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紅軍”曾洪易：新中國成立后找政府謀職，為何被中央判處死刑？

“我是老紅軍，還是莫斯科回來的，組織上怎么也得給我安排個像樣的位置！”

1949年的江西萬安縣，一個穿著長衫的中年人在縣委大院里拍著桌子，那嗓門大得連門外的警衛員都嚇了一跳。

誰也沒想到，這個在當地開了幾年診所的“郎中”，居然敢在新政府的辦公地這么橫，而且拿出來的資歷證件，一本比一本嚇人。

可更讓人頭皮發麻的是，就在縣里準備把他當成“功臣”供起來的時候，一張來自北京的加急電報，直接給他的命運判了死刑。

01哪里冒出來的“大佛”

1949年的秋天，江西萬安縣剛解放沒多久，縣城里的空氣里都飄著一股子鞭炮的火藥味。老百姓還在琢磨著這天是不是真的變了，縣委大院里卻忙得腳打后腦勺。

新政府剛成立，舊社會的爛攤子得收拾，土匪得剿，路得修，最關鍵的是——缺人。特別是缺那種有文化、懂政策、還得是自己人的干部。

就在縣委書記為了干部名單愁得掉頭發的時候，一個叫曾洪易的人找上門來了。

這人哪怕在萬安縣城里，也算是個“角兒”。平日里他在街面上開著一家“鼎記診療所”，戴著個圓眼鏡，看著斯斯文文的。雖然醫術不算頂尖，但也治好過不少街坊鄰居的頭疼腦熱。

大家都以為他就是個讀過點書的郎中，誰知道這天他把診所的大門一關，換了一身行頭，夾著個公文包就直奔縣政府去了。

他見著縣委書記，也沒在那客套，直接就把包里的東西往桌子上一攤。

好家伙，這一攤不要緊，把在場的干部都看傻了。

照片上，這個看著不起眼的中年人，穿著紅軍的軍裝，那是英姿颯爽。再看那些發黃的文件和證件，上面的履歷更是能在當時的江西橫著走：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高材生、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委員、甚至還當過閩浙贛省委書記和紅十軍團的軍政委員會主席。

這是什么概念？

這就相當于一個隱居在新手村的掃地僧，突然亮出了武林盟主的令牌。

縣委書記當時就激動了，趕緊讓人倒茶，雙手顫抖著接過那些資料。在這個急需人才的節骨眼上，天上掉下來這么一個“寶貝”，那簡直就是老天爺賞飯吃。

曾洪易坐在椅子上，翹著二郎腿，抿了一口茶，慢條斯理地講起了自己在蘇聯留學的日子，講起了當年怎么在蘇區指揮千軍萬馬。他說起俄語來那是嘰里呱啦的一大串，把縣里那幾個只讀過幾年私塾的干事聽得一愣一愣的。

他甚至還“謙虛”地表示，自己這些年是為了躲避國民黨的追殺，才不得不隱姓埋名，在這個小縣城里茍且偷生。現在天亮了，隊伍回來了，他這個流落民間的“老兵”，也該歸隊了。

縣委的一幫人被忽悠得找不著北，當場就拍板，要把曾洪易的名字加進擬任干部的名單里，還要作為重點人才向上級匯報。

消息一傳出去，萬安縣城炸鍋了。

原本那些還對新政府持觀望態度的地主、鄉紳，一聽說曾醫生原來是紅軍的大官，那變臉比翻書還快。昨天還在背后罵他是“窮郎中”的人，今天就提著大包小包的禮品，把鼎記診療所的門檻都快踩平了。

曾洪易也是來者不拒，那幾天他家里的酒席就沒斷過。他喝得紅光滿面，對來訪的人拍著胸脯保證，等他上任了，一定照顧各位父老鄉親。

他甚至開始盤算，憑自己的資歷，給個縣長當那是屈才了，怎么著也得去地委或者省里混個廳局級的實權人物。

但他千算萬算，漏算了一件事。

這世界上，有些賬是永遠不會爛在肚子里的，哪怕過了十五年，哪怕山河變色，該還的血債，一分都少不了。

02檔案里的“鬼”

