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英雄受邀采訪，采訪途中怒視記者：你為什么專問我吃敗仗那回

1945年9月，齊齊哈爾的秋風已經帶著寒意，城里老百姓卻格外熱鬧。街頭茶館里，不時有人壓低了聲音說一句：“聽說沒？那位打鬼子出名的王司令，現在就住在城里。”旁邊的人接話：“那可得找個機會見見，活著的抗聯司令，可不常見。”類似的議論，這些年一直沒斷過。

有意思的是，真正坐在屋里面對記者時，這位在戰場上叱咤風云的將軍，并不愛提自己受了多少罪，更不愿被人描繪成被日軍追得東躲西藏的“苦命人”。一次采訪里，他突然變了臉色，盯著記者問：“你干嘛老問我挨餓挨凍，問我怎么被鬼子追？”那位年輕記者一愣，現場的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

要明白這句“你為什么專問我吃敗仗那回”，得從他早年的一張油印傳單說起。

一、金礦里的傳單，初心是怎么點燃的

1931年11月，湯原縣北部山里，格節河金礦的冬天來得早，工人上工時哈出的白氣，在冷風里一晃就散了。王明貴拎著工具，沿著山路往礦上走，忽然看到路邊雪地里壓著一張皺巴巴的紙，邊角被泥水染成了灰黃。

他撿起來一看，是張油印傳單，紙不大，字跡卻很扎眼：寫著“日本關東軍炮轟沈陽北大營”的經過，也寫著蔣介石“不抵抗”的態度，還用很直白的話，號召東北三千萬同胞起來抗日。那一年“九一八事變”已經過去兩個多月，可在這種偏遠礦山，交通阻塞、消息不通，多數工人只知道礦主換了臉色，不知道東北已經變了天。

這張傳單，對他來說，就像一巴掌把人拍醒。他把紙疊好，趕緊揣進懷里，到了宿舍，點上昏黃的油燈，磕磕絆絆念給工友們聽，念完還覺得不解氣，又拿著傳單去找炊事員艾俊山。

艾俊山三十多歲，識字，比普通礦工見過的東西多一些。看完以后，他一邊卷干煙，一邊對大家說：“這是共產黨印的。共產黨領頭的是毛澤東、朱德。聽說啊，他領的紅軍，國民黨多少次圍剿都搞不掉，蔣介石拿他沒辦法。”

這番話，在礦工心里掀起了波瀾。對王明貴來說，共產黨這三個字，從那天起不再是個空名，而是跟“打鬼子”“窮人翻身”連在了一起。他很直接地問：“那咱們這兒，有共產黨沒有？”艾俊山壓低聲音，指了指西頭：“那兩戶朝鮮人，可能就是。”

那時候，他還沒入黨，但心已經偏過去了。等到日軍一步步伸手到湯原，抗日，不再是紙上的口號，而成了“今天不反抗，明天礦山、房子都保不住”的現實問題。

1933年春天，日本人公開沒收黑金河的金礦，接著又盯上格節河。偽湯原縣當局下令要接收金礦，還要派兵鎮壓。礦上工人都明白，這不是換個老板這么簡單，而是黃金要進敵人腰包，自己連活命都難保。

這時，礦局經理劉紀三站出來，說了一句很硬的話：“黃金是中國人的寶貝，不能讓日本人搶走。”他召集十多名工人組隊，暗暗準備抗日武裝。一個月后，日軍帶兵沖進格節河，用刺刀頂著工人的胸口，威脅說誰再挖金就殺誰。礦房被點著，火光照紅了半個山溝，工人們只得四散逃命。

就在這天夜里，王明貴跟著劉紀三，離開了干了多年的礦山，從一個普通礦工，踏進了抗日隊伍的大門。那股“不能把黃金拱手讓鬼子”的倔勁，在他后來打仗的選擇里，一直沒變。

二、從游擊到攻城，日本人眼里的“噩夢司令”

到了1940年，東北抗日游擊力量已經走過了最艱難的起步階段，轉入更有組織的戰斗。那年4月中旬，王明貴奉三路軍總指揮部命令，率六軍一、三師部分部隊，到木溝河南岸活動。這一帶山林、河灘交錯，非常適合游擊。

