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愛凌加入Benchmark？假的

在和投資人交流的時候，我經常習慣性地問上一句：你有榜樣嗎？最熱門的答案，就是Benchmark。對，就是投了Manus那家VC。

在很多人看來，Benchmark大概是有史以來最有“理想主義”色彩的風險投資基金。他們目光毒辣、嗅覺敏銳，總是能夠在行業的最早期階段，找到那個最有能力定義整個行業的創業者，吃到最多的增長紅利。與此同時，他們高度克制，堅持精品路線，自成立以來每支基金的規模基本都維持在5億美元左右，幾乎從不考慮所謂的“周期”問題。

最關鍵的是，Benchmark設計了一套“高度平權”的組織架構，沒有明確的老板、沒有多余的層級，合伙人在話語權和利益分配上完全平等。在很多人看來，這樣的設計規避了很多無謂的內耗，能夠最大程度地保證投資人專注在自己的被投項目上。并且利益共享，就意味著風險共擔，這種機制天然能篩選出更強烈的“認同感”和“信念感”，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團結力量大”。

一體兩面，“加入Benchmark”成為了一種“行業地位”的象征，因為整個流程漫長且苛刻。2014年加入Benchmark的合伙人埃里克·維什里亞（Eric Vishria），據說整個面試前后持續了十個月。

但現在，Benchmark似乎準備打破自己的常規。近日，有媒體爆料稱中國自由滑雪運動員谷愛凌將在冬奧會結束后加入Benchmark，擔任高級投資經理（Senior Associate），Benchmark的靈魂人物比爾·格里（Bill Gurley）先是在社交媒體上證實了這個消息，10個小時后又辟謠：我跟大家開一個玩笑。

打破常規為哪般？

從“職業規劃”的角度出發，谷愛凌加入Benchmark肯定算不上什么意外。貝克漢姆、勒布朗·詹姆斯、奧尼爾、杜蘭特、字母哥，大量功成名就的運動員都選擇了“風險投資”作為自己職業出路之一。已經拿到過奧運會金牌，還經歷過幾次大傷，嚴重到“醫生不確定我會不會醒過來”的谷愛凌，當然有理由為自己提前布局。更何況谷愛凌的母親谷燕就是一位華爾街精英，先后在雷曼兄弟、信孚銀行有過任職，90年代末嘗試回國做風險投資，撮合成立過一家叫做“東方偉博”的公司，號稱“中國首家引進美國風險投資機制的信息技術企業”。

耳濡目染，風險投資肯定無數次出現在谷愛凌的職業規劃之內。而且谷愛凌大概率委婉地暗示過這件事，在《時代》雜志的人物特稿中，谷愛凌說自己現在的生活狀態叫做“數據收集模式”，正在嘗試克服自己的“FOMO心態”，展望未來“自己心里已經有了退役后的理想工作”。

但向谷愛凌拋出橄欖枝的居然是Benchmark——這就太讓人感到意外了，也是最容易“一眼假”地方。

正如上文所說，Benchmark之所以成為無數風險投資人心中的榜樣，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們非常理想主義、專業至上。整個團隊里合伙人負責尋找項目、負責投后管理，所謂的中臺、后臺團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甚至沒有自己的客戶關系管理系統（CRM）。按照Benchmark的合伙人彼得·芬頓（Peter Fenton）的說法，團隊追求的是一種“樂隊”狀態，“當一位合伙人決定投資你的時候，你將獲得我們整個團隊的支持”。

其次，Benchmark另一個標志性的風格在于，他們會非常積極地參與到被投企業的日常管理當中，參與常規戰略制定、招聘和組織架構設計、后續融資計劃的擬定并定期，并定期評估被投創業者的表現。一旦Benchmark認為現在這位創業者能力一般、水平有限、沒辦法帶領公司做大做強，他們會毫不留情地把這些創業者拿下，號稱“創業者背刺大師”（the backstabber of all founders），經典案例包括2017年Benchmark通過不斷施壓，迫使時任Uber聯合創始人兼CEO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提出辭職，以及2019年WeWork撤回IPO之后聯合軟銀要求創始人亞當·紐曼（Adam Neumann）退出公司。

在這個前提下，只有經驗豐富、人脈廣闊、業績過硬的人才有機會加入Benchmark。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經歷了十個月漫長面試的埃里克·維什里亞，他是天才少年出身，19歲就拿到了斯坦福大學的計算機科學與人類學的雙學位，畢業沒幾年參與創業的軟件公司Opsware就被惠普以16.5億美元收購，自己則順勢加入了惠普成為了惠普軟件產品和技術解決方案集團的副總裁。

合伙人薩拉·塔維爾（Sarah Tavel）的經歷也很典型，在加入Benchmark之前塔維爾分別在Bessemer和Greylock工作過年，在Bessemer的職級是副總裁，在Greylock的職級是合伙人。在這七年里，塔維爾分別投中過Pinterest和GitHub，并且還在“肉身”參與投資，在Pinterest擔任過三年的產品負責人。比爾·格里歡迎塔維爾加入團隊的歡迎文章中，還格外強調：“我們精干高效的團隊模式依賴于共同討論、積極倡導和團隊協作，以支持我們服務的創業者。每一位合伙人都需要帶來獨特的視角，同時提升團隊的整體運作效率。”

