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都督尹昌衡：殺趙爾豐鐵血掃平藏軍叛亂，首先提議建西康省

1913年的北平冬日，寒風凜冽。

陸軍部的大牢大門哐當一聲關(guān)上，鎖住了一個身穿囚服的青年。

判決書上寫著九年刑期，罪名不僅聽著耳熟，還挺刺耳——“挪用公款”。

誰能想到，就在一年前，這人還是威震一方的四川大都督，連遠在京城的袁世凱都得豎起大拇指，夸他一句“辦事實在漂亮”。

更讓人咋舌的是，他蹲大獄這年，剛滿29歲。

回看過去兩年，這小伙子辦事的節(jié)奏快得嚇人，仿佛身后有鞭子趕著似的：砍了前清總督的腦袋、平了西邊的亂子、畫了建省的圖紙。

可以說，別人一輩子都不敢想的大事，他一口氣全干完了。

特別是他在27歲那年拍板的幾件事，不光給四川換了天，甚至把往后幾十年西南邊疆的模樣都給提前定型了。

如今回過頭再看，這些決定里透出的那股子狠勁和老練，完全不像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能有的。

第一道坎：那顆腦袋砍不砍？

1911年12月22日，天還沒亮，成都皇城根下透著一股肅殺之氣。

尹昌衡手起刀落，四川總督趙爾豐徹底成了歷史。

這一手，玩得是真懸。

那會兒局勢亂成一鍋粥。

大清雖說快塌了，可趙爾豐畢竟是盤踞多年的“地頭蛇”，手底下還有兵，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反觀尹昌衡，屁股在軍政府都督的位子上還沒坐熱乎，滿打滿算才半個月。

動趙爾豐，在旁人眼里，那是嫌命長，要把天捅個窟窿。

可尹昌衡心里有本自己的賬。

就在半個月前，趙爾豐還玩陰的，把尹昌衡給扣押了，甚至指使老部下搞兵變，把軍政府另外兩個頭頭都給嚇跑了。

要不是尹昌衡那天晚上反應(yīng)快，連夜跑到東較場借了三百號騎兵殺回城，成都早就變了天。

擺在他跟前的路其實就兩條：

要么，跟趙爾豐磨洋工，搞什么“和平交接”。

但這純屬與虎謀皮，指不定哪天就被反咬一口，四川還得接著亂。

要么，下狠手，先下手為強。

尹昌衡沒猶豫，選了那條帶血的路。

那天凌晨，沒發(fā)通知，沒扯皮，帶上兵直接把趙家給抄了。

這不光是殺人，更是立威。

趙爾豐外號“屠夫”，老百姓早恨得牙癢癢。

殺他，一是報了之前的仇，二來也是給四川的辛亥革命畫個實打?qū)嵉木涮枴?/strong>

這一刀下去，立竿見影。

趙家那幫殘兵敗將瞬間作鳥獸散，清朝在四川的勢力算是徹底連根拔起。

尹昌衡用一顆人頭，把軍政大權(quán)牢牢攥在了手里。

打這兒起，四川才算真正說了算。

第二道坎：雪山敢不敢爬？

一般人坐穩(wěn)了江山，大權(quán)在握，接下來的劇本通常是：撈銀子、搶地盤、享清福。

可到了1912年夏天，尹昌衡干了件讓人摸不著頭腦的事。

他放著成都的安樂窩不待，非要帶兵進藏去吃苦，還要爬雪山。

那會兒邊境告急，英國人給藏軍撐腰，一路打過來，巴塘、理塘全丟了，川軍被打得找不著北，連康定都快守不住了。

身邊人都勸：你是老大，坐鎮(zhèn)后方就行，隨便派個將領(lǐng)去不完事了嗎？

不行。

尹昌衡回給袁世凱的電報里，透著一股子決絕：“藏亡則邊失，邊失則國危。”

