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女生造假數據，騙走美國巨頭12億，撕開行業遮羞布

近期金融圈最引人矚目的焦點，無疑是特朗普一紙訴狀將摩根大通推上佛羅里達州法庭，索賠金額直指50億美元大關。不少網友打趣稱：這位前總統的膽量與魄力，真是一如既往地“不走尋常路”。

但小李更關注的，并非這場裹挾著強烈政治色彩的法律對峙，而是摩根大通數年前親身經歷的一場真實商業滑鐵盧——一場由一位90后女性創業者主導、手法粗糙卻屢屢得手的系統性欺詐事件，其荒誕性與沖擊力，遠超任何戲劇化演繹。

作為全美資產規模首屈一指的金融機構，坐擁超3萬億美元總資產、深耕華爾街逾兩百年的行業執牛耳者，竟被一名剛走出校門不久的年輕創始人騙走逾12億美元真金白銀；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這家百年投行最終還不得不依法向該欺詐主謀支付高達數百萬美元的訴訟代理費用。若非官方文件白紙黑字，恐怕沒人敢信這是現實。

如此基礎性數據造假，何以穿透摩根大通層層嵌套的風險防火墻？這場表面看是個人行騙的個案，實則暴露出金融并購鏈條中長期被默許的審查松懈、流程空轉與責任稀釋，撕開了頂級機構風控體系那層看似嚴密、實則千瘡百孔的“合規外衣”。

特朗普的50億索賠

美國東部時間1月22日，特朗普及其旗下十余家實體企業聯合向佛羅里達南區聯邦地區法院遞交起訴書，將摩根大通及首席執行官杰米·戴蒙列為共同被告，索賠總額不低于50億美元。

訴狀指控稱，在2021年1月6日國會山事件發生后，被告方出于明顯政治傾向性判斷，單方面凍結并終止其全部關聯賬戶服務，同步將其列入內部高風險客戶名單，并向多家同業機構共享該負面信息，涉嫌構成惡意商業詆毀與合同根本性違約。

摩根大通于48小時內迅速發布正式聲明，措辭強硬地駁回全部指控，強調自身所有賬戶管理行為均嚴格遵循《銀行保密法》《愛國者法案》及美聯儲監管指引，絕不會因客戶的政治立場、宗教信仰或公眾身份而區別對待，一切操作均基于可驗證的合規風險評估結果。

業內普遍認為，此案本質是一場高度策略化的輿論戰與注意力爭奪戰。特朗普深諳司法程序的延展性與媒體傳播的放大效應，而摩根大通即便勝訴，也難以完全洗脫“政治選邊”的輿論標簽。整場訴訟走向，極可能演變為一場曠日持久、消耗巨大的程序拉鋸。

小李之所以未將重心放在此次訴訟上，正因其內核仍是權力結構與資本意志的博弈映射；相較之下，摩根大通在Frank收購案中的全面失守，才真正暴露了巨頭肌體內部的結構性脆弱。

一家在政商夾縫中游刃有余的金融巨擘，竟被一名毫無實業根基的初創者用偽造流量、虛構營收的原始手段精準擊穿防線，甚至在后續法律攻防中陷入被動，這種商業層面的“技術性潰敗”，比任何政治圍獵都更具警示意義。

誰能料到，在國會山風波中毫發無損的摩根大通，卻在一筆看似穩妥的學生金融科技并購中，遭遇職業生涯級的信譽重創。

90后名校生造假

故事始于2021年初。彼時摩根大通正全力推進Z世代客群戰略，亟需切入高校金融場景。恰在此時，沃頓商學院2018屆畢業生查理·賈維斯攜其創立的校園金融平臺Frank主動接洽，迅速成為投行內部重點孵化標的。

賈維斯憑借常春藤學歷背書、精心運營的社交媒體形象以及一套邏輯自洽的增長敘事，成功塑造出“Z世代金融革新者”的公眾人設。她向盡調團隊展示的數據顯示：Frank已覆蓋全美1200所高校，注冊學生用戶突破470萬，月活率達68%，并擁有穩定增長的學費分期與校園卡業務流水。

按常理，此類高估值標的必經三輪交叉驗證——第三方數據審計、高校IT系統對接測試、隨機抽樣用戶訪談。但摩根大通僅完成一輪桌面盡調即拍板成交，暴露出典型的大機構決策慣性：過度依賴創始人光環，輕視底層數據溯源，將“名校+硅谷敘事”等同于商業可信度。

小李分析指出，這種判斷偏差，既源于對市場窗口期的焦慮，更深層則是百年巨頭的身份幻覺——他們下意識認為，無人敢在摩根大通眼皮底下偽造百萬級用戶基數。正是這份篤定，讓1.75億美元收購款在未經穿透式核查的情況下迅速劃出，賈維斯本人更獲聘為摩根大通旗下學生業務首席創新官，附帶三年期3200萬美元留任激勵計劃。

收購交割三個月后，摩根大通啟動首批校園推廣郵件發送。技術團隊很快發現異常：近91%的郵箱地址無法投遞；剩余成功送達的收件人中，經人工抽樣核實，僅有不到0.3%具備在校學生身份，其余多為廢棄郵箱或隨機生成賬號。