在中共北滿省委的指示下，他帶著三支隊打一場“半年拉鋸戰”，表面上不斷變換活動區域，讓敵人誤以為抗聯主力不過是一些零散隊伍，借此麻痹對方，為一場硬仗做掩護。現實版的“聲東擊西”，就是那時候一點一點摸索出來的。

真正讓日偽發懵的，是1940年秋對克山縣城的奇襲。克山是偽滿北安省的“模范縣”，設防嚴密，城外有圍墻和電網，城內有偽軍團部和日方守備力量。硬沖，幾乎等于送命，要想拿下，只能靠“腦子”。

9月25日夜里，部隊沿公路行動。戰士全部換上偽軍服，打前鋒的扛著偽軍旗，隊伍走得整整齊齊，裝出一副“調防部隊進城”的模樣。王明貴騎在馬上，心里其實也不踏實——萬一有人認出他們，整個計劃就得泡湯。

運氣也好，部署也周密。一路進城，居民只是遠遠看一眼，只當又是一支偽軍。隊伍走到北二道街十字口，三支隊和九支隊分頭行動。九支隊直奔偽軍團部，出其不意出現在崗哨面前。哨兵愣神那一刻，槍已經到了手邊，只能乖乖放下。

沖進院子后，戰士們動作很快，把團部人員集中關押，屋里的偽軍還沒弄清怎么回事，就已經被控制。另一邊，三支隊八大隊帶一個中隊沖向十字街中央炮臺。炮臺上的偽軍倉促射了兩槍，反倒成了“信號”，我軍戰士一窩蜂沖上，搶占制高點，架起機槍嚴陣以待。

更難的是縣公署。那地方大門緊閉，墻高七尺多，上面還有玻璃、電網。戰士們搭人梯，有人肩膀被壓得直哆嗦，也硬是撐著，讓后面的人翻墻過去。有人用鉗子剪斷電網，有人接應翻墻的戰士，一聲令下，抗聯隊伍像一股風從后院涌了進去。

激戰二十多分鐘，縣公署全被控制。日本參事官想打電話求援，拿起話筒才發現電話線早就被剪斷了。戰斗稍一穩定，王明貴立刻想到監獄——那里關著幾百人。大門一打開，陰冷的牢房里，犯人們一時不敢相信，聽到“愿意打日本的就跟著走”的話，好多人眼圈都紅了。最終，有一百多名在押人員報名參加抗日部隊。

城里槍聲一響，西門外的日本守備隊反應很快，兩輛載著機槍的汽車飛速沖進城，想奪回團部。車還沒靠近門口，就被我軍火力掃中，死傷一片。少數跳車的日軍試圖反撲，在街角被步槍和機槍壓住，抬不起頭。

日軍不甘心，又把車開到十字街，想從另一方向突擊。可是街口已經被控制，汽車被打壞，敵人暴露在大街上，而抗聯戰士藏在暗處，機槍、步槍、手榴彈一齊傾瀉，日偽一看形勢不妙，只得倉皇撤退。

這場戰斗兩個小時左右就結束了。結果很清楚：日軍守備隊和偽軍警死傷二十余人，俘虜五十多人，繳獲迫擊炮四門、步槍百余支、子彈上萬發，解救囚犯三百多人。對一支長期活動在林海雪原的抗聯部隊來說，這種“攻城拔寨”的戰績，無疑狠狠打了敵人的臉。

從那以后，王明貴名字在敵人內部的通報里出現得越來越頻繁。東北抗日聯軍與蘇聯紅軍協同作戰，到1945年8月共同擊潰了日本關東軍，結束了東北十四年的殖民統治。日本人嘴里提到的“麻煩人物”里，就有他。

戰后，他被任命為嫩江省軍區司令員，著手組建嫩江省人民自衛軍和民主大同盟等群眾組織，用三個多月時間，解決了齊齊哈爾外圍城鎮的解放問題。到1947年3月，齊齊哈爾城已在解放軍控制之下，嫩江省境內的土匪也基本被肅清。

抗美援朝期間，廣西一帶土匪活動加劇，中央決定派人去“收拾殘局”。王明貴采用誘敵深入戰法，把盤踞山里的股匪引到預設圈套里，一口氣吃掉。新中國成立后，他歷任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省軍區顧問等職。1955年授銜，獲少將軍銜，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一級紅星勛章接連掛在胸前。

