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制度開始腐爛：忠誠為何反噬，養蠱為何自焚

作者：深時槿讀好書

來源：深時槿讀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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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刃劍

1453年5月，當奧斯曼帝國的鐵蹄踏碎君士坦丁堡那千年的堅固城墻時，是怎樣一股力量，讓那些身經百戰的羅馬士兵，在面對奧斯曼近衛軍時，由衷生出刻骨的恐懼？

這是一種純粹的、無畏的、甚至帶著宗教狂熱的殺戮機器——彼時的近衛軍，是蘇丹最鋒利的刀刃，是令整個歐洲都為之顫栗的無敵軍團。

這讓我想起了，在《大秦帝國之裂變》這部劇中，河西之戰上，秦軍以“軍功授爵”之制，將魏國精銳“魏武卒”打得目瞪口呆，自此奠定了“虎狼之師”的赫赫威名。

奧斯曼近衛軍只能說是不遑多讓。然而，歷史總是充滿吊詭的輪回，不到四百年，這支曾讓世界聞風喪膽的無敵之師，已經變成了奧斯曼蘇丹眼中的大毒瘤。

1826年6月15日，伊斯坦布爾，在托普卡帕宮外，近衛軍像往常一樣，桀驁不馴地發動了嘩變——這已經是他們的“常態化操作”，一種維系特權、蔑視皇權的政治表演。

然而，他們不知道的是，這是他們最后一次欺負蘇丹了。

蘇丹馬哈茂德二世面色冷峻，他為此已經忍耐了整整二十年。

當叛亂的近衛軍沖向蘇丹的宮殿，迎接他們的，已經不是惶恐的君主，而是密集的炮火。馬哈茂德二世早已將效忠他的新軍部署到位——這支裝備著現代步槍和火炮的部隊，無論是訓練、紀律還是火力，都已遠超那個沉溺于特權和內部腐敗的近衛軍。

不用說，戰斗近乎一場屠殺。

近衛軍兵營在炮火烈焰中轟然坍塌，數千名士兵被活活燒死。那些試圖逃出火海的，則被新軍排槍掃射，鮮血浸透石板路，哀嚎震徹天際。

當硝煙散盡，灰燼冷卻，一支延續了幾百年的傳奇軍團，就此灰飛煙滅。

然而，在歷史的塵埃之下，有一個不得不說的疑問：這支曾讓歐洲顫栗、視軍營為家庭和生命的無敵軍團，為何從最初的戰無不勝，走向了最終的腐朽不堪與被屠戮殆盡的宿命？

忠誠為何反噬，養蠱為何自焚？這中間，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裂變”？

所有的答案，都藏在它百年前的黃金時代里。

01

血契新生

1506年，這一年奧斯曼帝國的蘇丹，是蘇萊曼大帝的爺爺，塞利姆一世的父親巴耶濟德二世，這一年在東亞，明武宗朱厚照即位，明朝進入正德元年。

同樣是這一年，在巴爾干半島崎嶇的波斯尼亞山區，一個名為索科洛維奇的村莊里（今屬波黑），有一戶牧羊人的家中，誕生了一個名叫巴伊察的男孩。

如果命運沒有轉折，他或許會像父輩一樣，在這片崎嶇的山地上，日復一日地放牧，偶爾在教堂做個輔祭，最終默默無聞地老去。

然而，奧斯曼帝國的鐵蹄踏過了這片土地，并帶來了一項深刻改變無數家庭命運的制度——“德夫希爾梅稅”，即“血稅”。

或者更直白了說，也可以叫“征童制”。

這是一種殘酷的人才選拔機制。帝國的官員會定期深入巴爾干等基督教地區，在非穆斯林家庭中，挑選那些最健壯、最聰明的男童。這些年齡在8到15歲之間的男孩，會被毫不留情從原生家庭中帶走，皈依伊斯蘭教，接受最嚴格、最系統的軍事和文化教育。

也就是說，一旦被選中，他們不僅和原生家庭的聯系徹底切斷，而且禁止結婚和從事任何商業活動，蘇丹成為他們唯一的效忠對象，軍團成為他們唯一的歸宿。

通過統一的、軍事化的集體生活，近衛軍形成了一支擁有強大凝聚力，絕對忠于蘇丹，沒有家族牽絆的軍事力量。

從十四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無論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還是查爾迪蘭戰役中擊敗波斯薩法維王朝，亦或是在莫哈奇戰役中重創匈牙利王國，始終都有近衛軍的身影。

年幼的巴伊察，正是被這道“血稅”選中，他永別了父母和故鄉的山巒，踏上了一條通往未知的命運之路。

在伊斯坦布爾，他皈依伊斯蘭教后，得到了一個新名字：穆罕默德。因其故鄉，人們稱他為“索科洛維奇”，在土耳其語中即“索庫魯”。從此，牧羊童巴伊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名叫穆罕默德·索庫魯的帝國“奴隸”——一個被帝國制度塑造、將與帝國命運緊密捆綁的工具。