曾洪易的檔案，被當作加急件送到了江西省委組織部。

本來這是一件大喜事，發現老紅軍干部，那是政治任務。負責審核的干部一開始也是帶著崇敬的心情打開檔案袋的。

可當“曾洪易”這三個字映入眼簾，再配上那張雖然老了點但依稀能看出模樣的照片時，審核干部的臉色瞬間就變了。

那不是驚喜，是驚嚇，是憤怒，是一股從腳底板直沖天靈蓋的寒意。

審核干部甚至以為自己看花眼了，揉了揉眼睛，又去翻找了當年閩浙贛蘇區的舊檔案，還特意找來了幾個當年的老同志辨認。

結果確認無誤：就是他。

這個名字，對于1949年的新干部來說可能只是個符號，但對于經歷過1934年那場慘烈斗爭的老紅軍來說，那就是刻在骨頭里的恥辱柱。

省委的領導看著這份報告，把桌子拍得震天響。

好一個曾洪易，好一個“老紅軍”。

他確實當過紅軍的高官，這一點沒撒謊。但他沒說的是，他這個高官是怎么當到頭的，更沒說他是怎么把紅十軍團幾千名將士推進火坑的，最沒敢提的，是他怎么出賣了方志敏烈士。

這哪里是歸隊的英雄，這分明是一個從地獄里爬回來索命的惡鬼，是一個雙手沾滿戰友鮮血的叛徒。

在那個年代，叛徒比敵人更可恨。敵人是在戰場上明刀明槍地干，叛徒是在背后捅刀子，是在你最信任的時候把你賣個干凈。

省委立即下令，必須嚴查。

但這事兒吧，不能急。曾洪易既然敢大搖大擺地出來要官，說明他心里是有底氣的，或者是他覺得當年的知情人都死絕了，沒人能揭穿他。

如果現在大張旗鼓地去抓人，萬安縣離山區那么近，這家伙要是聞著味兒不對，往山里一鉆，或者利用他在當地的人脈搞點破壞，那麻煩就大了。畢竟他現在可是萬安縣的“紅人”，手里還掌握著不少社會關系。

組織上決定，得給他演一出戲，一出“請君入甕”的好戲。

03那場帶血的雪

要說清楚曾洪易為什么必須死，咱們得把時間條往回拉，拉到1934年的那個冬天。

那時候，中央蘇區正面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生死關頭。為了掩護主力紅軍長征，中央決定派出一支抗日先遣隊，北上吸引敵人的火力。

這支隊伍的番號叫紅十軍團。

領頭的是誰？大名鼎鼎的方志敏，還有“戰神”粟裕。

而曾洪易當時是什么身份？他是閩浙贛省委書記，兼任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論級別，他跟方志敏是平起平坐，甚至在黨內職務上還要高那么一點點。

但他這個官，不是打出來的，是“空降”來的。他是當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那個圈子里的人，也就是王明路線的忠實執行者。

