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鵬： 英國工業革命中的女工

為工業革命辯護的最佳論點是，工業革命帶來了婦女的解放，使她們有了經濟上的獨立性，而經濟獨立是人身獨立的基礎。一位對工業革命持保留態度的學者也不得不寫道：“到工廠做工的婦女盡管確實失去了生活中一些最美好的東西，但卻獲得了獨立性……她們掙來的錢是自己的。工廠使她獲得了屬于自己的經濟地位，而歷史上的婦女們只有羨慕的份兒。”

英國工業革命中的女工

文 | 嚴鵬

男女地位不平等是人類歷史一個長期存在的社會結構，而爭取性別權利平等的社會運動，自工業革命時代以來，聲勢越來越大，真正代表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

女性與工業革命的關系，一直是熱議的話題。在2015年美國出版的一本兒童讀物《工業革命時代女性的故事：變遷的角色，變遷的生活》（Stories of Women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anging Roles, Changing Lives）中，開篇寫道：“在18世紀早期的美國和英國，大部分人生活在農村，他們像農夫那樣工作，或用簡單的機器生產物品。但從18世紀中葉開始，用蒸汽和煤驅動的新機器開始大規模生產商品。這就是工業革命。一些人被大工廠雇傭來操作機器，另一些人下礦井挖煤。這些人收入低，工作條件差。對工資低于男性且權利更少的女性工人來說，生活格外艱難。”

作為兒童讀物，這本書對于工業革命的定義之膚淺是可以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它對于工業革命的描述，尤其對于工業革命時期女工生活的介紹，體現的是湯因比等早期學者創立的經典敘事，或者，用湯普森的話說，是一種“災變論”的觀點。

當然，早期的“災變論”觀點并不是完全體現為進步的。20世紀60年代，一位作者針對工業革命的早期批判者寫道：“這些批評家認為，工廠要為男女性亂、通奸、賣淫等等那個時代所有的社會問題承擔責任。對婦女到工廠中做工這一現象的譴責，隱含著這樣一種觀念：婦女的活動空間就是在家里，她唯一正當的角色就是相夫教子。這些人士還指責工廠制度使女孩子脫離了父母的監視性限制，鼓勵她們早婚。后來，又有人指責工廠制度使女孩子不懂母愛之道，沒有持家能力，還使婦女失去了順服的美德而養成了奢侈的習慣。”

這位作者所言不虛。工業革命沖擊了傳統的父權制與夫權制，而批評工業革命的人中，既有向前看的進步主義者，也有向后看的保守主義者。

同時，對于19世紀的婦女為什么進工廠做工，早期的流行解釋有兩個：其一，認為她們的“丈夫喜歡在家里閑呆著，靠他們的老婆養活”；其二，認為工廠制度“排斥成年男子，而把‘供養她們的丈夫和家庭的責任和負擔’強加在她們肩上”。

但是，至少到20世紀50年代，已經有學者指出這兩種說法“沒有任何統計學上的依據”。事實上，婦女到工廠做工有著很實際的考慮，有的是因為丈夫的收入不足以養活全家；有的是寡居或孀居；有的是沒有生養子女，或子女已經成年；有的丈夫沒有工作或者是季節工；有一少部分人，盡管丈夫的收入已經足夠養活全家，但自己還是愿意出來做工，為的是讓家里過得稍微舒適點。

當然，為工業革命辯護的最佳論點是，工業革命帶來了婦女的解放，使她們有了經濟上的獨立性，而經濟獨立是人身獨立的基礎。

一位對工業革命持保留態度的學者也不得不寫道：“到工廠做工的婦女盡管確實失去了生活中一些最美好的東西，但卻獲得了獨立性……她們掙來的錢是自己的。工廠使她獲得了屬于自己的經濟地位，而歷史上的婦女們只有羨慕的份兒。”誠哉斯言。

艾薇·平克貝克（Ivy Pinchbeck）的《女工與工業革命（1750—1850）》（Women Worker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0 - 1850）初版于1930年，1969年與1977年分別再版，可謂是一本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研究著作，也是研究工業革命時期女工的早期文獻的代表。全書共12章，從18世紀農業中的婦女開始談起，非常全面地探討了工業革命進程中英國婦女工作的轉變。

