲同工。
廣場協議難以一比一復刻,但有可能喚醒廣場協議的幽靈。歐盟想緩解自身對中歐經貿的結構性焦慮,這種做法是下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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