這幫人有個特點，理論一套一套的，真打起仗來，那是瞎指揮的高手。

紅十軍團剛出發的時候，曾洪易就開始了他的“微操”。

當時部隊在皖南遭到了國民黨王耀武部隊的重兵圍堵。粟裕和方志敏的意見很明確，敵強我弱，得打游擊，得運動戰，不能硬碰硬。

可曾洪易不干。他抱著教條主義的大腿不放，非要命令部隊去攻打堅固的堡壘，去跟裝備精良的敵人拼消耗。

結果呢？譚家橋一戰，紅十軍團損失慘重。

這時候，如果曾洪易能像個爺們一樣，站出來承擔責任，哪怕是跟著部隊一起死戰到底，那也算條漢子。

但他怕了。

看著周圍密密麻麻的國民黨軍隊，聽著那震耳欲聾的炮聲，這位喝過洋墨水的“大知識分子”，骨頭軟得像根面條。

當方志敏在懷玉山的冰天雪地里，帶著戰士們啃樹皮、喝雪水，跟敵人進行最后的殊死搏斗時，曾洪易在干什么？

他在策劃逃跑。

他利用職權，不僅拒絕了方志敏要求他率部增援的請求，反而帶著省委機關的一幫人，擅自脫離了指揮位置，往所謂的“安全區”撤退。

這一撤，徹底把紅十軍團的后背亮給了敵人。

方志敏被捕了，劉疇西被捕了，幾千名紅軍戰士倒在了懷玉山的血泊里。

而曾洪易，這個時候已經溜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他本來是有機會尋找黨組織的。但他心虛啊，他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罪。臨陣脫逃，導致主力覆滅，這在軍法里是要槍斃一百回的。

就在他在上海街頭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他碰到了一個老熟人——王力生。

這個王力生，以前是他在南昌第一師范的同學，后來投靠了國民黨。

兩人在咖啡館里一坐，王力生一看曾洪易那個落魄樣，再聽他發兩句牢騷，心里就有數了。

王力生對他說了幾句掏心窩子的話，大意就是：你看看你，堂堂留蘇的大才子，在紅軍那邊吃糠咽菜，現在還成了喪家之犬。不如跟我干吧，南京那邊正缺你這樣的人才，高官厚祿，那都是現成的。

曾洪易看著窗外繁華的上海灘，再想想懷玉山里的寒風，他心里的那點信仰，就像肥皂泡一樣，“啪”的一聲碎了。

他點了點頭，把靈魂賣給了魔鬼。

投降國民黨后，為了納“投名狀”，他把自己知道的關于紅軍的所有機密，竹筒倒豆子一樣全說了。蘇區的布防、地下黨的聯絡方式、還有那些曾經信任他的戰友名單。

這一賣，又是一片血雨腥風。

國民黨也是看人下菜碟，看他這么配合，加上他確實懂俄語，就給他安排了個“蘇軍翻譯”的活兒，后來還在空軍司令部里混了個閑職。

你看，這人的命多好。方志敏在監獄里寫《可愛的中國》，準備慷慨赴死的時候，曾洪易正穿著筆挺的西裝，在南京的宴會上推杯換盞。

但他沒想到的是，報應這東西，可能會遲到，但絕對不會缺席。

04致命的“調令”

時間回到1949年。

省委的那個計劃，那是相當的絕。

曾洪易不是想當官嗎？不是想發揮特長嗎？那就滿足他。

沒過幾天，一份蓋著紅章的公函發到了萬安縣委。

內容寫得很客氣：鑒于曾洪易同志精通俄語，且有豐富的革命資歷，省里決定調他去吉安，擔任俄語專職教員，并參與地委的翻譯工作。請萬安縣委協助其盡快赴任。

縣委書記拿到這份公函的時候，心里也是咯噔一下。他那時候還不知道上面的真實意圖，還真以為曾洪易高升了，趕緊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曾洪易。

曾洪易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整個人都飄起來了。

吉安啊，那可是地區行署的所在地，比萬安這個小縣城強了一百倍。而且是去教俄語，這可是他的老本行，既體面又輕松，還能接觸到蘇聯專家，這不就是他夢寐以求的“東山再起”嗎？

他是一點都沒懷疑。在他看來，自己當年投降那是“迫不得已”，而且國民黨后來也沒怎么重用他，他手里也沒直接沾上共產黨人的血（這是他自己的邏輯），再加上這么多年過去了，檔案估計早就在戰火里燒沒了。