這些閱歷，讓他在后來面對鏡頭時，更在意的不是“吃了多少苦”，而是“仗是不是打得值不值”。

三、深山密林的慘烈與自信，艱苦并不等于窩囊

進入抗聯最艱難的幾年，局勢遠比城市里的勝利消息復雜。抗日聯軍的長處在機動靈活，可一旦被幾十萬日偽軍圍追堵截，局面也會迅速惡化。

到1938年前后，日軍把抗聯當成東北的心腹大患，開始大規模“圍剿”“討伐”。他們在許多抗日游擊區燒房子、搶糧食，還把老百姓往“無人區”趕，只要查出誰跟抗聯有來往，就大開殺戒。

有一次，日軍在一個小鎮附近遭伏擊，吃了虧，惱羞成怒，把一條街的百姓趕進一所大屋，點火焚燒。緊接著，又抓了四十二名抗日群眾，捆起來，用刺刀刺死后扔進一口大井。面對這種殘暴，抗聯部隊只能進一步隱入深山密林，把游擊根據地和秘密交通線維護下去。

那幾年，物資短缺到了極點。樹皮、草根，在餓得前心貼后背的時候都能往嘴里塞，鞋底、皮帶煮一煮也得分著吃。藥品更是稀罕東西，受了傷，只能用樹皮煎水，權當消毒。不得不說，這種生活換到一個普通人身上，很難撐幾年。

有時候，隊伍餓得眼睛花，看見山林里飛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心里都算一算能不能下鍋。除了老虎這種危險過頭的家伙不敢動，其他山珍野味，只要能抓到，幾乎都吃過。這種說法，后來在抗聯老戰士的回憶錄里也得到印證。有人回憶，在撤往蘇聯境內之前，他們甚至埋了一臺留聲機，戰后再去找，已經不見了。

艱苦是真艱苦，可在王明貴眼里，“艱苦”不等于“被動挨打”。他受訪時擼起褲腿，指著膝蓋上的傷疤說“這是艱苦生活的見證”，緊接著補了一句：不管日軍怎么“掃蕩”“討伐”，抗聯沒停下過戰斗，群眾也沒放棄過支持。有人送情報，有人送彈藥，有人冒著殺頭危險偷偷送糧食，這才撐起了“孤懸敵后十四年”的局面。

有記者問他：“抗聯那時候有多難？你們怎么堅持下來的？”他并不是沒回答，而是順著這個問題，把東北人民革命軍和抗日義勇軍的貢獻講得很細。從1933年9月之后兩年多時間里，東北人民革命軍六個軍陸續成立，各路抗日武裝慢慢走到一起，為東北抗日聯軍的誕生打下基礎。

他說得動情：“沒有抗日義勇軍和人民革命軍，就沒有抗日聯軍的基礎。”在他看來，抗聯既是槍桿子，也是民心所托。如果只拍掉“困苦”的照片，卻不提這些土生土長的抗日隊伍，畫面就嚴重失真。

也正因為這個心理底色，當有人緊追細問他“吃敗仗那一回”時，火氣才會上來。在戰場上摸爬滾打這么多年，他習慣的是“以少勝多”“出奇制勝”，哪怕有仗沒打好，也要看到轉折點在哪里，而不是把自己刻畫成一個被追得滿山跑、毫無還手之力的“逃兵”。

四、那場不歡而散的采訪，真正在意的是什么

晚年離休后，王明貴把大量時間放在整理抗聯史料上，寫了三十多篇回憶文章。那時候，許多報刊都希望挖掘“前線故事”，記者絡繹不絕。他對采訪并不排斥，只要能幫助更多人了解這段歷史，大多時候都愿意開口。

他在一次訪談中說過一句話：“我只是個幸存者。”在他心里，真正的功臣，是十四年里“孤懸敵后、英勇奮戰”的東北各族軍民，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族人民共同支撐起的抗日大軍。他反復強調，如果沒有黨的領導，沒有各族人民的努力，就不會有抗日戰爭的勝利，也不會有他個人今天的地位。這些話，記者都記下來了。