深度稽查隨即展開。結果顯示：所謂470萬用戶中，真實活躍學生不足1.2萬人；核心交易數據系通過爬蟲批量抓取公開高校名錄、偽造登錄日志及PS消費憑證生成；所謂“學費分期”業務，實際零筆真實放款記錄。整座商業大廈，不過是用代碼與PPT搭建的海市蜃樓。

摩根大通立即啟動法律反制，不僅解除了賈維斯全部職務，更協同紐約南區檢察官辦公室對其提起聯邦刑事指控，罪名涵蓋證券欺詐、電匯詐騙及共謀洗錢等多項重罪。

2023年10月，陪審團裁定賈維斯全部罪名成立，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并追繳非法所得1.18億美元。從結果看，司法天平似乎完成了應有的正義校準。

然而真正的反轉發生在判決之后——這位身陷囹圄的欺詐主謀，竟依據同一份收購協議，向摩根大通發起民事反訴，索要其在刑事辯護過程中產生的全部律師費用，總額高達430萬美元。

起初小李與多數觀察者一樣，認定此舉純屬挑釁。但特拉華州衡平法院的終審判決令整個金融圈嘩然：賈維斯勝訴。

判決關鍵并不在于其道德正當性，而在于摩根大通自己埋下的契約陷阱。

根據雙方簽署的《并購協議》第8.4條“高管責任豁免條款”，凡因履行公司職務所涉訴訟，目標公司須承擔其合理且必要的法律代理支出。法院認定，賈維斯作為Frank法定創始人及簽約方，在并購過渡期內仍屬協議定義的“高級管理人員”，該條款效力不因其后續犯罪行為而自動失效。

更致命的是，摩根大通提交的離職確認函中僅籠統表述“放棄一切潛在索賠權利”，未明確列舉“律師費追償權”這一具體項目。依據特拉華州判例法確立的“明示棄權原則”，此類概括性放棄聲明不具備法律約束力。

最終，法院援引《特拉華普通公司法》第145條，判定摩根大通必須全額支付賈維斯刑事辯護階段產生的合規律師費用。這場由傲慢締造的契約疏漏，最終演化為一場教科書級的“細節反殺”。

巨頭的每一次潰敗，從來都不是風暴突至，而是無數微小裂縫在無聲中持續擴張的結果。

這場鬧劇以極具諷刺意味的方式落幕：欺詐者身陷囹圄，受害者卻需為其法律開銷買單；摩根大通不僅承受1.75億美元沉沒成本，更在《華爾街日報》頭版收獲“風控黑洞”的辛辣評語。

在小李看來，這絕非偶然事故，而是一面映照行業集體癥候的棱鏡——它折射出巨頭在高速擴張中對基礎風控紀律的系統性松懈，也再次印證商業世界最樸素的生存法則：再宏大的敘事，都建立在可驗證的數據基石之上。

縱使擁有全球最頂尖的量化模型與最資深的合規團隊，一旦將“盡職調查”簡化為簽字流程，把“風險識別”異化為KPI考核，再堅固的風控堤壩也會在第一個蟻穴處崩塌。

摩根大通此役的核心失守點，正在于用戰略急迫性替代了操作嚴謹性，用品牌自信取代了事實核查。他們默認“沃頓畢業生+硅谷背景=商業可信”，卻忘了所有偉大企業的起點，都是對每一個數字來源的窮追不舍。

賈維斯的作案手法并無技術壁壘：她利用高校官網公示的學號規則批量生成賬號，用自動化腳本模擬點擊行為，甚至雇傭兼職學生錄制虛假使用視頻。這些破綻只要進行一次真實的校園駐點調研即可識破。可惜，摩根大通的盡調團隊選擇相信Excel表格里的綠色增長曲線，而非現實世界中學生的實際反饋。

更值得警醒的是，類似劇本近年在科技投資領域高頻復現：從Theranos的血液檢測神話，到WeWork的社區估值泡沫，再到多個加密項目的數據注水。當資本追逐“下一個風口”成為唯一KPI，盡職調查便極易淪為走過場的合規裝飾。

結語

摩根大通的這次折戟，為所有規模化企業敲響警鐘：體量不是護城河，歷史不是免檢牌，權威更非免責符。真正的風控能力，永遠體現在對合同條款逐字推敲的耐心、對用戶數據源頭追溯的執著、對市場熱度保持清醒的距離感。

商業史早已反復證明，沒有不可撼動的帝國，只有不斷自我迭代的組織；也沒有永不翻車的項目，只有始終敬畏細節的執行者。唯有將“質疑精神”植入每個業務環節，把“歸零心態”貫穿每次決策流程，才能在不確定時代中錨定確定性航向。

而賈維斯的結局同樣昭示著不變的規律：所有脫離真實價值的繁榮，終將在法律與市場的雙重校驗下顯形；所有靠敘事堆砌的王冠，都撐不過一次認真的數據穿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