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郭鳳蓮感慨：若按照陳永貴的設想去發(fā)展，大寨村會走向何處？

1980年春天，太行山深處的黃土高坡上，風還帶著寒意。昔陽縣大寨村的社員們剛從田里收工，村里的廣播卻一遍遍播送著“包產到戶”的文件精神。有人站在地頭小聲嘀咕：“要真按這個辦法來，以后還算不算大寨？”這一年，承載著“全國農業(yè)紅旗”的這個村子，悄悄站在了一個分岔口上。

大寨的名字，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幾乎家喻戶曉。無數(shù)宣傳畫、新聞報道，把它塑造成“農業(yè)戰(zhàn)線的一面旗幟”?？捎幸馑嫉氖?，到了八十年代初，這面旗幟卻有些尷尬：村里人均收入開始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集體賬上捉襟見肘，連干部的工資都有時發(fā)不出來。過去的“模范村”，忽然成了“落后戶”。

等到1990年前后，昔日“鐵姑娘”郭鳳蓮已經從田間勞作的女社員，變成了必須替全村人做出選擇的帶頭人。晚年回顧那段經歷時，她忍不住感嘆：如果當年繼續(xù)堅持陳永貴的老路，大寨村會走到哪里去？這個問題，說簡單也簡單，說難也確實不容易一句話講清。

有必要把時間線拉長一點，看清這兩個名字身后那條交叉又分開的軌跡。

一、從貧困山村到“農業(yè)神話”的起點

解放前的大寨，說穿了就是一個典型的太行貧困村。山高溝深，梯田零碎，土層薄得可憐。受地形和氣候影響，洪水、干旱輪番上門，地里收成好的年份不多，畝產也就一百多斤糧食。村里很多人一年到頭吃不飽，青黃不接時，野菜、干草根都上了灶臺。

1952年，大寨迎來一個關鍵人物——時年38歲的陳永貴成了村里的“一把手”。這位出身貧苦農家的莊稼漢，文化不高，卻極有干勁，也有股“認死理”的倔勁。他看著村里的破山坡、爛溝渠，心里憋著一股勁：不能總這么窮下去。

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大寨人幾乎是拼命式地修梯田、打堤壩、挖水渠。白天干農活，晚上點著煤油燈搞會議，研究怎么“奪高產”；冬天山上石頭凍得硌腳，社員們還是抱著土塊壘梯田。不得不說，在那個年代，這種苦干精神確實讓人震撼。

到1963年前后，大寨村的糧食產量有了明顯變化。畝產沖到了七百斤以上，在當時的山地條件下，這個數(shù)字頗具象征意義。村里不僅能吃飽，還上繳國家公糧幾十萬斤，甚至拿出部分余糧支援周邊地區(qū)。媒體用“農業(yè)奇跡”來描述大寨，這個詞當時并不算夸張。

同一時期，中央領導層也開始密切關注這個山村。對當年幾十歲、正值精力最旺盛的陳永貴而言，這既是肯定，也是壓力。1964年，毛澤東在生日之際邀請陳永貴出席活動，席間，讓他坐在自己身邊談農事，問得非常細：水從哪里來、地怎么整、勞力怎么分配。一位地道農民，能有機會和中央領導面對面討論生產問題，這在當時極為罕見。

隨著“大寨經驗”在全國推廣，“農業(yè)學大寨”的口號響遍各地。陳永貴本人也一步步走上更高的崗位。1975年，他被任命為主管農業(yè)的副總理。對他而言，這是從村支書到國家領導層的重要跨越。但也正從這一刻開始，個人命運與時代轉折悄然交織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陳永貴雖身居高位，卻始終對大寨念念不忘。從1975年到1978年，他多次回村調研，仍然堅持強調集體經濟、統(tǒng)一經營、集中力量抓農業(yè)。他心中的藍圖，其實很清晰：大寨繼續(xù)憑集體化和苦干精神，把農業(yè)這條路走到極致。

問題在于，歷史并沒有給這條路太多試錯空間。

二、時代變了，大寨卻一時沒跟上

1978年前后，國家在農村推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俗稱“包產到戶”。這項改革在安徽、四川等地試點后，很快在全國鋪開。土地的經營責任落實到農戶，農民種多少、管多少、收入有多少，和自己的努力掛鉤。短短幾年間，不少地方糧食產量躥升，鄉(xiāng)村生活明顯改善。