相比之下，谷愛凌過于單薄了。除了老媽有過風險投資經歷，能夠佐證她“專業能力”的公開信息只有目前就讀于斯坦福大學國際關系專業、美國高考（SAT）考出了1580（滿分1600分）分的滿分、每年暑假要回北京補習數學、在斯坦福大學里發起了一項叫做“Gu-League”的籃球聯賽。這些顯然與人們印象中的“Benchmark”門檻相去甚遠。

并且更“打破常規”的是，在媒體爆料中谷愛凌加入Benchmark后得到的職位是“Senior Associate”，可以翻譯成高級投資經理或者高級投資助理，在評論區中回復的比爾·格里也沒有否認這件事。大量美國求職網站對這一職位的釋義是：“Senior Associate”通常擔任領導或管理職位，要求至少具備兩到五年的專業經驗，提供有關財務決策和投資策略的信息和建議。

Benchmark需要谷愛凌管理哪一方面的業務？谷愛凌可以為Benchmark這種級別的團隊提供什么樣的幫助？目前已知谷愛凌沒有兩到五年的風險投資經驗，是否意味著Benchmark打算擴大中后臺團隊的規模，像行業里那些“普通機構”那樣在市場、營銷等業務層面發發力？我不知道。唯一能夠確定的是，谷愛凌應該是目前第一個公開以“SeniorAssociate”頭銜與Benchmark產生聯系的人。今年你問谷歌有關Benchmark的組織架構，Gemini仍然會告訴你“他們沒有初級合伙人、助理或大型平臺團隊”。上面提到的塔維爾、維什里亞，無一例外都在一開始就拿到了“合伙人”身份。

世道艱難需出手？

雖然谷愛凌加盟是假，但Benchmark的生存哲學確實出現危機了。

目前風險投資行業對于Benchmark的批評主要集中于兩點。首先，不少人指出Benchmark對于“精品VC”的執著有些過于不合時宜了：迄今為止，Benchmark保持著每2到4年推出一支新基金的募資節奏，平均每支基金的規模在4億美元到5億美元左右，無論從頻次還是規模上都遠遠落后于A16z、Founders Fund、老虎基金等競爭對手——在人工智能獨角獸們動不動就估值上千億、融資上百億的時代，這點錢讓Benchmark只能停留在“投早投小”的狀態，越來越難以參與后續輪次的投資。

知名創投媒體《The Information》的一篇深度報道就提到，Benchmark內部已經開始質疑一直以來所堅持的“投早投小”策略是否還能帶來可觀的收入。至少有兩名以上的合伙人對于Benchmark沒有足夠的基金跟進項目后續投資而感到非常沮喪，并在內部討論會上敦促團隊拿出更加積極乃至“激進”的投資策略。

這篇報道直接點名了“Clubhouse”。《The Information》報道稱Benchmark其實是最早接觸到Clubhouse的風險投資機構，Clubhouse的CEO保羅·戴維森（Paul Davison）曾經在Bechmark短暫地工作過，擔任類似于專家顧問的EIR（Entrepreneur In Residence）。但Clubhouse還是選擇了接受A16z的投資，并且接受了由A16z主導的持續投資，估值快速飆升到了40億美元，導致Benchmark徹底失去了跟進機會。

錢跟不上，決策速度也跟不上。自1995年成立以來Benchmark始終保持著個位數的團隊規模，崇尚的決策是“畢其功于一役”，要投就投出個“穩準狠”。但在移動互聯網創業潮之后，尤其是當下的人工智能創業潮，留給Benchmark慢條斯理尋找“信念感”的窗口期越來越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LP公開吐槽說：“競爭對手總是能在Benchmark來完成評估之前，就向這些公司發出投資邀約，更不用說匹配報價了”。

另一個主要批評在于，Benchmark的團隊建設方式有些“過于理想化”了。“高度平權”的組織架構雖然能夠讓成員們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業務上，讓成員們更有團隊意識，但反過來說能夠以如此模式長期相處、共同賺錢的大概率是“同一類人”。Benchmark所追求的“通過增加新的合伙人帶來獨特視角”，高度類似于國足的“打平即可出線”，理論上完全有可能但概率不高。

尤其是2024年3月到2025年8月期間，至少有3名合伙人宣布離職，坊間一度盛傳Benchmark只剩下了3位合伙人。福布斯時任高級編輯孔拉德（Alex Konrad）的表態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意見：這是Benchmark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事情，其中還有僅僅只工作了兩三年的合伙人，這家老牌機構是不是要徹底推倒重建了？

當然，留在Benchmark的投資人都進行了反駁。彼得·芬頓表示：“當合伙人超過六位時，公司的運作就不太順暢了。”Accel的創始合伙人帕特森（Arthur Patterson）也力挺說：“Benchmark現有的合伙人制度能夠創業者帶來巨大的價值，這一點仍未改變。”

但當創投環境出現變化，Benchmark的適應能力也一定會更差。比爾·格里就曾經說：“年輕人天然地成為奮斗者，老年人天然低固步自封。Benchmark成功的最大秘訣，就是老一輩在事業巔峰期的時候，把鑰匙交給了我們。”彼得·芬頓更直白地表示：“想要成功模式得以延續，唯一的辦法就是經歷一次‘創造性破壞’，淘汰現存所有合伙人。”

這樣來看，用一個玩笑，打破此前低調的常規、用一個罕見的職位招募了谷愛凌這樣一位新同事，或許也暗示Benchmark正準備啟動新一輪“創造性破壞”，或許比爾·格里之所以發那條推，心里也期待某種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