穆罕默德·索庫魯：

不得不說，索庫魯是一個有天賦的孩子，對于這些年輕的男孩來說，出身不再是障礙，反而因為他們對蘇丹的個人忠誠度最高，而被視為最被信任的階層。

雖然這個制度拆散了無數家庭。但它也為那些被征服地區的貧苦孩子，提供了一條幾乎不可能的上升通道——只要你有才能、有智慧、肯奮斗，哪怕你出身于一個卑微的牧羊人家庭，也有機會登上帝國的權力之巔。

在這樣的機會下，索庫魯展現出了驚人的學習天賦。他精通土耳其語、波斯語和阿拉伯語，學習帝國的法律和宮廷禮儀，接受了當時世界上最嚴酷的軍事訓練。

隨后，索庫魯穩步上升，先后擔任過蘇丹的寢宮侍從、旗手、御廄官等要職，在1540年代和1550年代，憑借穩重、精明且富有遠見的才華，他給當時的蘇丹蘇萊曼大帝留下了深刻印象。

1565年，索庫魯終于登上了人臣的頂峰，被蘇萊曼大帝任命為大維齊爾，即帝國宰相，成為蘇丹之下、萬民之上的最高行政長官。

一個被征服的基督教牧羊人之子，憑借自己的才能，登上了巔峰時期奧斯曼帝國的第二把交椅。

這又是一個奴隸逆襲的人生傳奇。

然而，在這榮耀的巔峰，他隱隱嗅到了一絲不安。

1566年，年邁的蘇萊曼大帝在遠征匈牙利錫蓋特堡的軍營中溘然長逝。此時，帝國的軍事行動尚未停止，而儲君塞利姆遠在庫塔希亞。消息一旦泄露，極易引發軍心崩潰，甚至被有心人利用權力真空引發內戰。

在此危機關頭，索庫魯決定秘不發喪，他下令處決了所有目擊蘇丹死亡的官員，對外宣稱蘇丹只是病重。

在之后長達一個半月的時間里，他以蘇萊曼的名義指揮大軍，平穩地將部隊撤回伊斯坦布爾，直至順利迎立塞利姆二世即位，確保了帝國權力在真空階段平穩過渡，避免了帝國可能陷入的巨大動蕩。

但正是在這一刻，他已然意識到：帝國的心臟（蘇丹）已經被懸于利刃之上。

近衛軍的創立初衷，是成為一支只聽令于蘇丹、不受任何外部勢力影響的“蘇丹的奴仆”。然而，當這支軍隊的力量過于強大，而蘇丹的權威又相對衰弱時，主仆關系便會發生危險的逆轉。

為什么會這樣呢？

第一集我們說過，蘇萊曼大帝對皇后許蕾姆的疼愛，催生了后宮娘娘干政制度，從此，兒子厲不厲害無所謂了，重要的是親媽厲不厲害。

換句話說，原來的蘇丹是各個繼承者通過內戰踏出一條血路來的，是強者居之，而此時，蘇丹卻是由強勢的母親扶上皇帝寶座的，如此“拼媽”的蘇丹，等母親百年之后，自己又該如何面對虎狼的近衛軍？

更糟糕的是，那些曾被視為“天神之兵”的近衛軍，悄然走上“還俗”的道路。

02

巔峰隱憂

近衛軍之所以能成為“蘇丹的利刃”，靠的不是刀鋒，而是制度。

這套制度有兩條鐵律：禁止結婚和禁止經商。

不能結婚，士兵便無法建立家庭，沒有后代，沒有牽掛，從而完全系于蘇丹一人。軍營是他們唯一的家，戰友是他們唯一的兄弟，蘇丹是他們唯一的父親。

絕對的凝聚力，來自對一個人意志的絕對剝奪。

不能經商，是因為商業活動會讓士兵與地方商人、行會等形成利益共同體。一旦士兵的商業利益超越了軍餉和戰利品，他們對戰爭的熱情和對蘇丹的依賴性就會大大降低，甚至可能為了維護自己的商業利益而抵制蘇丹的軍事行動。

對于一個帝國來說，想要維持以上兩條禁令，唯一的辦法就是擴張。

只有擴張和戰爭，近衛軍才能獲得豐厚的薪餉、分享的戰利品以及征服后獲得的土地封賞。對外征伐既是神圣使命，也是致富之路，從而讓他們心甘情愿地遵守禁令。

然而，到蘇萊曼晚年，奧斯曼帝國的擴張已基本達到極限。此后，大規模的征服戰爭減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漫長的邊境防御和相對和平的環境。