他甚至覺得，共產黨現在正是用人之際，像他這種喝過洋墨水的高級知識分子，那得是重點保護對象。

曾洪易樂呵呵地收拾行李。他老婆還有點擔心，問他這一去會不會有什么變故。曾洪易大手一揮，讓他老婆把心放肚子里，說等他在吉安安頓好了，就把全家都接過去享福。

臨走那天，萬安縣不少人還來送行。曾洪易站在船頭，看著岸上揮手的人群，心里估計還在想：老子終究是個人物，金子到哪都會發光。

船順著贛江一路向北，朝著吉安駛去。那一江春水，在曾洪易眼里那是前程似錦，但在知情人眼里，那就是送他上路的黃泉水。

到了吉安碼頭，曾洪易剛一下船，就看到幾輛吉普車停在那里。

他心里更美了：看看，這就是排面，組織上居然派專車來接我。

他整理了一下衣領，滿面春風地朝著吉普車走去。車門打開，下來幾個穿著制服的公安人員。

曾洪易剛伸出手想去握手，嘴里的“同志們辛苦了”還沒說出口，一副冰涼的手銬，“咔嚓”一聲，直接鎖住了他的手腕。

那一瞬間，曾洪易臉上的笑容凝固了，就像是一塊劣質的石膏面具，瞬間碎成了渣。

他哆嗦著問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搞錯了。

帶隊的公安干部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只說了一句話：“曾洪易，方志敏同志在下面等你很久了。”

這一句話，就像晴天霹靂，直接把曾洪易劈癱在了地上。

05遲到的槍聲

曾洪易被關進了吉安的看守所，后來又被轉送到了北京。

之所以要送北京，是因為他這個級別太高了，犯的事兒太大，地方上審不了，得由中央來定奪。

在監獄里，曾洪易還不想死。

他的求生欲那是相當頑強。他開始寫申訴材料，洋洋灑灑寫了幾萬字。

他在材料里把自己包裝成一個“受害者”。他說自己當年是被迫離開部隊的，是因為生病，是因為跟同事關系處理不好。至于投降國民黨，那是“曲線救國”，是為了保存有用之身。

他還厚顏無恥地列舉了自己早年在團中央的功勞，說自己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希望組織上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給他一條生路，哪怕是讓他去大西北種樹也行。

但他忘了，有些底線是不能踩的。

審訊人員把那一樁樁一件件的鐵證擺在他面前：紅十軍團的電報記錄、他在國民黨任職的檔案、還有那些幸存下來的老紅軍的證詞。

每一個字，都是射向他的子彈。

特別是當審訊員問他：“當你坐在國民黨的辦公室里喝咖啡的時候，你有沒有想過，方志敏同志腳上的鐐銬有多重？”

曾洪易啞口無言，低下了那顆曾經高傲的頭顱。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國內開始了聲勢浩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對于這種歷史上有重大血債、民憤極大的叛徒，政策只有一個字：殺。

1951年的深秋，北京的風已經帶著刺骨的寒意。

北京市軍管會軍法處對曾洪易進行了最后的宣判。判決書很長，但核心內容就那么幾條：背叛革命、出賣同志、導致紅十軍團覆滅、充當國民黨特務。

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聽到“死刑”兩個字的時候，曾洪易整個人癱軟得像一灘爛泥。他這輩子，從萬安的農家子弟，到莫斯科的留學生，再到紅軍的高級將領，最后淪為可恥的叛徒。

他就像一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一輩子都在算計。算計官位，算計利益，算計生死。

但他唯獨沒算到，在這個世界上，正義是不能被算計的。

這人啊，總以為換個馬甲，過去的事兒就翻篇了。

1935年他賣了隊友，以為能換一輩子榮華富貴；1949年他想騙組織，以為能再混個一官半職。

結果呢？

1951年11月，那顆遲到了16年的子彈，終究還是鉆進了他的胸膛。這一槍，不光是為了還債，更是為了告訴所有人：背叛者，永遠別想睡個安穩覺。