采訪快結束時，有人問：“抗日聯軍在整個抗戰中，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他在屋里踱了幾步，一條一條列出四個方面：牽制敵軍兵力，打亂日軍部署；堅持敵后斗爭，發動群眾；配合全國戰場，形成多線壓力；保存革命火種，為解放戰爭積蓄力量。這些內容，既有情緒，也有條理。

問題出在另一場采訪。

那天，一位年輕記者和他聊了大半天，從九一八講到抗聯發展，又問到密林游擊的艱苦，王明貴開始還算耐心。可到后來，對方的問題越來越集中在“你們挨凍有多嚴重”“那次失敗是不是很狼狽”“被日軍圍追堵截時是不是差點沒活下來”這些點上。

聊著聊著，他臉色變了，眼神也冷下來。記者察覺不對，小心問：“王司令，是不是哪句問得不合適？”老將軍瞟了他一眼，話頭壓得很低：“我怎么覺得，這不是采訪，是在寒磣我？”

記者趕緊擺手：“哪敢寒磣您啊，就是想讓大家知道，當年抗聯有多艱苦，多頑強……”話還沒說完，就被打斷：“你怎么老問我挨凍受餓，讓鬼子追得多慘？你也是當兵的，你想想，整天沒飯吃，一點希望都看不到，這樣的仗，你能把隊伍拉起來？還能擴軍？”

緊接著，他自己把話題轉向了那些“記者不太關心”的地方：“那時候鬼子吃啥，我就打他的倉庫吃啥。打關東軍一個汽車，要什么有什么。山上飛的，水里游的，除了老虎沒動過，什么山珍野味沒吃過？庫楚河那一仗，你老追著問。老子那次西征興安嶺，前后十六仗，除了這仗，哪一仗讓日本人占便宜？你偏盯著那一仗問，你什么意思？”

語氣很沖，但邏輯并不亂。他在意的，是抗聯整體戰果的全貌，是“十六仗十五仗贏”的事實，而不是被固定在“唯一那次不占上風”的瞬間。對戰場出身的人來說，失敗本身并不可怕，可如果只抓住這一場來寫，就會讓后人誤以為抗聯長期是被動挨打，這一點，他無法接受。

不得不說，記者的難處也很現實——上級希望他寫出“有沖擊力”的稿件，突出“犧牲多慘烈、環境多艱苦”。從新聞角度看，這樣容易引起讀者情緒共鳴。但對一位老將軍來說，這種提問方式，在無形中弱化了抗聯的主動戰果和戰略意義。

更有意思的是，相關記載表明，王明貴強調“打鬼子倉庫吃同樣的東西”，并非夸口。陳翰章將軍在1939年的日記里寫過某天的安排：白天聽匯報、開會、講課、參加討論，忙得不可開交，晚上居然還“放留聲機放到夜里十一點才睡”。抗聯老戰士回憶，撤往蘇聯境內前，專門埋了一臺留聲機和一些物品，希望有朝一日能再翻出來。

這些細節，說明他們在槍林彈雨中努力保留一點“正常生活”的痕跡，也說明在部分階段里，部隊的補給和繳獲，遠沒有想象中那樣絕望。日軍自然恨得牙癢，對能屢次打穿他們據點的抗聯指揮員，心里既怕又記得清清楚楚。甚至有材料提到，有日本軍官在內部講話中，把“斯大林、毛澤東、王明貴”并列作為“特別要注意的敵人”。雖然這種說法略顯夸張，卻反映出一個事實：在日軍眼里，他確實是個“經常出現在他們身邊”的麻煩人物。

庫楚河那一仗，之所以讓他心里不舒服，很大一部分原因，不在于這仗有沒有失利的地方，而在于被人拿出來單獨放大。不少后來者不了解全局，只記得“吃敗仗那回”，而忘了他在興安嶺西征十六戰中的整體戰績，也不知道在戰斗后期，他用“十三檢點回馬槍”的方式，讓日本人付出了沉重代價。

這一層心理，外人不一定容易體會。對于那些經歷過生死線的人來說，真正想留下的歷史，是“整體抗爭的軌跡”，不是把自己塑造成被動受苦的素材。抗戰需要記住犧牲，更需要記住那些打得敵人膽寒的戰例。王明貴在采訪中那句“你為什么專問我吃敗仗那回”的質問，說到底，是希望后人看抗聯，既看到寒風中的饑餓，也看到槍口下的自信和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