這賬，他算的是大局。

西征要是輸了，四川西邊的大門就開了；要是派別人去，打贏了還好，要是打輸了或者擁兵自重，成都還得接著亂。

唯有親自出馬，才能調(diào)動所有人馬，快刀斬亂麻。

1912年7月10日，他點齊兩千五百號弟兄，出了成都西門。

這仗，打得叫一個漂亮。

他沒搞硬碰硬的推土機戰(zhàn)術(shù)，而是玩起了聲東擊西：北路讓人虛晃一槍吸引火力，南路主力部隊直插理塘。

他自己坐鎮(zhèn)中間指揮。

這一出手，簡直是橫掃。

8月，理塘拿回來了；緊接著，貢覺、巴塘也收復(fù)了；昌都守住了，各路勢力紛紛低頭。

短短三個月，西征軍連戰(zhàn)連捷，硬是把被人吞進去的地盤，一點點給摳了出來，把戰(zhàn)線推回了原位。

袁世凱看了戰(zhàn)報，給黎元洪發(fā)去四個字：“極為得手”。

這話可不是客套。

在那個中央沒什么權(quán)威、到處都在鬧獨立的年頭，尹昌衡用了三個月，硬生生把一塊快要裂出去的國土給釘了回來。

第三道坎：這塊地怎么治？

仗打贏了，還得守得住。

光打不治，過兩年還得亂。

老辦法是設(shè)個卡子，留點兵，也就完事了。

但喝過洋墨水、念過日本士官學校的尹昌衡不這么想。

他腦子里裝的不是怎么“看住”這幫人，而是怎么“治理”這塊地。

1912年10月，他在康定憋了個大招——《籌邊第一年計劃》，洋洋灑灑五十一條。

你翻開看看，這哪像個武夫?qū)懙模?/p>

全是民生工程。

他不想著修碉堡，反倒惦記著蓋學校、修郵局。

計劃里寫得明明白白：要新設(shè)四府二十縣，還要弄輪渡、設(shè)郵政點，最要命的是——得架五條電報線。

這五條線，要一直連到拉薩。

為啥非得是電線？

因為尹昌衡心里跟明鏡似的：以前土司說了算，就是因為朝廷的話傳不過去，下面的事報不上來。

只有路通了、電報通了、官員到位了，這地方才算是真正納入版圖，而不是一片荒蠻之地。

為了長治久安，他拋出了一個超前的設(shè)想：

在四川和西藏之間，單立一個行政區(qū)，叫“西康省”。

他在電報里說得清楚：廢除舊制度，設(shè)立統(tǒng)一的行政名目，把這塊地變成四川邊境永久的治所。

這套方案，表面上叫“改土歸流”，實際上就是“國家化”。

他要在雪山深處建立一套現(xiàn)代化的行政體系，把土地丈量、人員安置、物資補給全部定得死死的。

這一整套設(shè)計，說白了，就是后來西康建省的底稿。

可惜啊，老天爺沒給他更多時間。

功高震主這事兒，在哪朝哪代都一樣。

袁世凱看著眼紅，心里犯嘀咕，1913年一紙命令把他騙回了北京。

緊接著就是抓人、判刑。

那個所謂的“挪用公款”，不過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那場轟轟烈烈的西征，還有那個宏大的建省夢，隨著他蹲進大獄戛然而止。

他在康定留下的班底，后來也被各路軍閥沖得七零八落。

但有些火種，一旦撒下去，風吹不滅。

雖然人進去了，但他定下的那些規(guī)矩——設(shè)縣治、通郵電、興教育、改土歸流——成了后來歷屆政府治理川邊的教科書。

直到1939年，西康省真的掛牌成立。

這時候，距離尹昌衡那個寒冷的康定之夜，已經(jīng)過了整整27年。

現(xiàn)在回頭看，這個年輕人在27歲那年做的所有決定，似乎都帶著一種趕時間的緊迫感。

那個曾經(jīng)在成都黎明提刀上馬的青年，用他那短短幾年的高光時刻，給西南邊疆釘下了一根拔不掉的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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