該書第二編《工業和貿易中的女性》可謂精華所在，分門別類地討論了家舍紡織業、紡紗業、手工織布業、新式工廠、小型家舍工業、煤礦與金屬生意、手工業和商業中的女性。該書搜集并整理了大量數據，如1787—1781年紡紗工的日平均工資等。就研究的廣度和深度而言，《女工與工業革命（1750—1850）》具有歷久彌新的參考價值。

艾薇指出，工業革命開始時，早期工廠雇傭的成年女工人數很少。在過去，紡紗主要是婦女的工作，但剛發明出來的機器需要有高度技能的勞工，于是，更多男性得到雇傭。19世紀初，隨著蒸汽動力的發展，機器變得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復雜，工廠對成年勞動力的需求隨之增長，女工的比例開始擴大。1833年的《工廠法》限制雇傭童工后，女工數量有了極大的增長。

通過分析家庭賬單等史料，艾薇認為，鮮肉消費的增長和著裝的進步表明了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女工第一次有了條件去在穿著打扮上悅己。

她引用了1832年的一段評論：“工廠雇傭的很多年輕婦女根本不去做她們自己穿的衣服；她們的工作服是在成衣店里獲得的，這種現成的衣服在工業區里到處都是；她們星期天穿的衣服，就是非常時髦的那類，無論在何處她們都負擔得起，是由一些有名的店鋪制作的……”

過去，已婚婦女是農業、貿易或家舍工業中的某種類型的工作伙伴，但工業革命使大部分已婚婦女喪失了經濟獨立性，除非她們走出家門去賺工資，否則她們將在財務上依附于丈夫。對那些單身女工來說，工業革命最大的影響就是賦予了她們社會與經濟上的獨立性。

可以說，艾薇是反對“災變論”的，并充分肯定了工業革命對于女性解放的意義。或許，艾薇作為女性學者，生活在距工業革命尚不遙遠的時代里，有某種感同身受。

喬伊斯·伯內特（Joyce Burnette）出版于2008年的《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性別、工作與工資》（Gender, Work and Wages in Industrial Revolution Britain）是目前較為全面探討工業革命時期女工問題的新出成果。作為莫基爾的學生，伯內特繼承了乃師使用經濟學方法研究工業革命的基本思路。

伯內特在書的導論中寫道：“18世紀后期和19世紀初，女性和男性通常不從事同種類的工作，也不獲得同樣的報酬。這種差異廣為人知，而最常見的解釋是，這種差異是由歧視和性別意識形態造成的。本書則將用經濟動機來解釋我們觀察到的現象。”

其實，如前所述，早在20世紀50年代，已經有學者開始用經濟動機來解釋工業革命中的女工問題了，但是，伯內特的研究使用了更為精巧復雜的數學工具，這是其著作的最大特色。

《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性別、工作與工資》搜集了大量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女性的職業與工資的數據，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數據對于讀者而言是最寶貴的。

例如，她搜集了從1751年到1851年間可以找到的英國各行業雇工性別比的數據。這些行業從羊毛紡織業、棉紡織業、造紙業、手工織布業到煤炭業，涉及面非常廣。

在利茲的毛紡工廠里，1813年女工比例為26.3%，1830年升至34.2%。1816年，蘇格蘭棉紡工廠里的女工比例為68.3%，諾丁漢郡棉紡工廠的女工占63.6%，而1833年蘭開夏29家棉紡廠的女工比重則為50.7%。

1833年，在蘭開夏與柴郡的棉紡織工廠里，女性梳毛工占比59.8%，女性騾機紡紗工與接頭工占比18.7%，女性搖紗工占比94.6%，女性織工占比56.9%，而女性工程師與技師占比僅0.8%。

在1842年有數據可查的5個地區的煤礦業中，僅3個地區雇有女性，比重分別為2.2%、7.9%和29.7%。

至于在1840年前后的手工織布業中，女性工人占比通常能達到40%，但也有7.0%的極低值和20.1%的較低值。這些零碎的數據呈現了工業革命時期女性就業的基本圖景。