和外面許多村莊不同，大寨面對這股浪潮，態(tài)度卻有些復雜。按陳永貴的設想，大寨應該繼續(xù)堅持集體經濟，以“統(tǒng)一經營”作為根本模式。集體的力量集中在農業(yè)基礎設施和高產上，他對“包產到戶”始終持保留甚至批評態(tài)度。

1979年，一次中央會議上，時任農業(yè)副部長的楊顯東對陳永貴的做法提出尖銳批評，認為大寨某些經驗并不適用于全國，更不能一概拔高成唯一模式。緊接著，關于大寨經驗的討論在各級干部中延展開來。一些人認為它代表著集體經濟的方向，一些人則指出其中的局限和問題。

1980年的一次會議上，陳永貴與鄧小平圍繞改革開放和農村政策，發(fā)生過一場頗為激烈的爭論。面對陳永貴對包產到戶的種種擔憂，鄧小平態(tài)度非常明確——關鍵看能不能讓老百姓真正富起來。反對意見，他照樣聽，但方向不會改變。

這一年，59歲的陳永貴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辭去副總理職務。原因表面上是健康和年齡，深層次看，也與他對改革的適應程度有關。時代已經開始加速換擋，而他習慣的那套集體化思路，逐漸顯得笨重、遲緩。

與此同時，大寨村內部的矛盾也在悄悄累積。隨著全國農業(yè)普遍增產，曾經耀眼的“大寨產量”不再那么突出。村民們發(fā)現(xiàn)，自己整天苦干，收入?yún)s并不比沿海一些地方的農民高多少。有年輕人疑惑地說：“別的地方包產到戶，干多掙多，咱還是一股腦兒往集體里交，這樣行不行？”

對環(huán)境的壓力也逐步顯露出來。周恩來生前視察大寨時，看到山坡上樹木砍伐過度，山林光禿，就提出嚴厲批評：搞農業(yè)不能以破壞生態(tài)為代價。這句話，說得很直白。早期強調“向荒山要糧食”，在當時有其背景，可時間一長，隱患便暴露出來。

到了八十年代初，大寨面前擺著一道不太好做的選擇題：繼續(xù)在集體農業(yè)的框架內挖潛，還是順勢調整，接受新的農村制度？這時候，大寨需要一個敢于承擔風險的領路人。

三、“鐵姑娘”接棒：從田間走進廠房

提到大寨，許多人腦海里會浮現(xiàn)出一張照片：肩披紅袖章、頭扎毛巾的“鐵姑娘”們。郭鳳蓮就在其中。她1950年出生，從小在大寨長大，參加勞動早，吃過的苦一點不比男社員少。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她被推上大寨黨委副書記的位置，這在當時的農村女青年中非常少見。

1980年，改革開放的腳步已越來越快。就在這一年，鄧小平在北京接見了郭鳳蓮，兩人圍繞農村發(fā)展、包產到戶等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郭鳳蓮后來回憶，這次談話讓自己在思想上受到很大觸動，對責任制的認識明顯加深。她意識到，一個村能不能走得好，不在于口號多響，關鍵還得看老百姓的日子是不是實實在在好起來。

1991年，郭鳳蓮41歲，正式擔任大寨村黨支部書記。那時的情況并不樂觀：集體經濟基礎薄弱，村里人均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很多年輕人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弱婦孺。昔日“紅旗村”，似乎被時代的洪流沖到了支流位置。

面對這種局面，大寨內部并非沒有聲音。有些人傾向于守著“農業(yè)先進村”這塊牌子，繼續(xù)在土地上做文章；也有人建議學沿海，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站在村口那條狹窄的公路上，往西看，是熟悉的梯田；往東看，則是沿海地區(qū)傳來的招商辦廠消息。往哪邊走，郭鳳蓮必須給出答案。

她沒有急著表態(tài)，而是做了一件看似“折騰”的事：帶著幾個干部，分批到江浙、廣東等改革前沿地區(qū)考察。那幾年，大寨人常常在火車上、長途客車里奔波，白天看廠、看市場，晚上擠在簡陋旅店里討論。有人建議：“咱這兒山多地少，農產品賣不出什么價，不如辦廠試試?！?/p>

考察的結果其實很清楚：靠農業(yè)，大寨可以吃飽飯，但想把全村收入拉上去，空間有限。更何況，大寨的自然條件不如平原，要想在農業(yè)上和那些條件更好的地區(qū)競爭，實在有些吃力。于是，發(fā)展工業(yè)、引入加工企業(yè)，漸漸成了共識。