長期嚴格的禁欲主義，開始在人性欲望的侵蝕下，出現裂痕。畢竟，士兵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性的缺點。

沒有了戰火的殺戮，也沒有了搶來的戰利品，再加上連年征戰耗空了國庫，軍餉再也無法滿足他們膨脹的欲望。于是，有士兵偷偷做起生意，從軍餉到商業，刀劍成了秤桿；也有士兵暗中聯姻富家，搖身一變成女婿，鎧甲下揣著地契和金錢。

更何況，蘇萊曼大帝本人親自打破了奧斯曼數百年來的傳統，正式迎娶了出身于后宮的女奴許蕾姆為皇后。

所謂上行下效，風從宮廷起。

于是，那曾被視為“天神戒律”的禁令，在蘇萊曼這個黃金時代的巔峰，孕育著帝國衰變的種子——

反過來說，一旦允許結婚，近衛軍就有了自己的家庭、子女和商業利益。蘇丹對他們的重要性，必然會下降。

一旦可以經商，刀劍就學會了算賬、討價、甚至收保護費，在城市中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和不動產，并與地方精英、行會、宗教團體（烏理瑪）形成了千絲萬縷的聯系——這是一個以近衛軍為核心的、跨越軍、政、商、教的龐大利益集團。

后世的史學家常說：“蘇萊曼時代是奧斯曼的黃金頂峰，也是最深的拐點。”

蘇萊曼大帝去世后，其子塞利姆二世和孫子穆拉德三世相繼即位。雖然這兩位蘇丹能力平庸，但好歹帝國的大維齊爾還算靠譜——他就是三朝元老索庫魯·穆罕默德·帕夏。

在索庫魯的個人權威和對整個帝國的強力掌控下，帝國大體保持了穩定與繁榮。他并非保守的守成者，他也曾主導運河計劃（伏爾加-頓河、蘇伊士），意圖重塑歐亞地緣格局，然而，這些對于近衛軍的貪婪來說，不過是畫大餅而已。

更何況，他的權力并非建立在世襲或軍隊私人效忠之上，而是源于制度、個人能力及蘇丹的信任。

任何依靠“外部輸血”維持的制度，一旦輸血停止，腐敗便從內部開始，而他對此，只能撐得住一時，卻撐不了一世。

我們知道，當欲望的洪流決堤，第一個被沖走的，往往是那個最懂水性的守堤人。也就是說，當制度本身開始腐化時，第一個被祭刀的，往往就是他這樣的“守夜人”。

03

毒瘤噬骨

1579年10月秋天，一個看似平常的日子，73歲高齡的索庫魯帕夏，在其位于伊斯坦布爾的宅邸中被刺殺。

殺死他的，不是外敵，而是一名波斯尼亞托缽僧，他假借向宰相遞交請愿書之名接近，隨后用匕首實插入了首相的心臟。

這位權傾朝野近十五年、歷經三朝的政治老人，就這樣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的死亡，抽掉了帝國脊柱中最堅硬的一根骨頭。從此，再也沒有人能同時駕馭蘇丹、朝廷與軍隊。

權力真空迅速被貪婪的近衛軍填滿，蘇丹越來越控制不了軍隊，反而會被軍隊所操控，甚至被軍隊所廢除。

這樣的戲碼越來越頻繁上演。

一方面，繼任的蘇丹穆拉德三世及其后的皇帝大多庸碌無能，沉湎于后宮生活。另一方面，大維齊爾淪為擺設，朝廷成了寵臣、后妃與宦官爭奪的棋局。

這樣的混亂局面——導致手握兵權的近衛軍，成為了各方勢力爭相拉攏的對象。

近衛軍也毫不客氣，畢竟帝國大規模征服戰爭進一步減少，“戰爭財”的來源更加枯竭了，他們需要巨額資金維持其奢靡的生活。

于是，在索庫魯死后的幾十年里，尤其進入17世紀后，放飛了的近衛軍就開始了從“軍事精英”到“利益集團”的徹底蛻變。

首先是廢立蘇丹。

1622年，年輕氣盛的蘇丹奧斯曼二世試圖組建新軍，取代腐敗的近衛軍。結果呢？叛亂的近衛軍沖進皇宮，將他拖出王座，在七塔監獄中用弓弦勒死

他成為了帝國首位被弒的蘇丹。

有了這樣的先例，他們更加肆無忌憚，頻繁發動兵變，罷黜乃至處死他們不滿意的大維齊爾和蘇丹。從此，蘇丹不再是“主人”，而成了近衛軍“允許坐在王座上的人”。

其次是變成財閥。

經商不再是被默許的“副業”，他們強占商鋪、壟斷貿易、向商人收取“保護費”，甚至直接搶劫。軍營變成了“武裝商會”，軍人變成了“穿制服的商人”。

他們不再僅僅是軍人，而是變成了一個擁有巨大利益的特殊階層。

最后是世襲特權。

父親們極力將自己的兒子塞進近衛軍名冊，以此繼承自己的俸祿、特權以及商業關系網。在大馬士革等地區，甚至形成了“偉大的軍事家族”，軍銜代代相傳。

更荒唐的是，大量不具備軍事資格的城市平民、商販、手工業者通過行賄進入近衛軍名冊，軍籍開始被公開買賣，這樣的軍隊，規模從原來的幾萬名膨脹到了數十萬名，但其戰斗力可想而知。

