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李大釗之孫李宏塔得知被人舉報貪污時：組織會證明我清白

2005年6月10日晚十點，合肥市一幢老式宿舍樓的三層依舊燈光微亮。電話鈴突然響起，妻子遞來電話，一位昔日同事壓低嗓音提醒：“老李，有人往北京寫舉報信，說你貪污受賄，你得當心。”李宏塔合上聽筒，只淡淡回了一句：“身正不怕影子斜，組織會證明我清白。”隨后，他拉好窗簾，繼續伏案整理第二天要帶去民政廳的調研材料，好像什么都沒發生。

新的舉報并非第一封。自那年春天起，中紀委陸續收到了針對他的匿名信。每封信的口吻都頗為激烈，指責他在民政口“批項目吃回扣”“插手福彩資金”。安徽省委的同事私下有些焦躁，勸他趕緊自證。“急什么？”他擺擺手，“一切按程序來。”這種平靜與其家學淵源不無關系。三代人都相信：清白不靠嘴，靠事實。

說起家學，繞不過1927年4月28日的北平西交民巷，李大釗被推上絞刑臺那天。他才38歲，卻在最后時刻高呼“共產黨萬歲”，給后人留下精神坐標。李宏塔出生于1949年5月，對祖父的記憶源自照片、書頁和長輩的口述。每逢清明，這個身材清瘦的廳官都要到香山腳下的李大釗墓，撫碑默立好久。有一次陪同的司機問他想什么，他輕聲答道：“想問祖父，我做得夠不夠。”

李宏塔的父親李葆華同樣是革命前輩。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時，他是北平市第二副書記。忙碌的工作讓這位父親顧不上管孩子，六歲的李宏塔才從托兒所回到家。那段遲來的親子時光卻填滿了嚴苛與愛。家里明明有公務車，父親卻讓他跟普通孩子一樣擠公共汽車；部里下屬遞來一包葡萄干，被父親當場退回。“記住，你只有一個權利——替老百姓辦事。”這句話，李宏塔后來在不同場合重復了幾十年。

1966年高中畢業，他報名參軍。新兵下連第一周，大雨滂沱，深夜緊急集合，許多戰友抱怨沒干糧、沒干衣，他把雨衣分成兩半，左側自己披，右側蓋在槍機上。連長事后笑稱“小李比槍還金貴”。三年軍旅，他拿下神槍手、萬米游泳能手等稱號，也練就不懼吃苦的習慣。復員時，分配到合肥一家化工廠，從最普通的投料工干起。夜班車間粉塵彌漫，面具悶得喘不過氣，他卻堅持全程站崗，“技術先得靠兩條腿學”。幾年后，這個肯鉆研的退伍兵成了廠里有名的設備骨干。

1973年，化工廠轉型需要懂外文、懂技術的人才，廠領導把他推去上大學。復學回來，他很快調入共青團合肥市委，又在197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干部考察時，他主動申請轉去民政戰線，“那兒和老百姓打得最近”，他解釋。1987年，他正式走馬上任安徽省民政廳副廳長，隨后升廳長，分管救濟、優撫、社會福利等最“家長里短”的事務。

在民政口工作，需要經常下鄉。皖北的風沙、皖南的大山，幾乎年年都留下他的腳印。當地人記得一個場景：冬天零下幾度，他騎一輛老永久自行車，褲腳卷起，靴面沾著泥，擠在集市的早點攤喝豆漿。有人認出他要付錢，他擺手，“各吃各的”。單位同事給他算過賬，二十多年，他一共騎壞四輛自行車，換過七雙膠鞋。直到2003年，年過五十的他才因為膝蓋傷換成電動車，后來實在撐不住，改乘公務車。有人問他圖什么，他回答得極簡單：“公車是辦公的，私事別沾邊。”

也正因這種“固執”的作風，當舉報風聲傳來，周圍人更焦急。他卻按計劃下鄉調研，查看鄉鎮敬老院改造進度。途中，同行干部忍不住追問：“要不回來應付一下？”他笑道：“清白這事，急不來。”

中紀委調查組六月底抵達合肥，分三組隱蔽走訪。對照舉報信的每一條，查賬、談話、走庫房。“他批過的扶貧款、社會救助款一個子都沒挪用；福彩公益金全部按程序公示；甚至連家屬出差報銷都按最低標準。”調查組成員回京時，只帶回一摞發黃的騎縫章復印件——那是李宏塔一次次簽字留下的痕跡。

8月中旬，調查報告形成。結論簡短：舉報失實，李宏塔同志廉潔自律，群眾口碑良好。同年9月，《人民日報》刊發署名通訊《百姓口中的“老李廳長”》，細節豐富：他拒絕搬進省里新配的140平方米住房，仍住60平方米舊房；春節慰問困難戶常自掏腰包，卻在單位伙食團排隊買早餐；批示優撫金分配時，最怕“定指標、不調研”。文章一出，很多人第一次知道這位“低調的李大釗后人”。有老人讀著讀著紅了眼眶：“這樣的干部，越多越好。”

風浪既平，生活并無變化。清晨六點，他依舊習慣在蜀山腳下打太極，鄰居問他“心里憋不憋屈”，他擺手，“查了就干凈了，有什么憋屈？”那年冬天，他把多年積攢的調研手稿裝訂成冊，題名《養老在路上》，寄給正在起草安徽省老齡事業“十一五”規劃的課題組。扉頁落款一句話：“寧吃百姓苦，不要百姓苦。”

回首過去的足跡，可以勾勒一條清晰的時間線：1949年出生，1966年參軍，1970年退伍入廠，1978年入黨，1987年轉戰民政系統，2005年經歷風波。每一步都與時代節點重合，卻也處處留有個人選擇的烙印。那些選擇背后，是老一輩留下的家風：不拿群眾一磚一瓦，不動公家一分一厘。

有意思的是，組織公布結論后，李宏塔并沒有第一時間告訴在外地工作的女兒。女兒看到新聞才打電話來，“爸，網上全是你的事。”“哦，知道了。”他只回兩個字，又去開會。對話短得讓人哭笑不得，可熟悉的人都懂——這是他的慣常語氣：不往自己身上攬光，也絕不逃避責任。

2011年，他從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主動請纓擔任省老齡委咨詢委員。一年跑了十三個地市，寫下厚厚一本《社區養老調研建議》。他反復強調要把“老有所養”升級為“老有所樂”，認為精神關懷和文化供給是下一步的側重點。幾位基層干部回憶，李宏塔來調研時喜歡推掉迎來送往，只開一輛普通面包車，下車就往敬老院里鉆，和老人聊二三十分鐘才去開會。

2021年6月29日，人民大會堂燈光璀璨。中共中央首次頒授“七一勛章”，老李胸前佩章熠熠生輝。媒體連線時，他依舊不肯多說，自嘲“我這輩子就是把父親那句話背了一遍”。屏幕前的觀眾笑了，但也明白這句“背了一遍”背后，是七十二載的堅守——從兵工車間到省廳案頭，從泥濘鄉路到國家最高榮譽的領獎臺，沒有劇情反轉，只有日復一日的自律與篤行。

舉報來得突然，真相卻經得起時間打磨。2005年那個夏天若無其事地整理材料的背影，如今被許多年輕干部當作教科書式的注解：清廉從不需要高聲辯解，最好的辯護，永遠是幾十年如一日的干凈和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