問題又來了——錢從哪里來？當時的大寨集體財力有限，村賬本上并沒有太多余糧。辦廠，意味著貸款、意味著風險，一旦虧損，壓力要全村人一起扛。村干部當中，有不少人心存猶豫，有人甚至直言：“咱要是賠了，怎么交代？”

郭鳳蓮一度也承受不小壓力。但她還是選擇了冒險。她主張先從一家羊毛衫廠做起，規(guī)模不求大，關鍵是打通工業(yè)這條路。為了籌集資金，村里想盡辦法，貸款、借款、爭取政策扶持，能用的手段幾乎都用上了。不得不說，這一步邁出去，風險確實不小。

羊毛衫廠剛開工時，村里不少人并不看好。有社員悄聲對鄰居說：“咱們這些種地的人，哪懂搞工廠？到時候別賠得連地都種不安穩(wěn)。”話雖刺耳，卻是當時大多數(shù)人的真實心態(tài)。

情況很快出現(xiàn)變化。隨著產品銷路逐漸打開，廠里開始盈利，一部分年輕人從外地打工回到大寨，在生產線上上班，每月領固定工資。有人算賬：在廠子里干一年的收入，抵得上以前在地里忙活兩三年。慢慢地，村民的觀念開始松動，愿意接受這條新路。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大寨陸續(xù)辦起了多家企業(yè)，涉及紡織、建材、機械加工等領域?？恐@波工業(yè)化浪潮，村里經濟活泛起來。街上店鋪多了，房屋翻建的聲音此起彼伏。曾經安靜的山村，悄然增加了機器轟鳴的背景音。

到了2007年前后，大寨已經從“農業(yè)模范村”變成“工業(yè)明星村”，這個身份轉換頗富象征意義。根據(jù)公開數(shù)據(jù)，當時大寨的工業(yè)產值在縣里乃至市里都名列前茅，工業(yè)成為真正的支柱。

2011年，大寨人均收入達到1.3萬元，是當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近兩倍。次年，村集體收入突破一億元。這組數(shù)字相較于早年的艱難歲月，落差非常明顯。對于許多走南闖北又回到大寨的人來說，心理感受尤其強烈：曾經不得不外出謀生的地方，變成了吸引人回流的村莊。

有趣的是，就在工業(yè)發(fā)展高潮時，新的問題又擺了出來——環(huán)境壓力。部分企業(yè)的排放不達標，給本不富裕的山地生態(tài)帶來負擔。郭鳳蓮又一次做出選擇：對高污染企業(yè)進行整改、關停或外遷。同時，開始著手把大寨建設成紅色旅游和農業(yè)觀光結合的景區(qū)。

憑借過去“農業(yè)學大寨”留下的知名度，加上太行山區(qū)特有的地貌風光，大寨的旅游業(yè)逐漸有了規(guī)模。節(jié)假日期間，游客來到這里，看梯田，看展館，也看這個村莊幾十年起伏變遷的軌跡。到今天，旅游業(yè)已成為大寨經濟的新支點之一。

在不少人大致了解這些發(fā)展之后，那個問題又回到了原點：如果沒有這條工業(yè)化、再轉向旅游的路，大寨如今會處在什么狀態(tài)？

四、如果不轉彎，大寨會怎樣？

郭鳳蓮的家人回憶，她晚年閑談時曾嘆息一句：“要是當年我們不辦廠，還是按陳永貴書記的想法，一門心思搞集體農業(yè)，大寨會走向何處呢？”聽到這話，一位村干部沉默片刻，只回了一句：“具體怎樣說不準，但肯定沒有今天這么富裕?！?/p>

這段對話，多少道出了很多人的心聲。并不是否定陳永貴的功勞，而是看清了不同時代下，同一條路的效果可能完全不同。

如果設想在1991年之后，大寨仍堅守原有的集體農業(yè)模式，有幾件事大致可以預見。

其一，單靠農業(yè)，收入天花板擺在那里。上世紀90年代以后，全國農產品價格波動明顯，種地的效益越來越受市場影響。大寨山地多、耕地少，不具備大規(guī)模機械化的優(yōu)勢。產量可以維持在一個不低的水平，但想大幅度超越全國平均，難度極大。哪怕有集體力量集中投入，收益也是有上限的。