在女性工資方面，伯內特搜集數據的范圍時間上從1650年到1843年，行業分布包括農業、家舍工業、教育業、工廠紡織業、手工織布業、金屬業和家政業等，地區分布則同樣零碎，由資料的可獲取性決定。

從計件工資來看，1830年曼徹斯特女性騾機紡紗工的工資為每周12—14先令，平均僅為同工種男性工資的47%。1833年伯思郡女性騾機紡紗工的工資為每周9—11先令，為男性的69%。

通過分析1833年的樣本，伯內特算出了紡織工廠里不同年齡段男女工人的工資比率，發現女孩子和男孩子的工資水平相仿，因為女孩比男孩早熟，但到16歲以后，男性獲得的工資就迅速超過女性，兩者的差距將持續到男女年齡較老時才縮小。

為了從經濟角度而非意識形態角度分析問題，伯內特引用了科學家測算的身體活動能力的性別差異的數據，從數據可見，在提舉能力等方面，男女確實存在差異，一般而言，男性的體力是要強于女性的。因此，伯內特為工廠男女工人的工資差異找到了生理學上的依據，即工廠根據男女工人的產出能力的大小付給相應等級的報酬。

她寫道：“我不相信婦女的工資是缺乏彈性的，對供給與需求無法作出反應，或低于婦女的生產能力。我相信，當時人對于婦女低工資的理解是透過性別意識形態，而非透過經濟模型。”這句話的意思是，19世紀的人已經就婦女的低工資給過一些解釋，但伯內特認為那些解釋不合理。

她進而寫道：“不管怎么說，人并不常常能理解他們觀察到的現象的真實肇因。例如，古希臘人觀察到了閃電，他們將其解釋為主神宙斯投擲武器，這是他們文化的一部分，但這并不表明閃電真的來自于宙斯。相似的，19世紀的英國人可能會將女性的低工資歸因于她們對于男性的從屬或依附地位，但這并非低工資的真實原因。”

不管伯內特自己的結論是否正確，她在此處揭示的原則卻非常重要，即歷史研究不能將歷史人物自身總結的因果關系視為真正的因果關系去接受，后人的認知是可以超越歷史當事人的。19世紀的英國人或許不理解當時女性的工資是市場工資，但21世紀的經濟史學家完全可以揭示并論證女性工資水平與工資變化是市場力量作用的結果。

通過一系列復雜的計算，伯內特得出的結論是，在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上，由于大多數工作最看重的是體力，女性的平均工資低于男性，是因為她們的平均產出低于男性。在競爭性勞動力市場上，勞動的性別分工是由比較優勢決定的。而在不那么有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上，男性工人可以通過限制勞動力供給的方式提升他們自己的工資，而這通常會給企業雇傭女性設立障礙。在工業革命時期，在男性作為技術工人工作的地方，工會類組織是最主要的性別壓制來源。

于是，真正具有理論意義的結論很明顯：“在一些案例里，經濟力量有利，在另一些案例里，經濟力量有害，但無論在哪一種案例中，女性和經濟都會從更加競爭性的市場中受益。”

換言之，伯內特的歷史研究，論證了自由競爭市場的好處。而她所揭示的歷史經驗，當然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從這個角度說，《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性別、工作與工資》繼承了經濟學家們通過研究工業革命來解決現實問題的傳統。

BOOK

推薦圖書

《工業革命研究講義》

嚴鵬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6年1月

本書是一部聚焦工業革命研究的學術講義著作。作者以全球視野下的工業革命研究進程為視角，對19世紀以來學術界最主要的工業革命研究文獻進行了系統梳理，區分了“革命說”與“漸變說”這兩種關于工業革命的基本歷史敘事，考察了經濟史研究范式轉移的背景下，工業革命研究在方法、詮釋與理論上出現的變化，辨析了不同學術觀點形成的機理，綜合呈現了工業革命的概念源流、經典詮釋、理論構建、技術與經濟社會變革及多元影響。總之，本書兼顧了學術性與普及性，系統總結了工業革命研究的相關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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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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