自此，“德夫希爾梅”制度徹底名存實亡，帝國徹底陷入了一場無解的惡性循環。

我們來捋一捋。

首先，后宮干政制度，讓蘇丹的能力大大弱化，給了近衛軍干政的權力真空。其次，近衛軍干政，進一步削弱了中央權威；朝廷為了獲得近衛軍的支持，不得不給予其更多的經濟特權和政治讓步。再次，擁有經濟特權，使近衛軍更深地卷入商業活動，其利益集團階層更加穩固，從而反對任何損害其利益的改革，進一步削弱了蘇丹和朝廷的權力。

這樣下去，帝國走向滅亡是遲早的事。

當面對奧地利、俄國等已經進行軍事現代化的歐洲軍隊時，曾經的“歐洲最訓練有素的士兵”，如今卻屢戰屢敗，淪為一支腐敗無能、空耗國帑的擺設。

04

灰飛煙滅

進入19世紀，奧斯曼帝國在內外交困中艱難求存。

拿破侖戰爭的沖擊、希臘獨立戰爭的爆發、俄國持續的南下壓力，都讓帝國統治者痛感軍事現代化的迫切。

蘇丹馬哈茂德二世，這位被后世稱為“改革者”的君主，決心建立一支歐式的、紀律嚴明的新軍，要徹底砸碎這個基于血緣和特權的舊體系。

馬哈茂德二世：

他的計劃是建立一支完全按照歐洲模式訓練和裝備的新軍，名為“穆罕默德常勝軍”。這支軍隊采用現代營連編制，進行常規火器操練，由歐洲教官指導。

顯然，這支新軍的誕生，必將取代腐朽無能的近衛軍，并剝奪其政治經濟特權。

近衛軍集團對此的反對是激烈的。他們早已不是戰士，而是特權商人和政治掮客，任何真正的軍事改革都是對他們生存根基的動搖。

蘇丹馬哈茂德二世知道，沖突不可避免。

他沒有魯莽行事，一方面穩步擴充和武裝效忠于自己的新軍部隊和其他支持改革的軍事單位（如炮兵）。同時，他通過頒布一系列觸及近衛軍根本利益的法令，來激化矛盾，迫使近衛軍首先發難。

果然，近衛軍再次嘩變，像過去一百年里那樣，囂張地沖向托普卡帕宮，以為還能逼蘇丹讓步。

但這一次，宮門后只有早已架好的火炮。于是，我們看到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這是一場蓄謀已久的清洗。

歷史記載，約六千至一萬名近衛軍被屠殺；更詳細的記載甚至稱有八千人被燒死在營房，一萬五千人被后續處決，另有兩萬人被流放。

馬哈茂德二世不僅解散了近衛軍建制，還下令在全國范圍內追捕和清除殘存的近衛軍成員。與近衛軍關系密切、被視為其精神支柱的貝克塔什教團也被一并查禁和解散。近衛軍的財產被沒收，其影響力被連根拔起。

近衛軍的故事，始于“血稅”，終于“血洗”。

當1826年的炮聲沉寂，大維齊爾索庫魯·梅赫邁德·帕夏的陵墓也許在遠方靜默，他或許早已意識到了結局。

他屬于舊的利益體系，他代表了近衛軍制度理想的一面：跨越族裔和宗教的藩籬，以才能和忠誠為階梯，實現個人與帝國的共同輝煌。他以其卓越的個人能力和鐵腕統治，成功地扮演了“最后守護者”的角色，讓制度的腐朽被延緩了十余年。

然而，人死燈滅。

他去世后，近衛軍迅速完成了向政治、經濟復合型利益集團的蛻變，他們干預朝政、抵制改革、壟斷商業、敗壞軍紀，成為帝國衰落的一個核心內因。

這套制度需要戰爭來維系，否則，它就會從選拔精英的機制，退化為世襲特權的堡壘；從帝國的戰爭之刃，逐漸被權力、金錢和世襲的欲望所腐蝕。

雖然近衛軍的覆滅，并未拯救奧斯曼帝國，但它還是留下一面沉重的鏡子：

任何制度，若不隨時間進化，若不約束人性的暗面，終將將走向它的反面，從利劍變成枷鎖，迎來一個帝國滅亡的宿命。

這就是歷史的回響，沉重而悠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