其二，周邊地區(qū)多點開花，形成比較壓力。沿海不少村鎮(zhèn)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中小制造業(yè)之后，老百姓收入在短時間內翻了幾番。內陸一些地方也依托資源優(yōu)勢發(fā)展工業(yè)或種養(yǎng)業(yè)，農村差距慢慢拉大。如果大寨繼續(xù)只盯著土地，很可能會發(fā)現(xiàn)，自己不再是“標桿”，反而被其他地方遠遠甩在身后。

其三，環(huán)境矛盾可能進一步加劇。早年為提高糧食產量，大寨在墾荒、修梯田方面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極大消耗的同時，也對山林植被造成影響。若繼續(xù)加碼高強度農業(yè)開發(fā)，而不適度調整結構，水土流失、生態(tài)脆弱的問題就不太好收拾。周恩來當年的那番提醒，其實早已指明了隱憂所在。

其四，年輕人流失會更明顯。在全國范圍內，自上世紀90年代起，大批農民工南下打工成了常見現(xiàn)象。若大寨沒有村辦企業(yè)、沒有新的經濟增長點，年輕人多半會選擇離開，到沿?；虺鞘兄\生活。久而久之，村莊“空心化”，只剩老人和孩子，這是許多內陸山區(qū)普遍面臨的問題。大寨恐怕也難以例外。

從這個角度看，郭鳳蓮和大寨村當年選擇“掉頭”走工業(yè)、后又轉型旅游，多少帶有一點被逼出來的意味。不是誰想當“模范村”，就能一輩子當下去；時代在變，政策在變，市場的邏輯也在悄然改變。如果只是守著過去的榮譽不放，很容易陷入“名聲很響，口袋很癟”的尷尬。

當然，評價陳永貴的道路，也不能脫離他所處的歷史階段。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最緊迫的任務是解決吃飯問題，糧食安全是頭等大事。在那樣的背景下，大寨依靠集體力量修梯田、造良田，短時間內提高產量，對全國是有示范意義的。毛澤東點名表揚，周邊地方前來學習，都有其歷史合理性。

只不過，進入七十年代后期，整個國家的發(fā)展重心開始從“單純追求產量”轉向“綜合改善生活”，從“高度集中統(tǒng)一”轉向“調動基層和個人積極性”。原本行之有效的一套辦法，不再完全適應新的要求。這并不是個人水平高低的問題，而是一套制度和思路不得不調整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陳永貴本人在晚年也并非一味固守己見。改革開放全面推進、包產到戶在全國開花以后，他看著農民生活水平一步步提高，心態(tài)也發(fā)生變化。據(jù)家人回憶，他曾坦率說過：“現(xiàn)在看來，改革開放是對的，看到老百姓的日子真正好起來，就放心了?！边@句話，透露出的，是一個老農民在目睹現(xiàn)實之后的思索與釋然。

從大寨幾十年的發(fā)展看，陳永貴和郭鳳蓮，兩個人走的是兩條不同的路，卻共同構成了這個村落的命運曲線。一位在極為艱難的年代，用苦干和集體化精神，把一個貧困山村推上全國舞臺；另一位則在改革開放的風口上，硬著頭皮帶著村民轉型，從農業(yè)走向工業(yè)，又從工業(yè)轉向旅游和多元產業(yè)。

如果一定要回答“若按照陳永貴的設想去發(fā)展，大寨村會走向何處”的問題，也許一句話足夠概括：能夠維持一條不算差的農業(yè)路子，卻很難擁有今天這樣的綜合實力和收入水平。更重要的一點在于，大寨很可能會在全國的地圖上慢慢模糊，成為眾多普通山村之一，而不是依舊被頻頻提起的那個“大寨”。

故事說到這里，并不需要刻意拔高誰，也無需苛責誰。不同歷史階段，面對不同現(xiàn)實條件，人們做出的選擇各有局限，也各有價值。如果說有什么值得記住的，大概是那一代又一代農村干部在關鍵節(jié)點上做決斷的勇氣——有人敢?guī)ь^開山修田，也有人敢在質疑聲中“借錢辦廠”。

大寨從貧困村到全國“紅旗”，再到一度落后，再到抓住新機遇實現(xiàn)轉身，這樣的曲折軌跡，本身就是新中國農村發(fā)展歷程的一面鏡子。至于這面鏡子具體照出了多少經驗、多少教訓，讀到這里的每個人，心里大抵都有一份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